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總的看來，“客卿養士”是戰國亂世特有的社會現象。先秦食客集團在參與社會政治時體現了平民知識分子的本色。他們以自己的智慧謀略和學識才干，為推動社會歷史的演進做出了特殊的貢獻，他們身上特有的功利主義色彩和投機、狡黠的本性，也在我們的民族心理上烙下了某種印記。

本文摘自《古典文學知識》2008年第06期作者：王云原題為：先秦的食客

    一、主仆關系維系的“忠誠”食客

    食客也稱門客、家臣，戰國至漢初又稱舍人，為王公貴族的侍從賓客、親近左右的通稱。在先秦，士人階層分為四等，第一等為學士，第二等為策士，第三等為方士或術士，食客在士人階層中處在最底一等。由于士人本身就是最低等級的貴族，所以食客也就是最接近庶人的社會階層。

    西周末期，經過頻繁的兼并戰爭，一些大國及強宗陸續出現，齊、晉、楚先后稱霸。隨著王室的卑弱，西周的社會結構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更。世卿世祿制度受到了猛烈沖擊，原有的社會階層發生了劇烈分化。士人作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對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其中學士以及方士、術士多聚眾講學，探究學說，成一家之言，主要的影響在于思想文化的層面，而策士、食客則奔走于王公貴族之間，搖唇鼓舌，左右逢源，風云際會，主要的影響在于社會政治的層面。

    食客和策士也有明顯的區別。策士周旋在列國君主之間，充當著謀臣的角色，多是個體行為；食客則寄居在豪門貴族之家，充當家臣輔佐的角色，多以群體出現。不過，食客和策士更重要的區別還在于階級成分的不同。

    從早期士人的構成看，那些充當君主謀臣策士的士人，多數都有貴族的血統。這是因為在“私學”沒有出現之前，接受教育是貴族的特權，庶民很難有機會接觸學術文化。由于西周以來以宗法血緣為紐帶的世卿世祿制度已經被打破，貴族階層在急劇變革的社會中走向沒落，失去了原有的恒定不變的社會地位，或者即使維持著貴族的身份和地位，也沒有世襲的俸祿，必須靠自身才能和努力去謀求社會地位。這些沒落的貴族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又經過艱難遭際的磨練，往往具有過人的才識，這就是他們游說人主的資本。比如秦穆公的重臣百里奚，本在虞國當大夫，晉國滅虞國后，百里奚被俘虜，一下子成了奴隸。伍子胥是楚平王太子太傅伍奢之子，因避禍先后投奔宋國、鄭國，最后被吳王闔閭召為行人。孫子本是陳公子完的后人，因精于兵法而被吳國重用。

    食客一般出身貧賤。從西周末年到春秋之初，一些貴族士大夫的地位日益突顯，采邑領地不斷擴大，需要家臣協助管理。比如魯國的季康子、晉國的樂懷子、趙簡子等都養有不少家臣。按《國語》，大夫的家臣稱“老”，為大夫主持禮樂者稱“宗”，也稱“宗人”。這里的“宗老”也就是后來的食客。相對于策士而言，食客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素養，只要精明練達、善于處事，或者具備一技之長就行。所以早期的食客多由貴族官僚過去手下的武士或部分文職人員充任。但是，在客卿養士制出現之前，食客的人數并不多，構成也沒有后來那么復雜。

    如果說策士與君主的關系是一種主客關系，那么食客與蓄養自己的貴族之間則近似于主仆關系。春秋之初還是尚禮重義的時代。君臣之間不僅等級森嚴，而且臣對君主必須忠誠，“事君不二是謂臣”。士人多信奉“君憂我勤，君辱我死”、“從君而二，君焉用之”的信條（《國語晉語一第七》），這也正是君主對于士人操守的起碼要求。

