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南太行的景區，知道關山的多，知道南關山的就少一些。至于歷史上南北關山統稱白鹿山，知道的就又少了一些。知道白鹿山為宗教文化圣地的，就更少了。    

    說起百泉，現在即便是那些喜歡旅游的人，也不會太重視這條線路了。但百泉3000多年沉淀的厚重，也不是走馬觀花能參祥得透的。    

    認為南太行山能叫得響的歷史文化品牌，一是百泉，二是白鹿山。按照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專家的說法，即輝縣市在南太行文化中居于領先地位。其中一個文化高點是蘇門山文化，是傳統精英文化的匯聚地；另一個文化高點是白鹿山文化，是傳統社會文化的匯聚地。       

    百泉諸儒，由穴居野處、自飲自食的蘇門先生孫登而始，都有一種半耕半讀的隱者情懷。北宋邵雍，其本傳上即有“時居母憂，布衣蔬食，躬耕以養父”的記載。元朝姚樞，是“遂棄官攜家來輝，墾荒云門，糞田數百畝，誅茅為堂”。清初大儒孫奇逢在來蘇門之初，就將別人贈送的數百畝地，慷慨地分給了依其而居的弟子們，使他們躬耕自給，邊耕邊讀；他鼓舞門生和子侄們，要“耕于此，讀于此”，不要“小視學稼”。然而，在學而優則士的古代，入仕做官才是讀書的唯一目的，這些出自蘇門的知識精英，在這里憩息心靈之后，紛紛出仕，而傲立于時代潮頭。“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可以概括他們的蘇門之隱。白鹿山之所以能成為宗教文化圣山，南北朝時期后趙的佛圖澄功不可沒。佛教東傳以來，在名號前冠以“佛“者，絕無僅有，建立玄極寺的佛圖澄是個例外，他在推進來自異域的佛教本土化進程上，起到了劃時代作用。嗣后，中國佛教的支流禪宗、密宗和凈土宗，也都和佛圖澄有著一定的關系。玄極寺，不僅僅是白鹿山寺院群落之源頭，也成為了整個南太行山寺院之祖庭。從此以后，各類僧、道、儒（隱）高士們，摩肩接踵，慕名而來，形成了以白鹿山為中心的諸多寺院群落，如白云寺、白鹿寺、西蓮寺、老爺頂等。綜觀南太行旅游度假區之地望，應分淇河、清水流域兩部分。《宋史》稱王彥“八字軍”為“兩河義士”、“太行豪杰”，“兩河”指的就是淇河和清水，清水也就是今天的衛河。現在所說的牧野，位置就在古之“淇（水）、衛（河）間”。淇河源出陵川縣王莽嶺旁棋子山，清水出輝縣白鹿山北之黑山；《太平御覽》卷四十里載：“登滑臺城西南，望太行山，白鹿巖、王莽嶺冠于眾山之表。”清水之上游即石門河，源出白鹿山、北黑山（即山西省馬武寨山），八里溝瀑布、武寓河以及峪河均為其支流，途中吸納了百泉諸水，匯于合河一帶，為衛河的上游。由于清水所經地段多為山間深谷與山前平原，是以其水極清冽，人們因此而名之清水。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清水篇》中用濃筆重彩描寫了清水流域的美麗風光：“（清水）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垂巖懸河，注壑二十余丈，雷撲之聲震動山谷。左右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剎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達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為勝處也。其水歷澗流飛，清泠洞觀，謂之清水矣。”清水流域與淇河流域之自然分界線，在山西省陵川縣的東廟華附近，其間有一巨壑，亦將萬仙山所在的王莽嶺（古稱王莽之臺）與白鹿山兩座山體分開。出于對文史的偏好，南太行諸峰筆者大都徒步考察過，也涉獵過相關的一些古代文獻，白鹿山是出現較多的名詞之一。這座充滿了神秘，在中國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宗教文化名山，一度湮沒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里，后世很少有人問津。新鄉市和輝縣市的一些文史愛好者，大都認為豫北名剎白云寺所在的南關山，就是古之白鹿山。然而，據《輝縣志》記載，白云寺始建于唐代——這就無法解釋從魏、晉至唐初，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里，當北中國的政治中心在洛陽和安陽之間來回搖擺的時候，容納了諸多豪俊之士隱居棲息的全國宗教中心白鹿山，是如何走向輝煌的。    

