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學習時報》2007年4月23日第16版，作者：陳中浙，原題：《從董狐的“書法不隱”看史官的命運》

    董狐是古代有名的史官，《左傳》宣公二年的《晉靈公不君》，記載了他“書法不隱”的一段歷史。晉靈公殘暴、驕橫，不但隨心所欲殺廚子游尸、以彈射行人取樂，還對國相趙盾的屢次進諫懷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趙盾為了自保，只好逃離都城，到外地避難。在趙盾還沒有逃出國境的時候，他的同族趙穿舉兵殺死了靈公。然后趙盾又回到晉國，另立晉成公為國君，自己繼續擔任國相。對這一事件，晉國史官董狐認為，殺死靈公的真正責任者應該是趙盾，并直言不諱地在史冊上記下：“趙盾弒其君”。趙盾大為吃驚，解釋自己并無弒君之罪。董狐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對他們倆人稱贊道：“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即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后來人們把正直史官直書其事的文筆，就叫做“書法不隱”或“秉筆直書”。

    董狐的“書法不隱”并沒有給他帶來殺身之禍，但是，在很多事件中，那些正直的史官為了“書法不隱”，卻往往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唐史官劉知幾對此有一個解釋，他說：“夫為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兇。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在劉知幾看來，董狐之所以能夠“書法不隱”并擅名今古，是因為有趙盾的配合。如果不是趙盾“為法受屈”，恐怕董狐就兇多吉少了。所以，劉知幾就把董狐的這一“書法不隱”稱作是“為于可為之時”，即趙盾讓董狐具有了“為”的可能。趙盾是國相，完全有能力讓董狐閉口。所以，如果趙盾不“為法受屈”，殺董狐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如果是這樣的話，董狐就是“為于不可為之時”了。可以說，史官的命運并不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而是由被實錄者、當權者來決定的。所以，歷史上如董狐一樣“書法不隱”的史官往往沒有董狐那樣幸運。

    下面這位記錄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里的史官其“書法不隱”就是劉知幾所說的“為于不可為之時”了。春秋時期，齊莊公與大臣崔杼發生了爭奪美女之戰。崔杼借機殺了齊莊公，立了齊景公，自己做了國相。于是，齊國太史就記下了“崔抒弒其君”的史實。崔抒不愿意在歷史上留下弒君的惡名，就把這個太史殺了。太史官有三個弟弟，長兄被殺，大弟執簡復書。大弟被殺，二弟續寫。二弟被殺，三弟仍舊秉筆直書。崔杼連殺三人，不敢再殺，弒君的史實才得以流傳。可見，史官對自己的責任非常明確，為了真理，勇往直前，不達目的不罷休，即使死也在所不惜。但是被記錄者、擁有大權的崔杼并不像趙盾那樣“為法受屈”，連殺三個史官，根本不給史官實錄的機會。由此可見，要做一個“書法不隱”的正直史官，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當中既需要勇氣、責任感和策略，也需要一個寬松的政治環境，例如當權者是否給予實錄的機會。

    “史，記事者也”，史官的工作就是實事求是記錄歷史上所發生的一切。可以說，歷史雖然記錄著過去，其目的卻是為了現在和將來。因而，史官的責任非常重大，他們的記錄直接關系到后人對前人的看法及歷史的發展。對于這一點，歷代帝王也很明白。按照唐太宗的說法，這種記錄歷史的工作，可以起到“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的作用。不過歷代君王讓史官實錄是有選擇、有條件的，若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就可以給史官一個“可為”的環境，若是對自己不利的事，則絕對不容許史官實錄。與此相反，史官們都深知“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的道理，對當時發生的事情都要如實記錄下來，哪怕危及性命也在所不惜。因而，記錄者與被記錄者就必定會出現沖突。在這個時候，如果被記錄者也像趙盾那樣“為法受屈”，配合史官董狐，那么史官不但可以保全性命，而且“書法不隱”也會成為事實。如果被記錄者像崔杼那樣不“為法受屈”，那史官恐怕就性命難保了。中國歷史上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大多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