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暢園一景

    乾隆6次南巡臨幸無錫惠山是以寄暢園為中心展開的，并延伸到惠山寺、竹爐山房、二泉漪瀾堂、錫山、碧山吟社等地，而黃埠墩是進入惠山的大門。乾隆之所以欣賞推崇惠山，除了景色的秀麗、古樸外，每個景點都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積淀。這些景點和諧協調，像一串珍珠串在了一起。這奇奧之處，撥動了乾隆的心弦，這些景點組成了一條景觀帶，像一幅長卷展示在乾隆面前。乾隆在京城復制了“惠山園”“玉泉山竹爐山房”“鳳凰墩”，形成了惠山九龍的縮影，乾隆可在繁忙治理政務之余，抽空到此小憩，以慰他思念之情。按理說乾隆在北京復制了惠山主要景點，為什么還有揮之不去的惠山情呢？因為這些復制的景點只能達到形似而非神似，它缺少了文化內涵和歷史積淀，缺少了幾百年文脈的傳承，缺少一股靈動之氣。惠山文化是一方水土灌溉下發展起來的，帶有濃重的惠山特色，是惠山靈氣孕育的文化結晶，它給惠山景觀帶注入了生命。而皇家園林稀有人至，缺少文人逸士的唱和，寂靜中多了些蕭瑟，這與惠山的人杰地靈是不能比擬的。

    《清高宗御制詩集》共五集，從乾隆元年到乾隆六十年，得詩4.2萬余首。在詩余集，卷二：《惠山園八景》中有：“予向來吟詠，不為風云月露之辭。每有關政典之大者，必有詩紀事。即游藝拈毫，亦必于小中見大，訂訛析義。”吳十洲先生在《乾隆一日》中談了對乾隆御制詩的看法：“他（乾隆）本人也把自己的詩看做生平的歷史記錄，說是‘拈吟終日不涉景，七字聊當注起居。’（五集，卷六十四，《東甘澗》）《起居注》與詩句組成的‘注起居’便成了今日研究乾隆其人的重要歷史資料。”這是很有見地的。

    乾隆詩作中的惠山情，時間跨度也很長。關于鳳凰墩的最后一首《鳳凰墩口號》作于乾隆六十年（85歲），是他在位的最后一年。關于惠山園的最后兩首《惠山園八景》詩是作于乾隆六十年和嘉慶元年（這時乾隆已是太上皇了）。關于最后兩首《竹爐山房》的詩是作于嘉慶元年和嘉慶二年。總之乾隆自辛未（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以來一直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甚至退位后始終掛念著寄暢園、竹爐山房、黃埠墩，這時他已是耄耋之年了，乾隆卒于嘉慶四年，享年89歲，而在嘉慶初還念念不忘惠山情。

    從詩作數量上看，據不完全統計，寄暢園、惠山園有174首。竹爐山房有171首。黃埠墩21首，關于惠山和無錫的還有74首共有461首，這中間筆者在摘錄時遺漏了乾隆關于鄒一柱的詩作還有幾十首，總計有500多首，占御制詩總數的1.2％。這已相當可觀了。乾隆的惠山情結，在清朝歷史上是一個獨特的人文現象，帝王對一個府屬縣如此眷顧是很少見的。

    乾隆為什么對寄暢園情有獨鐘呢？

    清朝入主中原，要統治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歷史悠久，有著五千多年優秀文化的地區，這對于一個文化相對落后的游牧民族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元朝的滅亡就是前車之鑒。因而需要角色的轉換，從入侵者變成廣袤土地的主人，若不克服文化上的反差，政權就不能鞏固。清初統治者認識到這一點，必須要學習漢文化、掌握漢文化、融入漢文化。必須要掌控廣大的知識階層，大棒和胡蘿卜一起抓。一方面大興文字獄，排除打擊異己，一方面在學習掌握漢文化的基礎上，表示了尊重漢文化、認同漢文化的態度，并用這種文化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提倡儒學，尊師重教，以“孝”治天下。康熙十八年舉辦的“博學鴻詞”就是一例，它安撫籠絡了一大批的江南士人，清朝經過百年的治理，統治已鞏固，進入乾隆朝，已形成大一統局面，康乾盛世進入了全盛時期。

    寄暢園到了乾隆初期已有了300多年歷史。風風雨雨，歷經起伏，但一直在錫山秦氏手中，像接力棒一樣一代代地傳了下來，從秦金到秦瀚、秦梁父子再到秦耀。當時的文人墨客除了欣賞園居的“蒼涼廓落，不以一亭一榭為奇”、以山水古木的天然取勝外，更多的是稱頌百余年來易主不易姓的奇跡。王穉登在《寄暢園記》中感嘆：“園之主雖三易矣，然不易秦也，秦不易則主不易耳。”王永積《錫山景物略》：“山川風月，本無常主，二百余年不更二姓，子孫世守，莫有秦園若者。”

