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禮樂文化為核心的儒家，似乎已被舉為治國之本。可實際上，歷代君主臨朝，實行的多是以維護皇權專制為目標的法家的嚴刑峻法。“外儒內法”，儒是表面的形式，鼓樂之聲，依稀在耳；法是實際的內容，屠刀刑杖，王者在握，在皇權專制的中國，千年以降，法家的君權至上，是理政治國的根本。

    儒家倡導君臣倫理、尊皇忠君的同時，要求君主仁政愛民，對君主提出諸多的禮樂規范和道德要求：為君者要以明君圣主自律，篤行仁義。孟子甚至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為國本的主張，他認為，像桀紂那樣的暴君，根本沒有為人君主的資格。這樣的理念，當然不會被嗜權如命的君主青睞。朱元璋就對孟子的民本意識惱恨無比。朱元璋專權廢相，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于一身，設錦衣衛，酷刑統治，他當然傾心法家集權君主、酷刑治國的主張。利之所在，王者趨之若鶩。

    法家理政治國，準確的表達應是刑治，而不是法治。禮是法治的原創精神，先秦法家卻把“以法治國”與“以禮治國”對立起來，還揚言，禮是禍害社會的禍根。《商君書》匯集先秦法家商鞅等人的著作，集中反映了他們的治國主張。《商君書·靳令》中提到的“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六為虛數，極言其多。商鞅以“六虱”設喻，指責禮樂文化給社會帶來了動亂和災難。他信奉治國的根本是對人性的管理，“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他認為，施仁行善，可以使人受惠得益，但不能改變人的稟性，使人性良善。人心邪惡，人性暴戾，有待嚴刑懲戒，僅靠行仁施義，不能使社會和諧安定。商鞅認為，刑法的實施，上至官吏，下至平民，不恕不憫，一律嚴酷，“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只有嚴刑統治，國家才能進入有序的境界，這是法家治國主張的核心。

    酷刑是治國的根本，是君主政令通行，有效駕馭百姓的手段。商鞅竭力推崇君權專制，他反復強調：“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廣于勝法；勝法之務，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說到底，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只有君主專制，大權獨攬，方能成就。商鞅反復強調：“權者，君之所以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權制獨斷于君則威。”權力壟斷資源，擺布人命，建樹權威方能無敵，君主只有“秉權而立”，國家才能“垂法而治”。

    韓非，是先秦法家主張皇權專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設定的理政格局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為君主立圣，祈四方朝拜，一切聽從中央。為了利于統治，韓非還提出治國三大方略，即法、術、勢。韓非解釋：法，文字圖籍，設立于官府，頒布于百姓，是成文的法典。術，隱而不宣，藏于胸中，是駕馭臣民的謀略和權術。勢，權力帶來威勢，權勢壓人，“勝眾之資也”。韓非發展了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的思想，為皇權專制的強化，從體制建設到權力實施，設計了一套完整的方案。他還以樹設喻，強調皇權專制是政治的生命，不可或缺，他提出強干弱枝的主張：“數彼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韓非全力倡導鞏固公庭（君主），削弱私門（貴族大臣），法為君掌，術為君操，勢為君處，以刑德為治國的兩手：“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賞罰出自君主，以此羈縻臣下，使臣民俯首帖耳，唯君命是從。并進而提出，不忍誅罰則暴亂不止，“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他的“以刑去刑”的主張，赤裸裸地宣示：只有鎮壓方能帶來統治的穩定，只有鎮壓方能帶來社會的安寧。

    法家的治國主張，在實踐中，最典型的當數商鞅變法。商鞅原系衛國的貴族子弟，入秦后助孝公圖強。他提出，只有變革方能造就繁榮，三代禮不同而各成王業，五霸法不同而各成霸主，變是鐵證。他編定戶籍，實行連坐，加強社會控制；廢世卿世祿，鼓勵變革奮斗。秦遷咸陽后，廢井田，開阡陌，廣征賦稅，積聚財富；平斗桶，齊丈尺，統一度量衡，方便商業流通；焚詩書，禁游說，制定秦律，苛刑專政；合并鄉鎮，設立縣制，國君任免，中央集權。商鞅新法的推行，為秦國掃滅六國，統一中華，奠定了基礎。

    當然，商鞅的嚴刑峻法也必然招致社會特別是貴族的仇恨。商鞅最后在逃亡中被捕，身遭車裂酷刑，是他個人的悲劇。法家刑治的高壓政策，夸大刑法的作用，擴大管理的范圍，當然不得人心。故秦王朝只維持了十五年，旋即土崩瓦解。而秦代開創的刑治制度，也給后世皇權專制留下了諸多負面的影響。賈誼就曾指出，商鞅遺禮義，棄仁恩，秦俗日敗。董仲舒也說，自古以來，沒有哪個朝代像秦代一樣以亂治亂，只能使習俗薄惡。因為，刑治違背了人心規范、道德勸解的禮樂文化精神。違背禮樂文化精神的刑法，只能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造成人心敗壞、惡念橫行風習，社會不可能進入安寧穩定。

    與禮樂文化精神相抗衡，是法家理政治國的敗筆。須知，對待犯罪的懲治，不是單純的報復，而是為了建立社會對犯罪有效的控制機制。禮樂的道德倡導，是對犯罪動機的勸阻；禮樂的寬刑主張，是對犯罪適度的懲處，為悔悟留下余地。恩赦，始于周代，恩赦的實施，是禮樂人文精神的宣揚。《易經·解卦》中就有“君子以赦過宥罪”的象詞，把寬容視為君子的美德。周公多次倡導寬恕赦免罪人。大赦已成我國古代寬刑的傳統，據有關資料統計，兩千多年來，皇恩大赦有1200多次。大赦啟迪社會的寬容氣度、慈善意識。在中國“外儒內法”的王權制度下，禮樂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大赦中得到了有限的展現。當然，大赦的實行，要恪守寬赦有度的原則，不違禮法的根本，方能帶來悔罪趨善的社會風尚。葉鵬（原標題：禮樂文化與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