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一詞，古已有之。公認的說法是最早出現在《左傳》，其中有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匾，是勤可以免饑寒也。”從表面上看，似乎著重強調勤勞的個人美德，這也并不偶然，因為我國歷史上屬于典型的農耕文明，所以近代政治家同時也是理學大師的曾國藩有“民生以稼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的說法。但實際上，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皇權社會，農業的發展狀況，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內容，所以才將“民生”與“國計”并置。中國古代政治典章制度中的重要內容“祭地”，本就源于農業生產，但被用來表示皇權合法性的“以德配天”。更進一步，中國古代的民生話語，實際上是和“民本”話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此時對于民生的理解，除了農業社會成員個人品德的要求，更為重要的是皇權社會統治合法性的一種體現和強調。

　　重視民生、以民為本的思想，在我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可謂源遠流長。早在殷周之際，周以邊陲小邦的身份，取代了以神權統治代言人的殷商政權，說明統治基礎的穩固不僅需要“順乎天”還需要“應乎人”；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在《國語·鄭語》中，也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說法，此時的政治文化觀，已和自命為上帝之子的殷商有了極大區別，需要“敬天”，但更要“保民”，這種“以德配天”的政治思想，是民生話語的萌芽。

　　民生話語體系的真正形成，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先秦諸子百家中，重視民之生計疾苦的不在少數，如《左傳》、《論語》、《禮記》中均有孔子及其弟子關于請求當時國君輕徭薄賦，使民休養生息的話語，并將其上升到了君民關系的高度；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家學派，主張無為的道家學派，秉持的實際上也是類似的主張。

　　中國古代民生思想的集大成者，當屬儒家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孟子。按照孟子的觀點，民生與王道可謂息息相關，“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民之生計，與土地、政事一樣為諸侯統治之要務；“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而生民之道，則在于“制民之產”與“取民有制”，即一方面要發展生產，保障民生，同時也要防止取民無度，財富嚴重不公。而且，孟子堅信，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有資格做天下的共主，在其看來，三代之興亡，僅德與不德而已，天下之得失又系于民眾之得失，“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所以湯武之得天下，便是得到為桀紂所失的民眾的支持。而其重視民生的經典話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千百年來更是被廣為傳頌。所以，此時的王道統治合法性論證方式，已經基本擺脫殷周時期的“天命觀”，一種新的政治文化觀——“民本”觀開始形成，而民本的重要內容，即是民生。

　　孟子之后，漢代思想家賈誼的《大政》一篇，開宗明義即是“聞之以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其名作《過秦論》，更是以秦百萬雄師統一六國然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指出秦之所以能統一六國，除了自身的富國強兵，與各國百姓飽受戰爭之苦渴望早日安定也不無關系，而秦迅速衰敗也是由于其殘暴統治陷民于水火之中。秦漢之后兩千多年，中國的歷代統治者、思想家，很多也都認識到了民生疾苦與政權統治合法性的關聯所在。所以，《尚書·大誓》中那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才具有了不同尋常的政治文化意蘊。

　　因此，民本主義和君主主義實際上并不是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根本對立的兩種思想體系。相反，它們在實質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相輔相成，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基本脈絡。在中國古代的民生話語中，“民本主義者”即使再強調民生，也沒有把國家的統治權給予人民，而仍把這種主權歸之于君王，這是傳統的“民本主義者”之所以同時也是“君主主義者”的關鍵所在。君王是國家的最高立法者，“君子者，道法之總要也。”君王不僅是國家的立法者，而且是最高的權力執行者，“天子之位也，是為治統。”唯君王才能擁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這種君王的主權任何他人不能分享，否則天下就會大亂。

　　可見，民生疾苦固然成為衡量古代皇權統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即所謂“民為邦本”；但是，邦之主權，仍然屬于君主，民生也罷，民本也罷，其中之民，自然只能是“臣民”而非“公民”；“民生”之“生”，基本上也局限于滿足物質需要的程度，政治統治的權力分配，是不允許分享和染指的。歷代的統治者、思想家，即使把“民”之地位抬的再高，實際上仍然是建立在一種皇權統治的前提基礎上的。所以，關于中國古代的民生話語，我們固然應該意識到其中的“民本”成分，但是也應當意識到其是以“臣民”——君主的政治系統構造作為基本前提的，唯有如此，才能充分把握古代“民生話語”背后的政治文化意蘊。 (作者：付子堂 常安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原標題：“民生”最早出現在《左傳》 著重強調勤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