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號為禮儀之邦，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最后奠定輝煌之宗周禮樂文明，有所謂“經(jīng)禮三百，曲禮三千”。從一人之冠禮、喪禮，到一邦之吉兇軍賓嘉五禮，幾至于無事不關涉禮。有威儀可觀，有等級可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仁義內(nèi)蘊，忠誠外化，當廷為謙謙君子，萬民之望；臨陣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仁覆四海，義襄天下，鐘鳴鼎食，金聲玉振。庶人模仿，戎狄觀化，蠻夷向慕。惜乎后世積靡，天王狩于河陽，八佾舞于魯庭，士子數(shù)典忘祖，諸侯習儀亡禮，終至禮崩樂壞，仁義陵遲。然而后世之賢士大夫，無不孜孜以求重興禮運，再開太平。孔子、七十子之后，漢廷定儒學獨尊。至宋明之時，士人鄉(xiāng)紳聚族復禮，以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民風淳樸，彬彬有禮。清乾嘉之時，三禮之學大盛，有以禮代理之論，清學殿軍孫詒讓以《周禮正義》為經(jīng)學時代畫上句號。可嘆后世發(fā)奮圖強之際，卻自怨自艾，曰禮殺人，以祖有罪，欲移風易俗，全盤西化。然當此之時，禮失而求諸野，仍可體會主人待賓客之誠，賓客報主人之深。惜乎自此之后，逐漸禮棄而不講，儀變而莫究，世道疊運，中西交會，終至今日莫知所守，莫知所往，莫知所信，莫知所尊。積淀千年之禮義，浸淫百代之斯文，必將貞下起元，一陽來復。方今之世，誠信待立，大雅需興，舍禮，何由何從？
然而書生論世，多以為迂闊；六藝經(jīng)世，終難見速效。故士君子或隱于鬧市，或居于鄉(xiāng)里，獨抱遺經(jīng)，箋注疏贊，思系千載，神游九州，補前修之未備，繼往圣之絕學。就中創(chuàng)獲猶多者，實為禮學。歷代禮學著作汗牛充棟，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皓首窮經(jīng)，白頭立說，學者皆視為畏途。然夫子后裔孔德成于臺灣執(zhí)教禮學五十余載，桃李成蹊，更將士婚禮等攝為電影，學界稱為美談。大陸陳公柔就考古發(fā)現(xiàn)論士喪禮、既夕禮之喪葬制度，張長壽據(jù)出土遺跡論墻柳與荒幃，士林為之擊節(jié)。武威漢簡《儀禮》出，千載難逢，陳夢家、沈文倬及三地學者研究紛紛，至今不絕。近來戰(zhàn)國楚墓中遣策、祭禱、占卜類竹簡疊出，與三禮名物相關，馬王堆帛書中有喪服圖，郭店楚墓竹簡、上博博物館藏簡中直接關涉禮者如《天子建州》《昔者君老》《內(nèi)禮》《君子為禮》諸篇，去圣不遠，可供研究者多。
昔日楊寬《古史新探》以出土文獻證傳世文獻，新探籍禮、冠禮、大蒐禮、鄉(xiāng)飲酒禮、饗禮、射禮、贄見禮，名滿天下。如今耆學碩儒多已老成凋謝，三禮之學，其有師法之傳、以學名家者寥若晨星。然此中以絕學矯世者有之，知儀不知禮者有之，征傳世文獻而不究出土文獻者有之。故相關著作雖時有所見，而探本窮源者罕有所聞。雖可喜禮學不絕若線，亦可嘆禮運時命不興。
今喜見楊華教授之《古禮新研》（商務印書館，2012年），考察古代禮儀制度，學有師法，成一家之言，令人耳目一新。其先論禮樂制度與中國傳統(tǒng)文明，考察先秦制禮作樂至禮崩樂壞之歷程，追尋禮義，而不止于瑣屑儀節(jié)；繼以出土文獻、異族之說、外來觀念以考殷高宗“諒闇不言”與君權交替之事，示人其研究方法，實乃陳寅恪所總結王靜安之“二重證據(jù)法”；其下分論禮學諸問題。篇末《上博簡〈天子建州〉禮疏》《上博簡〈武王踐阼〉集釋》《〈序寧禱券〉集釋》三篇，展示作者之研究路數(shù)，正是乾嘉學者先為資料長編之法，且“以小學入經(jīng)學，則經(jīng)學可信”。故其所論諸文，根本深厚，皆有可觀及可資啟發(fā)之處，如《新蔡楚簡所見祭禱禮儀》《新蔡楚簡祭禱禮儀雜疏》之類，便引發(fā)學界之種種討論。雖或容有不同意見，后來者卻不得略過其說不表。
