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徐洪興 時間：2014年6月 地點：復旦大學

    我給這個演講起了一個題目叫“天下為懷”。為什么是天下為懷呢？實際這出自顧炎武的一句名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討論魏晉南北朝玄學興起時，提到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他在書中說，有“亡國”和“亡天下”兩種不同的說法。那么，它們的差別在哪里？什么叫亡國？什么叫亡天下？按他的說法：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一個朝代更替了，是亡國；還有一種是“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也就是說天下大亂，人吃人，這個叫亡天下。所以顧炎武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你保衛一個小朝廷，一個國家，那是當官的、當權的人思考的問題。但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但如果是保天下，那么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平民百姓，就都有責任。這句話非常有名。后來到了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梁啟超把這段話提煉成八個字，叫作“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顧炎武所說的天下興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的王朝的興亡，而是指我們中國人生存的這塊土地，這個民族文化的延續，從這個角度來談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談，每個人都有責任來關心這里的事情，所以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的口號，成為激勵我們這個民族不斷奮進的一種精神力量。

    從這句話我想引出這樣一個話題，就是說要“天下為懷”。當然首先還是要簡單地了解一下顧炎武其人。顧炎武本名絳，字忠清，后來清朝打進來，改名成炎武，江蘇昆山人，出身于書香門第。青少年時代勤奮讀書，14歲就考中了秀才，青年時代常常議論朝綱；還遍訪中國的名山大川，潛心治學，所以學問做得很好。后來明朝滅亡，而他正好是明清之際的人物，所以有亡國和亡天下的切膚之痛。

    為什么他認為明朝覆亡是“亡天下”呢？比方說李自成發動起義，推翻了明王朝，那只是亡國，只是朝代的更替。但清兵入關，對漢族人來說就是亡天下。他早年做學問的興趣很廣，在考據學、音韻學方面有不少成就。但他后來放棄了這些，專門考察西北地理。他去時帶兩匹馬、兩匹騾子，騾子上面馱著的都是書，兩匹馬自己換著騎，他遍訪西北的名山大川，到那里畫地圖，寫下了一本書，名叫《天下郡國利病書》。主要就是把西北的地理風貌描述清楚，因為他認為入侵中原的是西北人，希望后來的中原人收復失地的時候，對他們有充分的了解。

    他還有一本類似日記的書，叫《日知錄》，里面記錄了他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等，所以顧炎武被清朝認為是清學的開山祖師，清代學問的第一人。他的學問最大的特點是經世致用，就是講究實效。他認為以往的宋明理學太虛了，在玩概念，所以大家就認為是他開了一代學風，這個學問就叫“樸學”。他在《日知錄》中提出了近代的啟蒙思想，他對君權有許多批判，他認為天下之權應該集于天下之人，反對君主專權。而這個時代基本上和西方的文藝復興時代相近，代表著我們中國早期的一種啟蒙思想。當然同時代的黃宗羲也討論了這個問題，即亡國和亡天下的問題。

    由于我們的題目是“天下”，那么我們首先要討論為什么明代的這些讀書人有這么高的情操與情懷。實際上，他們是有思想基礎的�；�礎來自哪里？遠一點講來自先秦的孔子、孟子，近一點說來自宋明理學，有這樣的思想訓練，他們才有可能有這樣高的情懷。

    儒家追求做人的人格，儒家講的人格可以分好幾個檔次。按照孔子的說法，從正面來說，常人、君子、仁人、志士、賢人、圣人，按照階梯來分可以有許多等級。孔子說過，圣賢是鳳毛麟角，所以“圣人不可得見，得見君子可矣”。對一般人來說，能夠做到君子那就很不錯了。君子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說大家考試60分合格，君子就相當于70分，圣賢就是80分90分以上，不能說沒有，但很少。對大多數人來說，做“君子”就夠了�？鬃拥倪@種思想主要針對士大夫。在古代，士大夫首先是讀書明理的人，也是做官管理國家事務的。孔子對士提出這樣的要求，認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也就是一輩子都要履行這個職責，所以這條路很長，不是偶爾去做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孔子進一步提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就是人應該追求的一種人格，古人又叫“氣象”，做人的氣象。

    到了孟子，孟子講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孟子提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做人就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我們再看儒家的經典——《大學》里面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具體怎么做呢？“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一步一步推出去。

    必須注意，這里都有一個共同的觀念——“天下”。

    我們可以再舉一些具體例子，如東漢的黨錮領袖李膺，“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另外一個黨錮領袖叫陳蕃，他說，“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他們都把“天下”作為一個理論架構提出來，這些都可以說是“天下興亡”這句話的源頭，是其學術淵源和文化傳承。