    為了尋找失落已久的白鹿山，筆者住進了海拔1300米以上的幾個自然山村，那里至今不通水電，更沒有手機信號，多為一些留守老人獨居于數里長的山凹。晚上伴隨著呼嘯的山風，夾雜著野獸的嚎叫，筆者在那里住了3個多月，采用傳統田野考證調查方法，將大山方圓30余平方公里的水源和人類遺存之所，徒步考察了一遍。帶著5本考察筆記，筆者向熱心輝縣市文史事業的河南省昊利達化工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張天利作了匯報。作為首批享受國務院津貼的專家型人員，長期堅持學習和豐富的人生閱歷，養成了張天利對于歷史文化的獨到視角。他馬上對考察資料進行了逐字分析，并找來多名地方文史研究者，對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搜集和綜合論證，并將初步成果給省級權威人士——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與歷史所所長張新斌發了過去。此項成果引起了張新斌的關注，他馬上召集了河南省文史界的精英，一起進行分析論證，并隨即成立了陣容強大的關山文化研究課題組。通過課題組8名專家3年多的努力，形成了30余萬字的研究報告。大家一致認為，現在的南北關山就是古時的白鹿山，是傳統文化的匯聚之地，輝縣市在南太行山文化中居于領先地位，占據了整個太行山文化的制高點。    

    白鹿山分南北關山兩部分，南起輝縣市薄壁鎮，大致在輝縣市上八里鎮的石門河（清水）流域西側，北止于王莽嶺下。這里海拔多在千米以上，為相對平坦寥廓的高原。高原之上，矗立糾結著道道山嶺，將地域自然隔斷，而被隔斷的那一個個宜于人居的獨立山凹，就是諸多的深山區自然村了，這里的溫度一般要比山下低10攝氏度左右。盛夏時節游客至此，同時也在進行著一場由夏至秋的季節之旅，站在向陽山坡，眼看著白云從腳下升起，朝暉夕陰，猶如海上日出。獨有的地形地貌，宜人的自然風光，使白鹿山成為了隱士們修身養性、探究天理的首選之地，歷史上曾有釋儒道三教許多高人，在此“避世避地避色避言”。著名的佛家人物，有后趙石勒政權的精神領袖——佛圖澄，少林寺第二任方丈稠禪師的多名弟子，臨濟二十六世天奇瑞禪師等，道家人物有千古謀圣張良、北齊天文學大師張之信、隋朝帝師盧太翼，著名隱士有唐代的馬嘉運、杜鴻漸和崔元翰等。白鹿山上的寺院品位極高，年代也很久遠，在國內應有一席之地。太行玄極寺為佛教東傳后，繼洛陽白馬寺之后，國內的第二座名剎少林寺還在其后100余年才建立。白鹿寺與石門廟內，均供有明朝內府《大藏經》一部。而位于南關山的白云寺，清朝乾隆皇帝曾經游歷于此，這里也是臨濟二十六世天奇瑞禪師的靈塔供奉之所。歷史上的清水和白鹿山，常常與著名的“竹林七賢”隱士群體相提并論，我們從嵇康、阮籍諸人的詩作，以及北魏酈道元，包括后來金元時期的元好問、劉賡、王惲等人的文獻中，都可以覓到白鹿山的蛛絲馬跡。從歷史文獻記載及考古發掘來看，“竹林七賢”確實隱于白鹿山下古鄧城（即司馬懿駐軍之白屋）城隅，即向秀《思舊賦》言及的“息余駕乎城隅”，在今輝縣市吳村鎮竹林寺一帶。而焦作市修武縣百家巖，只是先賢們的游歷之地。客觀事實如此，兩地市的聚訟爭端，將會曠日而持久。百泉南太行萬壑深幽，溪流潺潺，豐沛的水源滋潤著中原大地，是淇河的發源地之一。淇河在輝縣市境內分南北兩個河道，東流數十公里匯為一處。北河道之源頭分別為山西省陵川縣棋子山和林州亂步泉，南河道之源頭是昆侖根，即今萬仙山景區的黑龍潭瀑布。淇河的南北河道加起來，在輝縣西北部太行山區的實際流域面積，要大于下游鶴壁市一帶。《詩經》之名篇《淇隩》所敘場景，在輝縣境內太行山區多可找到。隩即水邊隈曲的地方，萬仙山景區一帶多此甕狀嶂巖地貌，碩大猶如羅圈椅之狀的山坳里，藏風聚氣，有向陽山坡、梯田、流水和人家，多為自然形成的封閉村落。不到百米高的山包已初具形狀，上千米的山體便有了足夠的氣勢。以淇河流域的萬仙山為主，四圍那些海拔千米以上的大山，在山西省和河南省的交界處聚成了群，最能夠體現中原屋脊雄偉氣勢。北宋著名山水畫家郭熙在他的著作《林泉高致》中，稱太行山的真正面目就在這里。而“上黨有天子氣”之傳說，也一直是北方少數民族王朝帝王們的心頭病。于是，北魏太武帝專門為之南巡，在山西壺關大王山設壇祭祀，并“厭當之”，又劈去相鄰的輝縣萬仙山附近鳳凰嶺一部分，以毀其騰飛之形。諸山最形勝處，當在商朝都城朝歌的祖脈轎頂山，它也是萬仙山的東山嶺。站在山頂登高望遠，近處的大山，千巖萬壑，銅壁鐵墻，風骨硬朗；遠腳下平原猶在蒼茫海浪中，間以炊煙數點，云中雞犬互答，恍如仙境。《道光•輝縣志》如此形容轎頂山：“山極高處，遠望如鳥聳翼形，形家言系朝歌祖脈。登其巔，果見直起三龍，一走東南，一走東北，中龍則至侯兆川而止。或起或伏，如雪波卷浪，俯視人寰，不啻螻封蟻址，真大觀也。”在這云煙蒼蒼、水流泱泱的大山之中，一直是才行高潔的隱居閑逸之士的樂土。據考證，國人心目中最早的隱士概念，就源于這首產生在淇河之畔的《考槃》篇：“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寤寐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寤寐宿，永矢弗告。”考槃，即搭建木屋。詩中描述的是一位狷介的偉岸丈夫，雖然形容憔悴，獨行于山澗水畔，而樂在其中。所以，后人認為此為隱逸之宗。最能體現南太行隱逸文化精髓的，應在蘇門百泉。

