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的命運是伴隨著國家的命運而起伏的，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國運，國運興則國寶興，國運衰則國寶亡。

　　上世紀上半葉，甘肅出土了居延漢簡等簡牘，它們被稱為20世紀東方文化“四大發(fā)現(xiàn)”之一。可是，人們并不知道“居延漢簡”，在抗戰(zhàn)烽火中，經(jīng)歷了重重磨難，它的命運在所有國寶中最為驚心動魄。

　　簡牘是歷史上書籍不同階段的代表之一，研究表明中國人使用簡延續(xù)了2000多年，東晉時還大量使用，直到東晉以后紙大量使用，簡牘才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北京猿人、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jīng)、居延漢簡被人們稱為20世紀東方文化四大發(fā)現(xiàn)。居延漢簡分為新舊兩部分，人們通常將上世紀30年代出土的11000多枚居延漢簡稱之為“舊簡”，將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近3萬枚居延漢簡稱之為“新簡”。

　　“居延”作為地名始見于《史記》、《漢書》，具體指甘肅、內(nèi)蒙古交界處的額濟納河（張掖黑河）下游的嘎順諾爾、索果諾爾一帶。漢朝時為“居延澤”，設有居延都尉、居延縣。漢朝軍隊在此設立抵御匈奴的長城要塞，是為居延塞。數(shù)百年后，隨著漢王朝的衰亡，居延防線漸漸廢棄了。

　　涉事地點：北京

　　當事人員：斯文·赫定、袁復禮、黃文弼、丁道衡

　　斯文·赫定企圖獨自考察，遭到群起反對

　　1927年，斯文·赫定受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委托，設計柏林—北京—上海的航空路線。為此他來到中國作調(diào)查，這位因探秘古樓蘭而聞名世界的考古學家，試圖再一次尋找機會進入中國的西部。然而，他的行動引起了中國方面的注意。

　　起初，斯文·赫定計劃獨自考察，結(jié)果北京的學術(shù)團體和學界名流群起反對，后經(jīng)多方交涉，最終確定雙方聯(lián)合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對中國西北地區(qū)進行考察。雙方擬定中英文協(xié)定十九條，計劃赴內(nèi)蒙古、新疆考察地質(zhì)、地磁、氣象、天文、人類、考古、民俗等，考察由瑞典資助經(jīng)費。條文也規(guī)定測繪地圖不得大于三十萬分之一，以保護我國國防權(quán)。野外的采集品由雙方研究、發(fā)表。凡有文字的材料歸中國所有，交北平圖書館保管。

　　西北考察團的中方團員由中央觀象臺、地質(zhì)調(diào)查所、古物陳列所、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聯(lián)合組成。此次挖掘所得的其他珍貴文物被斯文·赫定帶到瑞典，直至中瑞建交時才回到祖國。

　　考察團團長由中方徐炳昶、瑞典方赫定共同擔任，另有我國科學家袁復禮、黃文弼、丁道衡、詹蕃勛4人，學生5人，外援隊員17人，考察時間定為兩年。北京大學于1927年4月26日在議定書上簽了字。

　　涉事地點：居延，北京

　　當事人員：貝格曼、劉半農(nóng)、馬衡、沈兼士

　　漢簡差點被帶到瑞典

　　1927年5月9日，考察團從北京西直門車站出發(fā)，經(jīng)過包頭等地前往西北。很快就有了收獲，考古人員在羅布淖爾的鹽澤附近及吐魯番拜城、交河故城進行了挖掘，但所得漢代簡牘不多。

　　1930年春，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帶領(lǐng)工作人員在內(nèi)蒙古居延海以南至甘肅毛目之間的額濟納河畔兩漢堡寨、古壘、邊墻等烽燧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大批的漢代竹木簡書，即存世于今的“居延漢簡”。

　　這次，貝格曼和其他的中國專家在這一帶開掘了六十個區(qū)，其中二十一區(qū)有采集品，發(fā)掘的坑道有五百八十六處，在其中的四百六十三坑中，采獲了漢代竹木簡版及有文字的物品，有五百三十四包，約計一萬四千余枚竹木簡，僅登記工作就歷時四個月才完成。

　　考察團將這批簡運到北京后，貝格曼強烈要求將這批簡帶回瑞典，但劉半農(nóng)、馬衡（故宮博物院院長）、沈兼士、周養(yǎng)庵等眾多著名學者堅決反對并進行了交涉，因為在考察團出發(fā)之際，雙方的協(xié)議中就有明確的規(guī)定，凡是有文字資料的都留在中國，其他沒有文字的文物則帶回瑞典。