    到了宋代，儒家進入一個發展期，即所謂宋明理學階段。繼續著眼于先秦儒家提出的理想人格，強調要以圣賢的精神境界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所以過去我們對宋明理學有一種錯誤的理解，認為宋明理學都很迂腐。實際上宋明理學境界極高，它強調了做人之道，人要有精神境界。人怎么樣才能有精神境界呢？要講氣節，要講品德操守，能發奮立志，修身養性、自我節制。所以宋明理學實際上志向都很高。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把個人道德修養與國家興亡聯系在了一起。北宋大儒、宋明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還有南宋大儒朱熹，“自任以天下之重”，一生都在追求這種東西。

    我們講點歷史吧。南宋最后的時期，元朝和南宋打仗。當時，元朝的軍隊橫掃歐亞大陸，蒙古鐵騎一直打到歐洲。歐洲人驚呼來了一支“閃電戰”的部隊，把蒙古軍隊叫作“上帝的鞭子”。成吉思汗的兒子最遠打到莫斯科邊上，建立了一個國家叫金帳汗國。就是這樣一支蒙古軍隊，過了長江以后就過不去了。宋朝的軍隊非常軟弱，而蒙古人在戰爭史上可以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但是，蒙古人碰到最頑強的抵抗卻來自最弱的南宋。從公元1235年，元軍第一次攻打宋國，到1279年廣東崖山之戰宋朝最終滅亡，戰爭持續了40年。蒙古的大汗本人，蒙哥大汗1259年死于賀州的釣魚城下。大家都看過金庸寫的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里面有個郭靖，守襄陽城，就是當時的南宋。元朝的軍隊1267年包圍了襄陽，把全城圍得水泄不通，蒙古人卻打了6年才把這個城市攻破，而宋軍最后是因為糧食沒了、武器沒有了才守不住的。這是人類歷史上守城戰當中一個很難破的記錄，一批最弱的人對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能夠堅守6年。

    當時，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出來的那些年輕的文弱書生，本來手無縛雞之力，到這個時候都投筆從戎，死傷無數，包括狀元宰相文天祥。文天祥就是理學家的傳人，他百折不撓，最后被俘。忽必烈怎么誘惑他都不投降，寫下了堂堂正正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還有《過零丁洋》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這是一個高考狀元，全國第一名，是個文人，詩文寫得不錯，但根本不會打仗，卻有這樣的骨氣。最后在廣東崖山，元軍把南宋小朝廷逼到了海邊，最后一個宰相，進士出身的陸秀夫背著6歲的小皇帝跳到海里自殺。所以有人說“崖山之后無漢氏”，中國人的骨氣從此以后再也沒有這么硬的，當然這個話有點過分，可是這說明了當時讀書人有骨氣。他們從小受的是儒家思想、宋明理學的熏陶，他們都有一種愛國的情懷，一種獻身的精神。明明知道是去送死，但還義無反顧地沖向戰場。今天我們的讀書人，比照一下古人，真的很慚愧。

    到了明朝，我們看到讀書人還是這樣，宋朝對讀書人比較寬松，但明朝政府就不一樣，從朱元璋開始，明朝政府對讀書人非常殘酷。但明朝的讀書人中有骨氣的也很多。明初的方孝孺，建文帝的宰相，拼死抵抗明成祖朱棣。最后被明成祖抓起來滅十族，我們一般說九族，可連他的學生都被殺了，成了十族。海瑞怎么去見嘉靖皇帝的？抬著口棺材，說“我講了這個話就準備馬上進棺材”。然后指著嘉靖的鼻子，“你的年號叫嘉靖，老百姓怎么說你呢？什么嘉靖？家家都窮的干干凈凈。”嘉靖皇帝氣的馬上要把他殺掉，沒想到當天晚上，嘉靖皇帝突然之間死掉了，海瑞真是命大，后來關了幾個月被放出來了。

    再以后就是東林黨人，東林黨人都是讀書人，被人家稱為社會的“清流”，清流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正能量，風氣很正的人。東林黨人堅信儒家思想，認為君子當自強不息，當以天下為己任，應該憂國憂民，所以東林書院最有名的就是門柱上的那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黨人及其后人都是這樣的一批愛國人士，比如王夫之，他協助南明抵抗清朝，抵抗了很長時間，后來南明滅亡后，不愿意留辮子，他躲到湖南的大山里，在那里反思。著書立說，寫到紙都沒有了，只能寫在亂七八糟的廢紙上。

    我們讀顧炎武的《日知錄》，其中特別突出的就是讀書人要有道德情操，這個道德情操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講的“禮義廉恥”。這個話是在先秦的《管子》這本書里面說的，儒家一直強調：“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所以一個國家看誰，就是看這個國家的讀書人；一個社會怎么看，就是看這個社會的民氣風俗，民風純樸不純樸。按孔子的說法，讀書人是社會的良心。他講“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讀書人起到一個社會導向的作用，讀書人要道德情操高尚，社會上文化低的人都看你們呢。如果讀書人的眼睛都盯著錢，這個社會就要出事的。中國讀書人的骨氣到什么時候受到了最重大的打擊？清朝。為什么？清朝的文字獄殺了多少讀書人，以后就是理學的精神的失落�？傮w上我們可以說宋明的那批讀書人都是些愛國志士，他們有自己的哲學基礎，他們的理學背景支撐了他們的理想。