    但是，隨著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化，君主的地位常常是朝不保夕，主客之間往往政見不合，策士背棄前主、另擇新君的現象已經屢屢出現。但在下層食客之中，尚禮重義的風氣似乎還相當濃厚。早期的食客普遍“只知有家，不知有國”，也就是心中沒有“國家”，只對主人忠誠。有些食客甚至幾代人侍奉一個主家。晉國的樂懷子逃亡時，執政范宣子嚴令其家臣不得跟從，違者戮而曝尸。樂懷子門下的食客辛俞卻抗命以從，被官兵擒獲后，辛俞堅定地對范宣子表示，寧愿就死也不愿叛離其主（《國語晉語八第十四》）。

    而范宣子也感念其誠，不僅釋放了這位以死效忠的食客，還想以優厚的待遇把他拉過來做自己的食客，辛俞卻不為所動。其實，食客的所謂忠誠也是由其與主家的特殊關系決定的。因為策士在列國紛爭的環境中可以“士無定主”，而食客一旦被棄用，謀生就相當的不易。“忠誠”乃是維系食客與主人關系的一條紐帶。

    二、食客與貴族的政治聯姻

    早期食客的地位在許多人眼里是很卑微的。比如孔子就很瞧不起食客。孔子并不反對自己的學生為謀求俸祿而充當策士。孔子說過：“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衛靈公》）在孔子看來，“學而優則仕”是天經地義的事。事實上孔子本人從來都不掩飾急于從政的欲望，經年帶著學生周游列國，謀取衣食，以至于三個月沒有官做，就會惶惶無著。孔子反對的是那種放棄社會思想，只為一己私利而奔走衣食的士人。

    孔子曾這樣告誡子夏：“女為大人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這里的“儒”可以理解為“士”。孔子的意思是要子夏做一個君子式的儒士，不要做一個小人式的儒士。食客顯然只在“小人儒”之列。所以當孔子比較中意的學生冉求置老師的教誨于不顧，一心要去投奔魯國的大夫季氏充當食客時，孔子氣得暴跳如雷，當眾宣布：“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在《論語》中，孔子對自己的學生如此發火，乃至要將其逐出師門，這是絕無僅有的。食客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結構的分化和動蕩進一步加劇，列國君主和貴族豪門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紛紛以優厚的待遇招徠天下才識之士，客卿養士之風開始盛行。在這樣的背景下，食客的隊伍迅速擴大，其身份和地位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三家分晉”是春秋時期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這一事件突出地表明，舊有的政治版圖已經打破，新的社會格局正在形成。一些具有強烈的政治野心的貴族官僚試圖在急劇變革的社會結構中謀取新的位置，而另一些沒落貴族則急于在動蕩的政治格局中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這都需要一批見識高明的家臣為自己出謀劃策。這樣，食客的作用已不僅是像過去那樣簡單地管理家政，而是要用自己的才干輔佐主人實現政治圖謀。食客的政治地位由此得到了提高。政治地位的提高必然帶來經濟待遇的提升，于是食客這一特殊的職業也開始得到一些才識之士的青睞。

    客卿養士之盛，蘇軾曾作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東坡文鈔上》）食客群體的擴大，使得其流品更趨龐雜。在養士之風最盛的戰國時代，食客中既有俠客、賭徒、奸人、罪犯、盜賊之類，也不乏識見高明的人，諸如毛遂、馮諼之輩，這類人的才干其實已不在那些風光無限的策士之下。

    有的食客碰上機遇，也可能搖身一變而為策士。魏國范雎在成為策士之前，因“家貧無以自資”，只好先給魏中大夫須賈當食客。也有的主人把門下能干的食客當策士使用。如秦國圍攻邯鄲時，趙王派平原君合縱于楚，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動，理當選派一些能言善辯、足智多謀的策士隨從，平原君卻很自信地表示：“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足矣。”（《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著名的食客毛遂便是在這次外交活動中“脫穎而出”的。

    秦相呂不韋門下多博聞強識之士，不韋“使客人人著所聞”，寫成了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突出地位的《呂氏春秋》。呂不韋曾將《呂氏春秋》置于咸陽城門口，請諸侯游士賓客閱覽，并承諾“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史記呂不韋列傳》），足見其門下食客的著述水平之高。