　　在眾多學者們的據(jù)理力爭下，漢簡留在了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貝格曼帶走。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瑞建交的時候，這批文物才回到祖國。

　　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按照中國瑞典協(xié)定隨即將簡牘交北平圖書館保存，理事會推馬衡和北大教授劉半農(nóng)整理研究，后來為研究和拍照方便，又將漢簡轉(zhuǎn)存到北大圖書館。

　　涉事地點：北京，天津，青島

　　當事人員：日寇、沈仲章、周殿福、徐森玉、湯麥

　　斯船長、吳景禎

　　漢簡在刺刀的威脅下輾轉(zhuǎn)多地

　　居延漢簡正式整理開始于1937年，“七七事變”日寇占領(lǐng)北京后，將北大紅樓作為轉(zhuǎn)運站。

　　這時，藏在北大圖書館內(nèi)的居延漢簡的安全就岌岌可危。在這之前，故宮的文物及北京圖書館的善本珍藏都已搶運到南京存放，北大的大部分師生也撤往長沙避難，藏在北大圖書館的居延漢簡和其他稀世珍品便無人顧及。

　　沈仲章是劉半農(nóng)先生的弟子，當時任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干事。看到許多日本兵來來往往，他十分擔心居延漢簡的命運。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沈仲章在幾位好心人的幫助下，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漢簡偷運出來存放到北大圖書館后面的一個小胡同內(nèi)，因為這里日軍很少來。這時，劉半農(nóng)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北大語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員周殿福，也冒險參與偷運行動，負責“偵察”敵情，安排車輛。后來他們又把漢簡轉(zhuǎn)移到北長街的一個小廟里，也就是徐森玉的住處，同時被運出來的還有居延筆的模型等文物。

　　沈仲章打算帶這批木簡到上海找北大有關(guān)負責人。走之前，將簡牘運到德華銀行保管。從北京先到天津。這段時間讓沈仲章度日如年，他沒吃一口飯、沒喝一口水，甚至沒上廁所。天津下車后已經(jīng)深夜，沈仲章蹲在火車站，更加提心吊膽。他清楚搶救出來的國寶存放收據(jù)以及他的全部財產(chǎn)的票據(jù)，就藏在頭上戴著的破草帽里。車站上日本兵不時走動，刺刀幾次挑落了草帽，查看是否可疑。最危險的一次，日本人的刺刀差點刺傷了沈仲章的雙眼，看著跌落在地上的草帽他只能裝著不在意。

　　天亮后，沈仲章前往天津法租界，與隨北大撤退到長沙的徐森玉教授和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另一位負責人傅斯年取得聯(lián)系。他們發(fā)來電報讓沈仲章在天津待命，會派專人來聯(lián)系并運送“居延漢簡”南下。

　　滯留天津風險重重，這時日本人也察覺到他們的行動。一天法租界巡捕房的人跑來報信說，日本特工要來抓他。掩護沈仲章的韓七爺便派人更換地方。此后，沈仲章幾乎每天都要換旅館以防日本人搜查。

　　一個多月后，60多歲的徐森玉先生竟親自闖過淪陷區(qū)輾轉(zhuǎn)來到天津找到了沈仲章。他們決定讓沈仲章負責將這批寶物秘密運到香港。這樣，沈仲章又偷偷回到北平，將這批簡里面用木箱外面用鐵皮箱裝成兩大箱，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托運箱子，當時盤查得非常嚴格，而這家商行后臺硬，一般不受檢查，相對穩(wěn)妥些。

　　由于路途遙遠且十分危險，加上日本人經(jīng)常盤查往來船只，為確保安全，他們又將東西從瑞士商行取出來隨身保管。在清華大學工作人員和許多群眾的幫助下，摸索日本人盤查的時間規(guī)律、尋找機會上船。最后成功避開日本人檢查，安全上船。誰知，上了輪船，波折又起，船到青島后，要臨時裝運另外一批貨物，便臨時停靠十幾個小時。見此情景，沈仲章便下船尋找在青島的其他教授，順便給長沙發(fā)電報，告知木簡已南下請派人到香港接收。誰知電報發(fā)完，趕到碼頭時，托運漢簡的輪船已經(jīng)開走了。

　　情況異常危急，沈仲章當機立斷給船長湯麥斯發(fā)電報，請他幫忙把箱子交給船上的吳景禎先生，讓吳先生到香港后交給香港大學校長蔣夢麟。而沈仲章則又在青島停留數(shù)天，最后身無分文的他在一位寧波買辦的幫助下乘船回到上海，后輾轉(zhuǎn)前往香港。