楊華諸文，尚有一特色，乃窮舉相關資料，兼以大量圖表以清眉目，有量化研究之風。其所猶擅長者，乃系統(tǒng)之研究。自集釋入手，而又能貫通而升華，積壘土而為九層之臺，兼諸善而至神明自得，打通甲骨、青銅器、簡帛、封泥、地券，穿插于思想類、數(shù)術類、遣策類簡帛，流轉于戰(zhàn)國簡與漢簡，古書與文書等學科區(qū)塊，縱橫捭闔，為鴻篇巨制。此等功夫，在同輩人中罕有其匹。如其考究先秦用血制度兩篇，一為《先秦血祭禮儀研究》，一為《先秦釁禮研究》，本源三禮，上通殷商，浸及原始巫術，下涉漢宋，遠涉子集二部，復又論及儒者起源之公案，故有新見解；其《楚簡中的諸“司”及其經(jīng)學意義》，剔羅扒梳楚簡與經(jīng)書，又據(jù)齊侯壺而論《周禮》成書時間之舊訟，因得新觀點，繼而又考《堯典》“六宗”之舊難，遂提新證據(jù)。再如《說“謫”——兼論漢代政治譴告理論的民間基礎》一文，勾連簡牘、買地券、經(jīng)典、道教文獻，清理出民間信仰中長期流傳而不為學界所知之專題。凡此諸文，不僅皆極具開創(chuàng)性，且其積累之深厚，問題意識之敏銳，實為罕見。而其以楚簡中之“上下”、“內(nèi)外”為楚人祭禮中之神靈分類，則展示統(tǒng)合之能事；以墓葬中出土之器具、簡牘、標簽、封泥以考楚地助喪禮儀，論襚、赗、遣，則凸顯如炬之目光，皆金針度人，授人以漁，啟發(fā)良多。至若其論楚禮廟制，則本楚簡材料，闡明楚人祖祭禮制總體仍近周禮而別于殷制，是故中原文化斥其為“淫祀”，實因其不如周禮之嚴格細密而已，此說足以糾正過去之偏見。其《“五祀”祭禱與楚漢文化的繼承》一文，又據(jù)出土竹簡文獻，厘清經(jīng)學史上聚訟千載之問題，表明《禮記·祭法》基于五祀，復吸收楚地司命、厲二神，終成“七祀”，則楚文化與中原文化之關系，又有需改觀者。然《楚地水神研究》一文，卻揭示楚人違禮越望之祭。但此三文恰表明楚人與中原文化之辯證關系，不可一概而論，不可一葉障目。與上述開創(chuàng)性之研究不同，《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里社與私社》一文，乃在諸多前賢論述之基礎上為更上一層樓之研究，利用最新出土文獻，自戰(zhàn)國述及秦漢三國時期，定讞不少懸疑爭辯之難題。
然簡牘之學，于今已枝繁葉茂，日進千里，網(wǎng)上文獻之涌現(xiàn)，需以分秒計，今是昨非者所在皆是，連環(huán)待解者觸目可及。《古禮新研》中許多文章雖在出版前不斷更新補充，亦難免有今或可商之處。如“舉禱”之釋，“槁木三年，不必為邦旗”之解等等，或還可再討論。然此類問題，為任何一部與簡牘相關之著作所難免，更何況楊華此書面試于2012年3月。其所依憑時賢前哲之說，如莊周之年世，“顓頊”、“太一”之讀，齊侯壺之年，“十大經(jīng)”之名，“世俘解”、“詮言訓”之稱等等，或還可以再商量，但此則為責備賢者之說了。書中隸定古簡文字，造字雖多，然校對精細，錯訛罕見。其或為手民之誤者，僅有幾見，如所引孟蓬生文《上博楚竹書（四）閑詁》之“閑”恐當為“間”之訛，所引王博文《釋“三年槁木，不必為邦旗”》，當為“槁木三年”，此純?yōu)榭霖熤樠浴?/p>
要之，楊華《古禮新研》一書，上及原始巫術、殷周之禮，下至唐宋民俗，本于傳世文獻，依托出土簡牘，兼及金文、地券、封泥等出土文獻，證經(jīng)補史，稽考群疑，并為創(chuàng)造性之研究，為禮學返本開新，洵為經(jīng)典之作。
數(shù)十年來，地不愛寶，湖湘皖豫賴其天賜之地下條件，出土大量楚國遺物，簡帛名物得以保全，時有轟動學界之消息。諸地域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獨領風騷。荊楚大地，珞珈山上，時有高朋滿座，百家爭鳴之會，于湖光山色之中，頌屈子之騷，讀楚人之簡，正是惟楚有才，于斯為盛。楊華畢業(yè)于復旦，執(zhí)教于武大，綜兩校之長，兼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其將來之更大成績，可以期待。李 銳（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原標題：楚簡重光 絕學復興——讀楊華《古禮新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