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制度西漢儒生董仲舒說服當時的漢武帝，不以祖制黃老之術治國，改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學說開始成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學。（注意：儒學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不同）

    孔子的學說鼓勵知識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參與政治，來報效君王和國家。漢代的官員選拔制度還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貴族推薦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進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選拔為官員就很常見。“舉孝廉”往往是選拔官員的標準，而考試不是必須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羈，放浪形骸。他們中的許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敗的朝廷中工作。在權勢與道義發生沖突時，一定會“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孟子·盡心上》），這種精神氣質對孔子的“士”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為不愿同流合污而遠離政治，醉心于文學藝術，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隱”。這種精神也可在老莊哲學中找到母體。[2]

    雖然隋唐時期就有了科舉制度，但真正稱為選拔公家官員的唯一途徑還是在宋代以后。宋代程朱理學的發展進一步強化、發展了儒家思想，占據了哲學的主流地位。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試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徑。“學而優則仕”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開始成為讀書人信奉的格言。反過來說，政府官員也必須是飽讀儒家詩書經典的文化人。這從政治制度上保證了“士大夫”群體必然是一個精英知識分子階層。

    這樣，哲學精神的傳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這一階層應該說在宋代正式形成了。

    絕大多數“士大夫”都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但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畫”，由于宋徽宗個人的愛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繪畫創作。這進一步提高了繪畫的文化品位和藝術性。

    宋代以后，一般歷代的大詩人、大畫家、大書法家，絕大多數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官員。如蘇軾、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樣，沒有太多政治經歷，全憑詩文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幾乎絕跡。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末。

    科舉消亡而衰落既然士大夫階層和“科舉制度”相伴相生，那么科舉制度的消亡也就意味著士大夫階層政治制度保障的缺失。

    清末（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在內憂外患中已經面臨全面崩潰。科舉制度在西學東漸的風潮中也越發顯得落后，成了束縛人才的“瓶頸”。而被迫的開放，卻讓中國的讀書人看到了新的知識和新的獲得知識的方式。

    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這不僅標志著科舉制度的千年絕唱，更對中國的教育、文化產生了重大改變。“士大夫”從此也成了一個空有“士大夫情結”，而再也沒有實際地位的歷史名詞了。“士大夫”對知識、文化、藝術的壟斷也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