    食客政治作用的凸顯，使得食客與豪門貴族之間原有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貴族政治欲望的膨脹和他們對食客的倚重，激發了食客的主體意識，使他們對于自身地位有了強烈的訴求。食客與貴族的主仆關系已經被主客關系取代。這一時期的食客更多體現出“游士”的特點：食客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忠誠于自己所效力的貴族，只要在待遇方面稍不如意，隨時可以像策士一樣另擇新主。而且食客背離主家，常常表現為一種集體行為。往往是一個食客出于某種不滿甩袖而去，其他食客便群起效仿。這種行為實際上是對食客群體利益的自覺維護。

    如果僅就單個的食客而言，固然是勢單力薄，不能與那些僅憑一己之力便能翻云覆雨的策士相比。但是每個豪門的食客群體中麇集了各色人等，既有才識過人之士，又有作奸犯科之徒。這樣的食客群體兼有智囊團和準軍事集團的性質，他們所具有的政治能量，令王公貴族都不敢等閑視之。貴族豪強大規模蓄養食客，就擁有了與君主叫板的政治資本。

    面對天下大亂的社會格局，食客們也很清楚自己的政治分量，在向主家索求待遇時可謂毫不含糊。有時這種索求簡直到了錙珠必較的地步。孟嘗君門下有一位食客，只是因為吃飯時背著燈光，以為自己吃的飯食不如別的食客，憤憤然投箸而去。孟嘗君不敢怠慢，忙把自己的碗端給那位食客看，表明自己與食客吃的是同樣的飯食。那位食客也頗有血性，居然當場自刎而亡（《史記孟嘗君列傳》）。

    食客與貴族各取所需，一方面以謙恭粉飾自己的政治圖謀，另一方面則以倨傲裝點自己實用主義的目的。就這樣，在春秋戰國的歷史大舞臺上，食客和貴族形成了一種奇特的政治聯姻。

    三、食客的生存空間

    戰國中后期，客卿養士之風達于極盛。據史籍記載，當時著名的戰國四君子——齊國孟嘗君田文、趙國平原君趙勝、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楚國春申君黃歇，還有秦國文信侯呂不韋，他們所收養的食客都有三千人之多。

    這樣的記載當然難免夸飾之嫌，因為不可能每個貴族畜養的食客都一樣多。況且豪門的食客時聚時散，流動性也很大。其實“三千”只是個虛數，極言其多而已。不過當時那些貴族之家所養食客很多，是可以肯定的。

    如此龐大的食客集團的出現，有著特定的歷史條件。這一時期，各諸侯國之間此消彼長，戰事連連，烽煙四起。“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的社會環境為食客們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間。即便是擁有稱霸的實力和野心的大國，常常也要靠那些有聲望的貴族出面應對軍事和外交爭端。那些小國之君，在大國的夾縫中求生存，更有朝不保夕之感，只好依賴國中那些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強宗出錢出力，以求“保境安民”。

    魏國的信陵君素有賢名，門客眾多，就因為他的存在，諸侯很是忌憚，十年間不敢對魏國發動戰爭。可見當時有的貴族政治影響力其實已大大超過了國君。更有甚者，有的貴族還可以像游士一樣異國為官。孟嘗君就曾先后在秦、齊、魏三國為相，信陵君也曾在趙、魏二國為官。貴族們憑實力說話，左右時局。一些貴族甚至能夠數世專權，蓄養食客，勢傾朝野。孟嘗君曾經一次招徠六萬流民遷徙到自己的封地薛，對于這種帶有明顯政治野心的舉動，齊宣王盡管十分不滿，卻也只能忍氣吞聲。