    百泉屬淇河水系，隱居于此多年的北宋大儒邵雍，曾自豪地向朋友介紹：“淇水清且泚，泉源發吾地。”《詩經》中“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說的就是百泉。經過數不清的巖阻曲折和地下暗河的伏流，淇水終于順太行山下的地脈涌出地面，成就了百泉湖水。這里更因吐露出了天地的靈氣，表達出了山水之精神，而成為一個全國著名的隱逸之鄉。清朝光緒庚辰年(1880年)，兩江總督樊增祥及錢笆仙與其師（張之洞）座談。師（張之洞）曰：“天下山水孰為第一?”錢笆仙以蘇門對，樊增祥認為是百泉矣。光緒甲辰年（1904 年），樊增祥游百泉后，寫下了《蘇門游記》。張新斌在《新鄉城市文化品牌的戰略選擇與思考》一文中，總結出對中國歷史進程有影響的古今新鄉名人的四大群體。他將“以邵雍、許衡、姚樞、孫奇逢為代表的百泉名儒群體”列為其中之一，與“以比干、姜太公、周武王等為代表的商周群體”，“以張良、張蒼、陳平、周勃、周亞夫為代表的秦漢群體”，“以史來賀、劉志華、吳金印、張榮鎖為代表的當代英模群體”放在一起，相提并論。百泉的隱逸文化源遠流長，最先隱于此地的，是西周末年代行王政的共伯和（即衛武公）。道家典籍《莊子•讓王》篇中說：“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爾非窮通也，道德于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自娛于潁陽，而共伯得志乎共首。”由此，莊子認為共伯和是上古隱士的代表人物。而魏晉之交的著名隱士孫登，以及他的后世仰慕追隨者的依蘇門而居，則延續了這一隱士之鄉深厚的文化內涵。“竹林七賢”中的嵇康拜孫登為師，曾經跟隨他游歷3年；阮籍慕名來到蘇門山上，在與孫登嘯聲互答后，遂有《大人先生傳》、《蘇門嘯旨》等名篇的產生。北宋天圣年間，隱士邵古由洹水、漳水流域一帶遷居于此，傍依著嘯臺住了下來。邵古對兒子邵雍說：“你知道孫登的為人嗎，他是我所崇尚的啊。”青少年時代的邵雍，就是在這里成就學業，而成為文化泰斗，最后選擇了大隱于世。元朝初年，一代名相耶律楚才因嗜邵雍之學，隱居于蘇門山南的梅溪村落。元初名臣姚樞、王磐、竇默、許衡等人也都紛紛隱居茲土，在這里建立了太極書院（即國子監之前身），蘇門講學之風，名動一時，培養出了元朝初年的士大夫無數，形成了在忽必烈當政時期，朝野矚目的蘇門一派漢人儒臣集團。更重要的，他們又將仰人鼻息而艱難生存了數百年的理學思想，由在野推向了朝堂，用于治國安邦。此即是被后人概括為在儒學發展歷史上，與“宋興伊洛”并稱的“元大蘇門”(即理學興起于北宋洛陽，發揚光大在元朝蘇門山），并且由此而奠定了以后的明、清兩朝統治者，將程朱理學作為天下讀書仕子科舉考試的課本的基礎。到了明末清初之際，斯地又接引來了一代大儒孫奇逢。夏峰先生之隱于蘇門，乃是其家鄉的田園被滿清貴族圈占了以后，南下尋親的途中，選擇了投入內涵深厚的蘇門懷抱。此人堪稱將“陽明心學”推至空前絕后之境的絕世人物，而且，先生之學的濫觴所及，又產生了“顏李學派”，以及中原地區的嵩陽書院和南陽書院、朱陽書院等。民國年間名噪一時的村治運動，也從其“為本務實”的學說中，尋求方法論。于是，蘇門山這個已經成為天下讀書人心目中圣地一般的彈丸之地，順理成章地成為民國期間軍界風云人物避世潛隱之地，如袁世凱、徐世昌、端方、錫良、馮玉祥。以蘇門為中心、有袁世凱公館、錫良公館、徐世昌的水竹村別墅、徐世昌墓、端方墓等。（原標題：尋夢太行 隱士之鄉—— 感半耕半讀的隱者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