    清康熙年間，園主秦德藻、秦松齡父子，聘請疊石大師張南垣之侄張鉽改筑寄暢園，造園藝術有所突破，園益勝，成為江南名園，而寄暢園也就成了江南士人經常宴集唱詠之所，儼然是一處藝術沙龍，名聲大噪，享譽海內。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康熙年間文人雅士在寄暢園所留下的詩文，不少于250篇。康熙九年的寄暢園月下拍曲，更是清初昆曲發展史上的一大盛事。作為江南望族的錫山秦氏又一次凸顯了其豐富的人文底蘊和影響力。康熙南巡，六巡至少七幸寄暢園，對于處事低調的康熙來說，是很不尋常的事。康熙第四次南巡回鑾時，秦松齡因故被貶在家，康熙給還原品，并選秦松齡之子秦道然隨駕進京，在九皇子允禟處教書，這種種都是籠絡江南士人的舉措，反映了康熙對江南望族錫山秦氏的看重。

    雍正間，秦道然卷入了宮廷皇位之爭，被捕入獄14年，寄暢園沒官。

    乾隆初，清朝統治了已逾百年，政權更加鞏固，滿漢文化之差異也逐漸縮小。乾隆即位初，由于雍正時期尖銳的皇室內部矛盾，乾隆秉承祖訓，更加重視以“孝”治天下，對于雍正帝的各種政策多有所改動，以示寬厚仁慈。而寄暢園300多年不易姓所顯示的孝道：祖先創業、子孫守業的精神和乾隆的治國理念是一致的。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秦蕙田的陳情表打動了乾隆，秦道然釋放，寄暢園發還。吸收這次教訓，為了保住先祖遺業，秦氏家族采取了一個斷然的措施，把寄暢園改建成雙孝祠，祠產是不能充公的，這樣寄暢園得以永保。因而在康熙到乾隆間對寄暢園幾百年不易姓的贊頌一直是士林佳話，黃與堅、姜宸英、浦起龍等都有精辟論述。浦起龍《秦氏雙孝祠記》中：“物于宇宙，成毀變滅，能據而終有者渺矣，獨忠孝之施，引而愈長，發而愈光……夫一游觀之區傳至三百年不易姓，江表未有，姓不易支，更未有，獨秦氏有之，又重振起之。”

    乾隆對皇祖康熙是很崇拜的，他仿效康熙南巡，走皇祖走過的路，考察河工，體驗治國之道。康熙對寄暢園和秦氏家族的關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登基后處理秦道然一案，更激發了他的興趣，錫山秦氏家族所反映的家族精神，對先世遺業的呵護，對敬祖守業的執著和虔誠，培養出如秦蕙田這樣具有一顆赤誠孝心的賢子孫。這是一個怎樣的家族？寄暢園是一個怎樣的園林，能成為江南士人常去宴集唱詠之地？因而在開列南巡臨幸地時，“不曰無錫，不曰惠山，而曰秦園”。這是乾隆對寄暢園特別關注的原因。

    乾隆南巡，實地欣賞了寄暢園，他被寄暢園高超的造園藝術所吸引，疊石引泉，古樸典雅，不失天然之趣，留下了許多詩篇，詩中對于寄暢園景色的描寫，在御制詩中是不多見的，他有“拈吟終日不涉景”的原則，寄暢園是一個例外，也說明了寄暢園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乾隆南巡，對于秦氏家族也贊賞有加：“近族九人年六百，耆英高會勝香山”“更許佳話傳，遮留詩債償”“異世一家能守業，猶傳鳳谷有行窩”，乾隆二十三年賜“孝友傳家”額給秦氏家屬，并有“愛他書史傳家學，況有煙霞護圣文”之句，對于秦氏家族的家風做了精辟的總結：“孝友傳家”“書史傳家”。

    一個家族，若有賢子孫，恪守祖訓，恒保世守先業，這是孝道的延伸和發展。

    一位君主，要治理好國家，要保衛疆域，實現國富民強，需要大忠、大孝，需要熱愛民族、熱愛國家的臣民。

    從家庭到家族、到民族、到國家，要發展要富強，它所需要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沒有對父母的愛，家族的孝，對民族和國家的忠，也就談不上國家民族的強盛，這就是乾隆寄暢情之主要原因。 秦志豪（作者系原寄暢園園主秦氏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