    戰國時期，周王朝久已名存實亡，大一統的格局還沒有形成，各諸侯國的國君也不可能像后世的封建帝王那樣具有至高無上的皇權。但是國君的地位還是世襲的，這就注定了國君的智力通常不過中人。而當時復雜的政治、外交斗爭不僅是經濟和軍事力量的抗衡，也是智慧謀略的角逐，現實的政治體制使得國君不可能像貴族那樣，蓄養一個凌駕于官僚體制之上的龐大的食客集團，只能依賴策士作為智能的補充。這種策士人數很少，而且一般要授以相應的官職。策士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外交和軍事的大政方針的制定上，而要付諸實施，有時還得依靠貴族及其食客集團。

    從另一方面說，食客并沒有嚴格的等級之分，也沒有相應的組織系統。食客可以根據貴族官僚的得志與失勢而時聚時散。這種松散的結構和當時的情勢密切相關。雖然豪門食客具有智囊團和準軍事集團的性質，政治色彩相當濃厚，但是也并沒有真正形成一個與現有官僚結構相對峙的政治組織，因而尚未對權力中心構成直接的威脅。

    何況在多數情況下，食客為貴族驅遣，貴族為國君出力，在政治利益上還是一致的。所以食客實際上也是對君主間接的智能補充。這正是貴族能夠大規模養客，而國君卻聽之任之的根本原因。這樣，君主、策士、貴族、食客之間就形成了一個互為補充、互相利用的短暫的戰略聯盟。這種特殊的政治格局不僅為食客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間，也為他們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臺。

    再從食客集團內部看，他們所處的環境還是相當寬松的。食客為貴族奔走效力，他們之間的待遇差異自然是存在的。因為食客們有先來后到、資歷深淺之分，能力才干的高下也各有不同。比如春申君門下食客就分為上下兩種，上等食客都著珠履。孟嘗君家中的上等食客出門有車坐。但食客們的這種分別并不嚴格，他們也沒有嚴密的組織系統。

    貴族們刻意以一種平等的態度對待食客。對于新來的，或是尚未顯露才干的食客，貴族并不歧視；對那些做出貢獻的食客則論功行賞。這樣不僅能籠絡人心，而且大大激發了食客的競爭意識和投機意識。食客各逞其技，爭得主家青睞，或者耐心尋找機會，以求在關鍵時刻嶄露頭角。所以戰國時期的食客集團雖然組織結構松散，卻也不乏政治活力。

    在戰國中后期起伏跌宕、變幻莫測的政治博弈中，食客的身份和地位很像是一枚卒子，平時也許并不顯山露水，卻能在一些關鍵時刻釋放出極大的政治能量，就像過了河的小卒一樣威風八面。食客毛遂成功說服楚王出兵，幫助趙國解救了邯鄲之圍，平原君稱贊他說：“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安陵君的食客唐雎出使秦國，在廷上據理力爭，發“布衣之怒”，拔劍相向，不可一世的秦王也只得長跪而道歉。即使是食客中等而下之的“雞鳴狗盜之徒”，也能在關鍵時刻施展其一技之長，使處于危難之中的主家化險為夷。

    戰國食客作為布衣之士，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曾經書寫過光彩的一頁。他們留下的許多謀略故事，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智慧寶庫中的經典，至今仍為后人津津樂道。

    四、尾大不掉的食客集團

    貴族大規模養客，也必然會帶來一系列問題。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總人口不過2000萬左右，所謂的大國，如楚國，人口也只有500萬，齊國人口不過400萬，趙、魏兩國人口只有300萬，只相當于現在的一個大中城市的人口規模，其經濟實力可想而知。當時門下食客有千人之眾的貴族就有不少。而要供養這些食客，還必須配以管車馬、管飯食等等的服務人員。所以，維持食客集團的日常生活需要，即便對于“富可敵國”的貴族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比如孟嘗君不得不在自己的封地薛發放高利貸，以維持供養食客的大筆開銷。他平日與食客吃同樣的飯食，看起來是好客之舉，或許也有經濟窘困的難言之隱。所以貴族養客只是出于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不可能長期維持。

