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制，是禮樂文化形成的社會管理制度和道德實踐規范。古代禮制的倡導和實踐，不是對法治的排斥，而是對法治的維護。禮本身就是法，一部《周禮》就是一部原始狀態的法典。禮制具有法律功能，禮與法是相輔相成的。禮是法的指導思想，法是禮的實踐規范。禮治心，是自律之法。

    禮與法、禮與刑的關系，孔子都有闡釋。“古有禮，然后有刑。”孔子認為，先有禮的戒律，后有刑的懲處，禮是刑之源。但是，孔子進而指出，禮與刑在社會人心管理過程中，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道德為導向，借助刑法整治，百姓因畏懼而不犯法，并非有了羞恥之心；養成高尚的品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百姓自然不會觸犯法律了。

    儒家強調禮德之治，是為了使管理進入一個更高的理想境界，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理政治國有不同的層次，德治衰微，動用刑法，這是無奈的選擇。孔子向往“無訟”的社會，大家都不打官司了，禮讓和諧，進入了“以禮齊之”的圣人之治，這才是理想的社會。

    禮樂文化“尚德不任刑”，不是拒絕刑法，而是不讓任意動刑。刑不是衰世之物，應成為對禮制的維護力量。因為，現實無情，亂象叢生。所以，在實踐中，儒家認為刑治是對禮治的補充，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善良的愿望，不能搞好管理；而只有管理制度，也不能形成自覺的行動。要約之以禮，驅之以法，固本培元，雙向互動。而掌權的實踐者，如宰相王安石，他的體會就更為真切。他說：“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禮制權法，各自承擔不同的職責，不可或缺，貴在從宜。

    禮樂文化對刑法的根本要求，在于對人文情懷的關注。周代崇尚天命，天命是人間的主宰，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政權受命于天，天眷有德，天又是德的化身，是立法的神圣依據。說到底，道德人心是立法的根本，“以德配天”，道德是人間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決定因素。所以，要體現人文關懷，《周易·咸》云：“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應體貼人心，才是圣人之治，人文關懷是禮的法治精神。

    禮樂文化對法治動刑，有一個“求中”的要求，“求中”就是公正適度，這原本是舜帝的倡導。周代效法舜帝，文王要求“毋淫”，亦即為政動刑不可過度，不可放縱。

    明代思想家丘浚在《大學衍義補·慎刑憲》中，對“求中”有一段論述，他說：“圣人之心，不偏不倚，而施之事為者，無過不及。非獨德禮樂政為然，而施于刑者亦然。”強調公平中庸的可貴，只有“慎刑”“明刑”，方能達到“祥刑”的境界。

    刑原本是法治最后的判罪懲罰，在古代長期的專政時代，刑卻成為逼供的手段。古代刑偵技術相對落后，口供是定罪的主要依據。為了獲得口供，對犯罪嫌疑人在精神上進行恐嚇，在肉體上進行折磨，逼其供述。動刑在先，妨礙真相的揭示，難能確保定罪的公正。所以，對刑訊制度要有規范。

    我國最早對刑訊的規定，見于《睡虎地秦墓竹簡》，《治獄》篇云：“治獄，能以書從跡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為上；笞掠為下；有恐為敗。”以口供定罪，要注意口供的來源，不威嚇，不拷打，正常審問，查得真相，這是上策。嚴刑拷打，在恐怖左右下取得口供，難免編造謊言，是下策。

    拷打囚犯之殘酷，在秦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到了漢代，接受酷刑積怨的教訓，董仲舒以禮樂的德治精神，提出“德主刑輔，禮刑并用”，并對審案的過程提出“先情訊后刑訊”的具體要求，要以正常的審問當先，不容先動刑罰，這是重大舉措，使禮治的人文關懷得到了制度的保證。

    刑訊當先是對法治的敗壞，為健全的法制所不容。近代西方法治大潮東來，我國較早接觸西方文化的官員，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就提出除命案、死罪不肯認罪外，一律禁止刑訊。其實，命案、死罪也一樣，以證據定罪，這才是法治判刑的根本。所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于1912年頒布政令，禁止刑訊，并指出“刑訊一端，尤深惡痛絕！”

    其實，在我國古代，為了糾正或緩解刑訊的弊端，周以來，疑罪從輕、疑罪從無的倡導，就頗為風行。《尚書·大禹謨》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寧可不要法典，也不能濫殺無辜。寧可錯放，不可錯判，這是對基本人權的維護。寬刑慎罰最大規模的實踐，在古代，就是大赦的實現。周公多次告誡成王，要愛心泛眾，常常想到寬恕赦免罪人。這是社會慈善意識的倡導，是儒家不倦的追求。

    相傳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科舉考試，題為《刑賞忠厚之至論》，有考生答卷云：“《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可賞可不賞的要賞，可罰可不罰的不罰。皋陶是傳說中執掌刑法的官員，堯主張寬刑，皋陶主張嚴刑，且各自強調再三。

    這份試卷深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于是約見考生，詢問“三”的出處。有趣的是，這位考生就是蘇軾，沒想到，他坦然回答道：“想當然耳！”沒有出處，理應如此。這則趣聞軼事，除了生動展示歐陽修的慧眼識才、蘇東坡性情中人的個性之外，更表明儒家學人對放寬恩賞、慎施刑罰的禮樂傳統的推崇。所以，時尚風流，宋代大赦之風頗盛。

    宋人筆記中，多處記載大赦的場面：鐘鼓齊鳴，歌舞歡騰，皇帝出幄，諸臣羅拜，百姓圍觀，罪囚解枷，萬眾三呼“萬歲”。赦免制的實現，也曾一再受到質疑，認為大赦是對受害者的再度傷害，是對罪犯的放任縱容。王安石也曾批評沒有章法的寬刑，是“為政不節”。特赦有利于社會整合，避免司法和執法過程中給社會帶來的傷害；有節有度，合情合法，赦免方能帶來積極的效果。

    重溫禮樂文化與刑法的關系，是為了喚起對人權的尊重。近來媒體有關慎對疑犯的報道，正是法制意識進步的反映。往事可鑒，遠離刑訊、疑罪慎刑，力求萬無一失，為法治的健全做出新的貢獻。葉鵬（原標題：禮與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