　　涉事地點：香港，美國國會圖書館，臺灣

　　當事人員：蔣夢麟、傅斯年、許地山、胡適

　　漢簡塵封美國25年

　　來到香港后，沈仲章才知道，湯麥斯船長和吳景禎先生都是十分講信用的人，他們將裝居延漢簡的大鐵箱，交到了香港大學校長蔣夢麟手中，蔣先生決定暫時存放在香港大學圖書館。

　　有人回憶說，漢簡運到香港后，大家還是小心萬分。為漢簡的事情，徐森玉特地從香港給遠在長沙的傅斯年發(fā)了一封電報：“本簡已全運港。擬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鴻寶三人名義存香港大學。務希電允。拍照影印亦擬進行，并盼指示。回電由許地山轉(zhuǎn)。”

　　這是1938年的事情了。由于當時情況特殊，他們同當時在香港大學的蔣夢麟校長、許地山教授等人協(xié)商后，決定將漢簡存入香港大學保管，具體指派沈仲章負責整理和照相，準備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可惜后來書版皆毀。

　　1940年6月戰(zhàn)火向香港逼近，漢簡的去向再一次成為專家們關(guān)注的熱點。最初，徐森玉向傅斯年建議將漢簡從香港運往昆明，人們立即開始安排船只。徐森玉在香港與中航公司交涉船位，卻一直沒有結(jié)果，因為從香港到昆明必須繞道越南，為了安全又有人建議改運到菲律賓馬尼拉。

　　這時，胡適擔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香港的葉恭綽先生兩度致電胡適，希望能安排漢簡存放美國。7月12日，徐森玉又另外給胡適寫信，詳細說明居延漢簡的顛沛流離過程。

　　胡適接信后非常感嘆，他于7月31日復信葉恭綽和徐森玉，在感嘆沈仲章在時事艱難的情況下，做出巨大犧牲，同時自責有負“典守”之責，最后他在信中表示，“適當謹慎擔負，務求安全無危險，請諸兄放心。”

　　1940年8月4日，漢簡由香港啟運，10月中旬順利運到美國華盛頓中國大使館。10月30日，胡適曾給葉恭綽和徐森玉一信，報告漢簡抵達及轉(zhuǎn)交國會圖書館善本暫時保管的情況。

　　25年后，經(jīng)臺灣當局與美方接洽居延漢簡于1965年11月原封未動地運回臺灣，至今保存完好。

　　撲朔迷離的“守護神”

　　在居延漢簡的搶救過程中，有一個人的面目始終撲朔迷離，他就是沈仲章。這個人的身世、經(jīng)歷目前沒有一個完整的資料。實際上，眾多的漢簡專家也非常需要沈仲章的資料。

　　沈仲章不僅守護了漢簡，更重要的是他與劉半農(nóng)、沈從文、傅雷、徐森玉等著名學者的關(guān)系都非常密切，在這些學者的記述中經(jīng)常提到他。

　　據(jù)現(xiàn)有的材料顯示，沈仲章是劉半農(nóng)的弟子，1934年6月19日，劉先生率白滌洲、沈仲章、周殿福等人，前往包頭進行方言調(diào)查。在長達半個多月的調(diào)查中，他們陪伴劉半農(nóng)先生，進入陰山，去百靈廟，走大同，調(diào)查雁北十三縣，一路上他們收錄當?shù)馗柚{。由于工作特別勞累，7月7日到達張家口時，劉半農(nóng)先生開始發(fā)燒，體溫已升至38.5攝氏度，連夜回京，初誤診為感冒，到14日才確診為回歸熱，但已難以挽救，于下午二時病逝。他陪同劉半農(nóng)先生完成了最后一次學術(shù)調(diào)查。

　　《傅雷的遺書》中也提到了沈仲章， “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表一只，請交還。”施蟄存在他的文章《懷念傅雷》中也提到了沈仲章，他說：“現(xiàn)在，我書架上有15卷的《傅雷譯文集》和兩個版本的《傅雷家書》，都是傅敏寄贈的，還有幾本舊版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臺》，是傅雷送給我的，有他的親筆題字。我的照相冊中有一張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會上，在趙超構(gòu)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給我照的，衣襟上還有一朵黃花。這幾年來，我就是默對這些東西，悼念傅雷。”

　　現(xiàn)有材料表明，沈仲章祖籍浙江湖州，熱心公益事業(yè)，曾收集大量中國國樂的樂譜和資料，自己置辦了錄音室，也曾收集照相機和大量照相資料。新中國成立后，曾是南京東路冠龍照相材料商店的職員并退休。1987年因腎衰竭去世。

　　◎王文元（甘肅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