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俊先生主編的《中國孟學史》由山東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刊印。該書100多萬字，就此而言，它確為一巨著。在收集資料、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等方面，本書確有貢獻。不過，下面著重談其不足，以求教于主編、作者和同行。

    一、“與”的敘說框架輕“孟”。該巨著的基本框架是：“某某與孟學”，例如，董仲舒與孟學、王守仁與孟學、王夫之與孟學、牟宗三與孟學……這種“與”框架下的內(nèi)容約占了全書三分之二。例如，《顧炎武與孟學》一節(jié)共約4000字，而跟孟直接有關者只有兩處：“顧炎武考《周禮》《史記》《法言》《鹽鐵論》《梁書》《顏氏家訓》《廣韻》等書而發(fā)現(xiàn)其中有引《孟子》之文而今本《孟子》無之者，因此猜測《孟子》可能有‘外篇’。”（第521頁）；另一處則說到顧炎武對孟子關于“恥”的引用與評論。兩處總共不超過五百字。孟子《外書》問題，乃孟學史上一重要問題。但是，該巨著論此僅限于剛引之不足100個字。一般性地述顧炎武時，可以洋洋灑灑，而偏偏對此重要問題卻惜墨如金。東漢趙岐注孟時已發(fā)現(xiàn)《外書》“似非孟子本真”，而該巨著說趙岐時完全不提此發(fā)現(xiàn)。前賢今人對《外書》的大量研究成果，該巨著也全不提及。《陸隴其與孟學》一節(jié)，本應集中講其《孟子集注大全》《四書講義困勉錄》中關于《孟子》的部分，但實際上主要講他的宗朱與反陽明的思想傾向。《曾國藩與孟學》一節(jié)引他在翰林院供職時立之12條（靜坐、早起、讀史等）而說明他的“孟學視野下的個體道德修養(yǎng)”，但是，這12條基本上無孟學特色。《陳獨秀與孟學》一節(jié)在談陳獨秀對孟子“仁”之思想之體認時事實上談的基本上是作者之體認，而不是陳的體認。陳明確說民貴君輕、民為邦本等與民主“絕非一物”，但作者卻說陳體認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該巨著“與”式寫法，實在令人失望。在“某某與孟學”的框架中，前者常被強化，后者常被弱化。這樣寫出來的中國孟學史，不能凸顯“孟”。跟其他孟學史著作相比，更容易看出此寫法之毛病。黃俊杰《孟學思想史論》第二卷（在大陸出版時易名為《中國孟學詮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完全不用“與”式寫法，而是每一章都凸顯孟學思想或孟學解釋。黃著有《王陽明思想中的孟子學》，而王著則有《王守仁與孟學》；黃著有《戴震的孟子學解釋及其含義》，而王著則有《戴震與孟學》……只要看標題，就知道哪一種寫法更好了。李峻岫《漢唐孟子學述論》（齊魯書社2010年版）共五章，每章都不含“與”。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也不用“與”式寫法。

    該巨著還有另一種“與”：“孟子與某某”。“某某與孟學”重前者而輕后者，而“孟子與某某”又重后者而輕前者。《孟子與<大學>》一節(jié)共13頁，單論《大學》約9頁，而論孟子繼承、發(fā)展《大學》只有約5頁。《孟子與<中庸>》一節(jié)也存在近似的情形。

    二、系統(tǒng)論話語沖淡孟學特色。該巨著以上世紀80年代盛行之系統(tǒng)論來解釋孟學，認為“孟子的思想體系就是由個體論、社會論、天人論……構成的系統(tǒng)整體……個體的完善、社會的協(xié)調(diào)、天人的和諧，構成了孟學體系的主要內(nèi)容。”（第104頁）難道不可把孔子、荀子、朱子等大儒的思想體系，都看作是由這三個子系統(tǒng)構成的整體嗎？難道他們不也同樣追求個體完善、社會協(xié)調(diào)、天人和諧嗎？王先生還以多樣性、有序性、開放性作為孟學的基本特征（第140—144頁）。難道不是太多的思想體系都具有此三性嗎？難道荀子、董子、朱子等大儒的思想體系不也具有這三性嗎？王先生如何以這三性說明孟學與荀學、董學、朱學等的區(qū)別呢？具體地闡釋性善論、民貴君輕論等孟學中最有特色的東西及其發(fā)展，應該要比用“三論”和“三性”來概觀之更有信息量。