    我們講了歷史，還是可以從中提煉出一些東西。比如今天我講的“天下”這個問題。“天下”是中國人非常重要的價值觀�！抖Y記·禮運》篇劈頭就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大學》里面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是個典型的中國概念，現在這個概念轉換成了另一個概念叫“世界”，世界不是一個中國的傳統概念，而是印度佛教的。“世”在佛教當中講的是遷流、時間性的問題，“界”講的是方位，是個空間性的東西。這在佛教的《楞嚴經》當中講得很清楚，世界在時間、空間上的位置，過去、現在、未來，空間上的東南西北、上下等方位。我們現在所講的“世界”，在漢語當中漸漸流行起來是魏晉南北朝以后的事，大家現在只知道“世界”，很少人知道“天下”了。

    在古人那里，“天下”才是我們講的“世界”的概念，當然這只是其一。“天下”在中國是一個內涵很豐富的概念，它既可指中國與四方合一的世界，也可指人文與自然交會的空間；既可以是“巡狩所及，聲教所被”的“五服之內”，也可以是“日月所照，風雨所至”的“普天之下”。在古人那里，“天下”不僅是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與“國”相對的價值體，是一種理想的政治秩序，是現實的以“國”為基本形態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最后依據。同時，“天下”也是古人處理不同文化的民族國家間關系的理論依據，如“先王耀德不觀兵”，這是“推己及人”的理想主義，即依靠自身的聲威和德化感召使別的民族和國家歸附；“王者不治夷狄”，這是“和而不同”、“反求諸己”的現實主義，即以合情合理的方式來處理民族間文化和利益上的矛盾沖突而不必強求改變“他者”。

    古代中國人很少強調突出民族，因為中國人始終強調的是“天下”的問題，比如梁漱溟說，中國是“國家即天下，天下即國家”。所以衡量一個民族不是以民族為單位的，而是以文化為單位的。古人講“禮失求諸野”“盡棄所學而學之”等說法，那是很普通的。因此，中國人吸收外來的東西比較容易，只要比我好的東西就要學，因為我們以文化作為標志。所以你看中國人，各種宗教在中國的爭斗就不嚴重，我跑到江浙兩省的鄉下去，跑到農民家里一看，怪怪的，儒、佛、道、耶什么都有，好像互相都不矛盾，和平共處。進門是個大財神爺，那是道教的；一拐彎老太太房間里是個觀音菩薩；到一個女性房間里，那里有圣母像，圣母瑪麗亞抱著個小耶穌，一點不矛盾，其樂融融，你信你的道教，他信他的佛教，她信她的天主教，一點不矛盾。廳堂里還有“天地君親師”的牌位，那可是儒家的。中國人不強調沖突而重和諧，你有好東西我們就吸收。中國人心胸特別開闊，這在其他任何講宗教的地方很難想象。假如你是個異教徒，就要改造你，不聽可以打死你。西方基督教十字軍和伊斯蘭教徒打了多少年，成了宗教戰爭。

    我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時，要考察各種教堂，了解外國的文化。當他們發現有一個中國人來的時候，并不反對你，而是大家都看著你，沒有聲音，看的我直發怵。一個陌生人來了，眼睛都看著你，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因為中國始終有一種“天下”的觀念，所以梁漱溟說，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國家，是以文明作為評判標準的，因此當我們科學技術落后了，我們“禮失求諸野”——向西方學習，學習他們的科學民主；當我們對生命存在等終極關懷問題思考不多，我們就向佛教學習。

    人類歷史進入近代，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興起和資本依其本性的擴張，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個由“天下”縮變為“民族國家”的痛苦歷程�？�“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只是一個西方近代以來“國際法”的概念，以表示國家的內外主權，在學理上它并不高于國家理論，更沒有任何高于國家的理想和價值觀。因此，盡管中國人被迫接受了這個概念，但“天下大同”（康有為）、“天下為公”（孫中山）、“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毛澤東），仍然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最先進的中國人不懈追求的理想信念。我們古人講的“天下”觀念，實際就是講以天下為己任，就是一種責任心；以天下為己任，你就有愛國心，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優秀傳統，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因為我們始終是有個天下觀。

    對世界負責任，而不僅僅是對自己的國家負責任，這不僅是中國哲學的視野，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馬克思曾犀利地預見，資本的行為是全球化的，但每一個做出這個行為的主體卻受制于一種狹隘的利益——無論是資本的私人占有還是民族性。因此，馬克思期望通過國際主義、共產主義來破這個困局。

