齋堂歷史文化積淀深厚
以齋堂為中心的一段較寬闊的山間谷地被稱為齋堂川,這里是遠古的北京人生活的地區之一,又是傳說中黃帝打敗蚩尤的戰場之一,也是夏、商時期自然生長的部落國家古匽國的轄區之一。遼、金、元時期至清代又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區域,歷史文化積淀深厚。而人口經由長時間流動、變化,最終趨于穩定,這樣就為形成小范圍的地點方言,創造了條件。
齋堂話在語音、詞語上有很多方面不同于現在的北京語音普通話。就連與齋堂僅有一山之隔,一山之阻的北京市房山區、昌平區以及門頭溝區的永定河北岸和大寒嶺以東地區也有一定的差別。
河北省懷來縣、涿鹿縣和蔚縣雖也被劃為北京官話范圍,他們所使用的詞匯和齋堂話也基本相同,但語音差別卻極為明顯。齋堂話與冀魯官話中的“保唐話”(保定唐山片)雖很相近但仍有差別,因此在周邊不同語言的海洋中就形成了“齋堂話”這樣一個典型的方言島。
明代方言是齋堂話的近源
明朝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較之前朝有較大的進步和發展。特別是作為京都軍事防御體系前哨的齋堂地區,由于朝廷的重視,逐步與京城構成前所未有的一體化。軍事的需要造成人口的流動,在齋堂地區戶口類型中就有軍戶、農戶、商戶、工匠戶、養馬戶、柴戶、雜戶,還有因獲罪不能上正式戶口的黃冊戶等等。
各種行業的興起和教育的普及,語言這一人們相互交流的工具也將前朝使用的“元大都話”融入了明代方言。正如明萬歷年間宛平縣知縣沈榜在其所撰《宛署雜記·方言》中所言:“輦轂上民聲音可入律呂,第民雜五方,里巷中言語亦有不可曉者。”從中可以了解到明代所謂“可入律呂”者為北京官話,“里巷中言語”便是各地的片、點方言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社1987)只將北京市的平谷縣劃入了冀魯官話,而平谷話與齋堂話無論從語音聲調、詞匯、語法上都相差明顯,似乎沒有齋堂話更接近北京官話;齋堂話到目前為止仍屬北京語音普通話,只是有一些差別。
歷代志書都將方言列入民俗條中,這樣可以讓當代人了解方言乃至土語的過去和現在及其發展變化。就是在《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文學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當時的方言。從明萬歷年間宛平縣知縣沈榜所撰《宛署雜記》中可以發現,那時的方言與今齋堂話多數相同、相似或相近。是不是現在的齋堂話就是當時的方言呢?
齋堂話的語音聲調特征
語音聲調是方言相互區別的顯著標志,就北方方言而言就有若干種類,如果細分可達八百余種。齋堂人俗稱自己西北方的宣、涿、懷語音為:“臭板兒”話,稱那兒的人為“臭板兒”或“臭板子”。而齋堂話中稱“學”為“xiáo”,稱“我”為“ě”。
基本聲調和秦晉高原、蒙古高原及我國西北地區漢語語音相近。稱“吃”為“插”,稱“喝”為“哈”。稱“娘”為“niā”。稱“哭”為“juè”。
聲母韻母調值變化的指數相同,再依變化后的聲調相拼是齋堂話的主要特點,這可能是因水土形成的生理原因,聲帶松弛所致。如:他*的“媽”字,讀音既不讀“媽”也不讀“麻、馬、罵”,其讀音不在四聲之內,是聲調下滑音讀“礳啊”。這種低聲調無論是對聲母、韻母的讀音還是對每一個字的讀音都是低聲調。
齋堂地域性語言的特色
在齋堂話中與普通話的讀音相比有不少是聲母相同,而韻母發生了變化。如:“娘”字的讀音,普通話是“niáng”,齋堂話的讀音聲母也是“n”,而韻母卻是“ia”了;又如:腳字“jiǎo”,齋堂話就是“juě”;也是韻母發生了變化。這類的讀音雖不是很多,卻是齋堂話語音的一個很大的特點。
齋堂話中很多社會用語如:“不知道”稱作“知不道”,“后邊”稱作“到后”(huō)、上邊稱作高頭、高里。行業用語中如:煤窯的領工稱“鑿頭”,稱為牲畜做絕育的行業為“劁豬后”。有的齋堂人稱舅母(舅媽)仍為“妗子”,稱水桶為水筲;稱不梳頭為“撓頭”,(至今齋堂人仍稱不梳頭,亂蓬蓬的頭發為“騷撓子”)。
下邊一段話就是典型的地域性語言:“板嵲子底下有一個大土魂子。它倒或(音)的嘴子邊里有個扒道鋪,鋪里盤了個大灶火(音:戶),大爐條露之個抹抹,炕里頭放著zhī窯衣、帽斗、窯繩、窯拐和一堆窯床子。”意思是:在大石板下有一個大土包,土包的后面有個扒道鋪(煤窯口供采煤人員休息的屋子),屋里有一個大灶火(用泥土、石頭砌成的火爐子),大爐條露著個抹抹(小頭頭),炕(用泥土、石頭砌成的床叫炕)里頭(里面)放著窯工穿的衣服、帽子以及挖煤用的工具。
(劉望鴻,門頭溝區檔案史志局局長、中國檔案攝影研究會理事;尚顯英,門頭溝區檔案史志局方志科科長)(原標題:今日京西齋堂話或是明代古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