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傳》成書于漢景帝之時，但早期公羊學自孔子作《春秋》之時便已存在，并經過孔子口授傳至后代。在戰國，得圣人之初心的子夏對《春秋》的詮釋已受推崇，孟子和荀子傳承而廣大。《春秋》亦史亦經，依事而明義，公羊學對其義旨，竭盡探求，形成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歷史哲學。清人皮錫瑞評曰“《春秋》為后世立法，唯《公羊》能發明斯義”（《經學通論》）。公羊學觀念，純正悉備，“大一統”說、“三世”說、“大復仇”說等，于古代治國安邦，作用顯著。

    褒譽報仇雪恥之舉的“大復仇”說，所針對的是朝綱解鈕、殺戮無道的亂世，冀以給痛苦無望的歷史提供另一生存之可能性。《春秋》推崇復仇，尤重報國仇、雪國恥，公羊學于此多有揭示：

    《春秋·莊公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傳文中，齊襄公滅紀國卻被稱為“賢者”，緣于他替遠祖復仇的行為，故孔子予以褒獎，同時，提出了復仇的兩條原則：一是由于國君一體，歷代相襲，故九世仍可復仇；二是在“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即天下無道、公義盡喪的情況下，以直報怨，個人可以秉持自然的血緣之情、沿循祖先的恩痛去復仇。

    在《燕丹子》中，太子丹的復仇之因集合了個人之道義與國家之公義，雖以行刺的形式付諸實施，卻于理未失；此外，九世仍可復仇，更何況是針對現時之痛，故而不得不報。

    小說開篇的“逃歸”情節，針對的原因是“秦王遇之無禮”。“無禮”至何程度，小說不予鋪敘。令人滋生想象的是，在“求歸”之時，秦王所設置的“烏白頭、馬生角”的條件，實為無理之極。秦王許歸之后又不甘心，設下欲置太子丹于死地的陷阱：“為機發之橋，欲陷丹”。由上述兩端，實可逆推與想象居秦為質期間秦王對待太子丹是何等的“無禮”以及太子丹所承受到的欺凌與煎熬。甚至，對于這一人間苦痛，上天也發出了正義的譴責：“丹仰天嘆，烏即白頭，馬生角”、“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在中國文化中，創傷巨痛而莫可伸于人間者，天下百姓對于正義的吁求，均于“天意”明之。小說中的三個神怪性細節，說明天佑太子丹所遭受的不公和痛苦，同時代表人間譴責了秦王之暴虐陰詐。因此，太子丹“深怨于秦，求欲復之”，自是必然。

    太子丹摹士行刺秦王，還緣于其“質子”身份。以人為質的制度產生于西周，戰國時人質主要是諸侯的公子，取其砝碼貴重之義。張守節《史記正義》謂“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點明出具質子一方的主要是弱國。質須以誠信為基礎，但其時質已被欺所取代，對方信不由衷，質實無益也。于是，質子便往往成為強國霸主玩弄的對象，作品中太子丹所傾瀉而出的“無禮”“無道”等控訴，道出了在秦國做質子的無盡悲哀和憎恨。

    因此，貴為太子，出使他國，所代表的不僅僅是自己，更主要的是國家。對方施諸于自己的欺凌，可視為對己國的無禮和污辱。所以，太子丹所欲復仇者，我們切不可理解為僅僅是出于私仇，這之中，實有國恨之意存焉。他對麹武、田光、荊軻三士，于復仇動機反復申明：“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今秦已破趙國，兵臨燕，事已迫急”。與此相映的是，荊軻也認為太子丹之受辱，乃為國事，“解燕國之恥”“數以負燕之罪”“燕國見陵雪”，又在秦庭數落秦王曰“足下負燕日久”。故此，太子丹摹士并行刺秦王之動機，既出于個人之道義，亦出于群體之正義，合乎天理人情。

    公羊學“大復仇”說的另一原則是復仇須究分寸。

    《春秋·莊公四年》經曰：“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曰：“……此復仇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仇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傳文中，齊襄公滅紀國卻安葬紀伯姬，孔子稱賞他，許之以“侯”。《公羊傳》于此指出復仇應須光明正大，把握分寸。

    《燕丹子》中荊軻行刺一段，滲透著這一原則，但最為人詬病：

    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于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海內報仇。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為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

    小說作者認為，秦王對待太子丹“無禮”并且“兵臨燕”，但罪不至死，故虛構了荊軻劫持秦王為人質的細節，用以消弭戰爭，頗與公羊學思想相契合。綁架之未成、荊軻之死，則是緣于秦王之“乞聽琴聲而死”的詭計。這里，光明正大與欺詐狡猾，當下立判，并照應“逃歸”情節。

    公羊學“大復仇”說尚有別一理念，即復仇不諱言敗。

    《春秋·莊公九年》經曰：“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羊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仇也。”

    一般來說，春秋無義戰，但有兩次，其中就包括魯莊公戰齊師于乾時之戰。作戰失敗，《春秋》違反了“內不言敗”的通例而直書“敗績”，原因在于褒獎魯莊公為復仇而戰。公羊學認為，勇于復仇，為大義之所在，即使戰敗，也是光榮的。

    《燕丹子》故事的結尾盡管以失敗而告終，但以公羊學思想而論，太子丹摹士而行刺，屬大義之舉，故雖敗猶榮，值得贊揚。因此，小說作者的通篇筆墨，回蕩著一股光明磊落的激越昂揚之氣，對燕國陣營中的人物，也抱著同情和贊賞。

    公羊學復仇觀念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尚恥精神，這種精神在《燕丹子》中得到了回應，從而在文學世界中，肯定了道義、正義以及國恥親仇必復的合理訴求。以此思想為基礎，自《燕丹子》始，文學史上出現了一批雄渾悲壯的復仇作品。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燕丹子〉研究》項目的相關成果）葉 崗（作者單位：紹興文理學院）（原標題：《燕丹子》中的公羊學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