    當然，進入近代歷史以后，中國人被迫接受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到今天，我們看看“天下”這個概念還有沒有價值？我認為還是有價值的，現在整個世界的趨勢是什么，全球化、一體化，是“地球村”時代。但人類現在已經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沒法解決，如環境污染問題、能源匱乏問題、世界大戰問題。美國人開口閉口就是國家利益，如果每個國家都是以國家利益作為單位的話，人類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就沒法解決。因為你有你的國家利益，我有我的國家利益。我們現在有聯合國，聯合國處理什么問題？聯合國沒有一個天下的概念，所以他沒法解決問題。實際上要把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而不是要突出強調我是什么國家，你是什么國家。你是“他者”，他者就是自己的墳墓——這是西方哲學中的一種說法。如果人人都把他者作為自己的墳墓的話，人類必然走向滅亡。所以中國的“天下”觀念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世界性的意義。

    比方說，現在世界氣候大會，為什么條約都簽不下來。那些早先發達的國家他們發展起來了。如英國工業革命時，霧霾比我們今天嚴重得多，倫敦是有名的“霧都”，可現在發展多好；泰晤士河原先比我們上海的蘇州河還臟，現在可以養魚了。哈佛大學邊上是查爾斯河，查爾斯河當時臭得一塌糊涂，五十年代在哈佛讀書的杜維明先生，他說從查爾斯河掉下去，身上的臭味一個月都洗不掉，比我們的蘇州河還臭許多，可現在查爾斯河清晰得可以見底。他們發展了以后，利用第三世界的能源、資源、廉價勞動力，積累了大量的資本，然后花大錢去搞環境治理，搞好了�，F在后發的現代化國家也要起來了，我們講的“金磚五國”它們也要發展，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它們也要發展，但是這個發展肯定要造成大面積的建筑、空氣污染、碳排放量等等，所以國際氣候組織說大家要出錢治理環境，先發展的資本主義都不同意多出錢，《京都議定書》美國第一個不簽字，本來你早發展起來，占用資源多了，應該多出點錢，他說NO，如要出十塊錢，十個國家一個一塊，我一個子都不多給，那窮的、后發的國家當然不同意了，所以這個條約永遠簽不下來。碰到這樣的問題怎么辦？如果沒有一種“天下為懷”的情懷，對世界整體的把握，什么生態保護、綠色和平、可持續發展等等，能做到嗎？你在這里保護，那邊卻在破壞。比如上次日本的海嘯，核電廠里的反應堆破了，那就是全世界的問題，現在兩極的臭氧層已經破壞到什么程度？沒有國家去管，這是一個全人類的問題，全球的問題。如果沒有這種“天下”胸懷的話，實際上是沒法處理的。我們從中國古人的天下為懷的情懷當中，不僅可以體會到每個人對自己這個國家的責任，同時還應該有更大的——對人類的責任。

    因為當前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的理念，沒法解人類當下的困局，他們缺乏一種全球文明秩序的世界性的價值理念，所以人類沒法保證對世界負責，沒法保證世界的和諧發展，因為牽涉到國家利益。所以美國人老在講國家利益，我們沒有必要跟在美國人后面鸚鵡學舌，我們要超越他們，國家利益只是一個局部的利益，還有更高的利益。我們要以“天下”“人類”作為政治、經濟利益的優先分析單位，從天下、人類的角度去理解當今世界的種種問題，開創出一條中國人講的實現“天下大同”的“王道”，這將是中華文明對今日世界最大的貢獻——一種價值理念的貢獻。

    當然，有人會擔心現在民族國家盛行，你提倡“天下為懷”不切實際，在實踐中會起副作用，這有沒有道理？有道理，但這不是一種哲學的思考，而是現實政治的計算，我們知道當下的世界單邊主義，霸權主義通行無阻，但這個絕不能成為人類的理想，否則人類必然走向滅亡。因為按照這種就是弱肉強食，就是叢林原則，誰的拳頭大，誰的力氣大，誰就有道理，那就沒有道理可講了。所以這是一套理想，這種理想未必是馬上就可以實現的東西，那不一定是實然的而是一種應然——即應該是這樣的。人類應該往那個方向去追求，人類才有可能繼續生存下去，否則的話人類到最后同歸于盡。

    我們通過了解古人，從顧炎武講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價值理念中，體認到把自己個體的責任與群體的責任、人類的責任聯系在一起，那么你就可以有一種情懷，小到個人、中到家庭、大到國家，再大一點是世界、人類、未來。我覺得我們的古人當中確實有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天下”觀念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徐洪興 上海市人，1954年出生。中國哲學博士。曾任復旦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哈佛大學訪問教授，臺灣輔仁大學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F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史、經學史、宋明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