    食客們聚于貴族門下，并不是出于某種道義的集合，而是出賣自己的智慧和技能，是一種謀生的方法。所以在為貴族效力時，食客通常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只求得到貴族的厚待，不管手段和目的。特別是在戰國后期，食客的尚禮重義之風幾乎蕩然無存，表現出的是很強的功利性。據《史記》記載，孟嘗君有一次帶著自己的食客去趙國，途中有一群趙國人久聞孟嘗君之名，聚于道上觀看。這些人本以為孟嘗君體貌魁偉，可眼前的孟嘗君卻是身材矮小，貌不驚人，遂譏笑孟嘗君為“渺小丈夫”。孟嘗君惱羞成怒，他手下的食客當即下車，“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件不僅給以“禮賢下士”著稱的孟嘗君帶來了極為惡劣的政治影響，也表明戰國后期的許多食客已經淪為貴族豪強的打手和幫兇。

    戰國后期，有的貴族還與食客相勾結，策劃了一系列宮廷陰謀。其實貴族們蓄養食客的真正目的并不僅僅是“輔國專權”，他們顯然懷有更大的政治野心，那就是窺測時機，取國君而代之。然而身為貴族而謀求王位，是要背上“篡位”的千古罵名的，所以貴族們必須把自己的政治野心掩藏得很深。而幫助貴族實現這種政治野心的理想角色還是食客。

    秦相國呂不韋私求大陰人嫪毐為食客，并將他獻給太后以討歡心。嫪毐得太后之寵，穢亂宮廷，干預朝政，并私蓄食客千余人。后來呂不韋與嫪毐的陰謀被秦王所察覺，呂不韋恐被誅殺，乃“飲鴆而死”。

    春申君在楚國為相多年，楚考烈王久無子嗣，食客李園將自己的妹妹引薦給春申君，想通過春申君轉獻給楚王。誰知春申君卻先把李園的妹妹“享用”了，而且有了身孕。李園與妹妹密商之后，由妹妹向春申君“獻計”，讓春申君將自己進獻給楚王，如果她與春申君的孩子是男孩，就可以順理成章地繼承王位。春申君“大然之”，依計而行。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食客李園在妹妹被立為王后后，深得楚王恩寵，離開春申君入朝為官，而且暗中蓄養了不少食客。楚考烈王死后，李園先下手為強，迅速派自己手下的食客刺殺了春申君，并“盡滅春申君之家”，而他妹妹與春申君所生之子果然繼承了王位，是為楚幽王（《史記春申君列傳》）。在戰國末期上演的這幕驚心動魄的歷史活劇中，貴族的野心和食客的權謀體現得可謂淋漓盡致。

    秦王朝的建立，使得食客集團的生存空間一下子逼仄起來。大一統的中央政權不會容忍貴族們像過去那樣大規模畜養食客。為了維護中央集權的安全穩定，秦始皇曾聽從宗室大臣之言下逐客令，雖然這道詔令主要是針對外來游士，但豪門食客顯然也在其列，因為秦始皇明令“一切逐客”。李斯上《諫逐客書》雖使逐客之令得以緩行，但“廢黜百家”、“焚書坑儒”實際上已經宣告了食客集團的終結。李斯的命運和呂不韋頗為相似，他本人終被腰斬，其門下食客也被盡數收捕（《史記李斯列傳》）。

    秦朝之后，食客這一職業依然存在，在一些史籍或古典小說中，我們仍能常常看到食客的身影。只是這些食客已經回歸到他們職業的最初定義，不是“幫忙”的家臣輔佐，就是“幫閑”的文人清客。他們再也不可能像戰國時代的食客那樣麇集于貴族官僚門下，形成一個個具有濃厚政治色彩、對社會政治產生重大影響的利益集團。

   總的看來，“客卿養士”是戰國亂世特有的社會現象。先秦食客集團在參與社會政治時體現了平民知識分子的本色。他們以自己的智慧謀略和學識才干，為推動社會歷史的演進做出了特殊的貢獻，他們身上特有的功利主義色彩和投機、狡黠的本性，也在我們的民族心理上烙下了某種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