    三、以“封建”說孟學毛病太多。該巨著高頻率地以“封建”來說孟學：“封建帝王對孟子的尊崇推至極點。”（第1頁）“兩宋時期，封建王朝為了維護大一統(tǒng)的封建統(tǒng)治而極力尊崇孟子。”（第16頁）“本書采用……戰(zhàn)國封建說……戰(zhàn)國初期，新興地主階級先后奪取了各諸侯國的政權……戰(zhàn)國中期……封建社會政治、經(jīng)濟結(jié)構在各諸侯國……基本確立……孟子，是新興地主階級士階層的突出代表。”（第51—64頁）這樣的話語曾一度被太多的國人所接受。不過，現(xiàn)在研究孟學者多數(shù)已經(jīng)不用了。當然，如果王先生認為這樣的話語是對的，他可以堅持。但是，我提兩點看法。首先，被濫用的“封建”遠離“封建”本義。從中文看，“封建”乃“封邦建國”之簡稱，指西周時國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他的兄弟、親戚等的一種制度。典型的封建制到東周時代慢慢瓦解。秦始皇用郡縣制取代封建制，此后，典型、完整的封建制逐漸退出中國歷史舞臺。既然如此，怎能說戰(zhàn)國時確立“封建”制度呢？從英文看，作為“feudalism”的漢譯，封建主義是指歐洲中世紀一種封臣以領地的形式從領主手中獲得土地的制度。在歐洲封建社會中，小國林立，不存在強大、單一而管治遼闊疆土之中央政府。在此意義上，封建意味著分權，意味著集權的反面。就此言之，“大一統(tǒng)的封建統(tǒng)治”是自相矛盾之說。其次，以“反封建”之名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給民族心靈造成了巨大的傷痛。在反“封建”與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難解難分的情況下，后者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厄運。把所謂“封建”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聯(lián)系起來，導致了太多的冤假錯案。總之，我認為，以“封建”說孟學，完全說不通，而且很有害。

    四、其他硬傷。第一，史實錯誤。該巨著說：“董仲舒……對荀子的‘性惡論’予以了批駁……主要集中在一點，就是指出荀子人性論中否定了人性中有善的成分是一個缺陷，認為如果人性中沒有善的因素，那么王教就不可能使其化成善人。”（第286頁）事實上，在今存董仲舒的著作里，找不到任何批駁荀子人性論的話。不知作者是否想以下面的話作為“批駁”的證據(jù)：“性者，天質(zhì)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zhì)，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zhì)樸不能善。”（《春秋繁露·實性》）這些話絕對不批評荀子，恰恰相反，它們與《荀子·禮論》的話如出一轍：“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該巨著把王安石作為唐宋之交的人物，認為他“折中了孟子的性善說和揚雄的性惡說。”（第368—369頁）作者把《龜山集》作為程顥的作品（第376頁）。還有更離譜的錯：“美國哥倫比亞的東亞研究所已開辦新儒學研究討論會，夏威夷大學出版《東西哲學》《中國哲學志》等，目的是激揚儒學研究。”（第969頁）“哥倫比亞”應該是“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哲學志》”應該是“《中國哲學雜志》”，它發(fā)的論文不限于儒家，而含道家、名家等。《東西哲學》更不限于儒學，它以關注東西哲學比較而有名。第二，邏輯錯誤。該巨著說：“所謂孟學，從廣義上說，就是指孟子的思想或?qū)W說及其在后世的演變、流傳和影響。研究和編著《中國孟學史》，是為了探討、述評孟學產(chǎn)生、發(fā)展、演變、流傳和影響的歷史軌跡和規(guī)律。”（第1頁）第一句話把孟學和孟學史搞混。第二句話把中國孟學史和《中國孟學史》搞混。書中還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一方面說：“在兩宋以前，孟子的地位一直不高。”（第932頁），另一方面又說：“孟子的政治地位出現(xiàn)了不斷提高的趨向。在兩漢隋唐時期……促進了孟學的傳播……孟學，逐漸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正統(tǒng)思想。”（第8頁）第三，文字錯誤。第439頁的“程遙田”應為“程瑤田”。第649頁的“《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533頁”應該為“《陳獨秀文章選編》（上），353頁”。因篇幅所限，其他文字錯誤難以一一盡列，其他類型的錯誤也難以一一盡列。

    王其俊先生是我的長輩。正因為我尊重他，我才會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如有不當之處，請王先生指正。周熾成（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原標題：一部沒有凸顯“孟”的孟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