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上大夫 插圖 李玉明
 

    《孔子家語》記載，冉有問孔子：“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難道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行事，不可以用禮約束嗎？”孔子說：“不是這樣的。過去是把大夫歸屬于有廉恥之節的人，他們犯了死罪當然要處罰，但為了顧及他們的臉面，就不在刑場行刑，而是把他們囚于獄室，然后準備一把劍，放在銅盤子上，覆蓋白布，送到獄室，讓他們感到羞愧而自殺。所以即使刑不上大夫，大夫犯罪也不能逃脫處罰。所謂禮不下庶人，是因為庶人忙于生計而沒有時間學習演練禮法，所以不能要求他們的一切言行都符合禮。”

    孔子的這種解釋，說明他對不同人群踐行禮法，是主張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讓犯了死罪的士大夫在獄室自殺，而不是在大庭廣眾下處死，是讓他們死得有尊嚴，體現的是禮遇尊者的禮法，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禮記》從四十六個方面對人的言行舉止提出了數百條禮法規定，要熟練掌握運用這些禮法，需要幾年時間學習演練，因此，這些禮法只能適用于衣食無憂的士大夫之家。孔子提出對庶人不可苛求于禮，是對庶人生活狀況設身處地的考慮，體現的是對禮所抱的靈活變通態度。

    孔子對“刑不上大夫”內涵的解釋，對后世的士大夫們有深刻影響。司馬光對孔子的這一思想是心領神會、倍加推崇的，他在《資治通鑒》中就記載了多例“刑不上大夫”的史實。

    唐玄宗開元十年（公元722年）八月，玄宗與秘書監姜皎密謀廢黜王皇后，姜皎泄密，玄宗在朝堂怒杖姜皎六十，流放欽州。十一月，廣州都督裴伷（zhòu）先犯罪入獄，玄宗與宰相張嘉貞、張說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于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巡北邊，聞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差役）待之！皎之事不可復追，但不能重蹈覆轍。裴伷先罪應流放，豈可再以廷杖辱之！”玄宗深以為然，就沒有對裴伷先施以杖刑。退朝后，張嘉貞覺得張說在玄宗面前駁了自己面子，很不高興，張說開導他：“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恐怕吾輩也難以幸免。我此言非為裴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張嘉貞無言以對。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浚貪贓受賄事發，按律當死，家人變賣家產為其贖罪，得以免死，玄宗仍命杖之六十，流放古州。左丞相裴耀卿認為不應再對楊浚施以杖刑，于是上疏玄宗：“免去楊浚死罪，君恩浩蕩。但讓他脫了衣服承受杖刑，在朝堂上丟人現眼，這比死罪還要恥辱。杖刑只可施之于徒隸，不應當用在士大夫身上。”玄宗聽從裴耀卿諫勸，免了楊浚杖刑。

    后晉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十一月，割據福建一帶的南閩（“五代十國”時期的“十國”之一）國主王昶殘暴不仁。諫議大夫黃諷決心以死進諫，于是與妻子訣別，在朝堂之上直言王昶種種不仁弊政，王昶怒不可遏，立命對黃諷施以杖刑。黃諷大義凜然道：“我如果為國不忠，死亦無怨；今天以直言諫君而受杖刑，是最大的羞辱，我死也不能接受。”王昶對他無可奈何，只好收回詔命，將他貶官為民。

    后晉天福八年（公元943年）十二月，南閩國主王曦嫁女，朝臣爭相送禮邀寵。事后，王曦查看送禮登記簿，發現有十二名大臣未送禮，于是將他們全部拽倒于朝堂，施以杖刑，以示報復。接著，又因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報彈劾這十二人，令衛士將其拽倒，亦將杖之，劉贊義不受辱，以頭撞地，血流滿面，欲自殺以明志。諫議大夫鄭元弼進諫：“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官百僚，豈宜加之棰楚？”王曦這才免了劉贊杖刑，但劉贊受辱于朝堂，竟被活活氣死。（原標題：正解“刑不上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