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茶史·唐代卷》一書的出版，對于一個把茶當做國飲的國度而言，其社會意義自不待言。就其學術意義而言，本卷作者李斌城是唐史專家，韓金科是茶史專家，二人合著，相得益彰。

    該書指出，在唐代，茶從生活層面上升至精神層面，奠定了“茶為國飲”的基石，中國茶文化初步定型。是為確論。事實上，唐代茶葉的發展史恰恰呼應著整個唐代史，體現著鮮明的唐代特性。哪些特性呢？第一，貴族社會向科舉官僚社會過渡。第二，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第三，唐朝作為世界帝國的開放性。在此種種特性中，茶均起到重要作用。

    先看貴族社會向科舉官僚社會的過渡。茶作為一種植物，古已有之。但是，直到唐前期，茶的地位還并不凸顯。從魏晉南北朝直至唐初，伴隨少數民族大量入主中原，真正有代表性的飲品是酒和酪。酒的濃烈與酪的重濁，其實反映了騎馬彎弓的少數民族軍事貴族的情趣。在這種社會風尚下，青澀的茶只能成為“酪奴”，叨陪末座。然而，唐朝又處在一個從前期貴族社會向后期官僚社會轉型的時代。一次次的政治變局讓關隴貴族沒落，科舉制的興起又使得文人情調凸顯出來。伴隨著社會轉型，集清淡、清雅與清醒于一身的茶在唐中后期開始大行其道，陸羽的《茶經》應運而生，美水、美茶和美器也成為文人雅士、高僧高道乃至宮廷貴族的共同追求，進而形成集物質享受與精神修煉為一體的“茶道”。換言之，從羊羔美酒到寶鼎茶閑，唐代實現了從貴族氣象到文人情懷的轉型，才有了我們今天的每日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

    再看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主體來講，茶葉屬于南方作物，北方人并不熟悉。唐朝以前，社會發展程度北高于南，所以北方人除了不熟悉之外，還有不屑。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例，因為南北的分離，民族的對立，茶更被北方統治者貶為賤物——每次貴族宴會，都會備茶，專門招待“江表殘民遠來降者”，真是茶與人俱賤。然而，風水輪流轉，唐代安史之亂以后，北方因戰爭殘破不堪，人口大量南遷，江南進一步開發，成了大唐最重要的財富支撐。這樣一來，本來屬于南方人嗜好的茶葉，地位也隨之上揚。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亂后，傳統的租庸調制瓦解，財政入不敷出。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普遍消費品，貿易量巨大的茶就進入政府視野，和鹽鐵一樣，走上政府專賣道路，成為唐后期稅收的重要來源。與此同時，種茶和販茶也成為江南人民的重要生計，南方一些地區的茶葉生產與經營取代糧食生產成為當地主業。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謂“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正反映了這樣的社會現實。而將茶葉作為商品種植，也如書中所說，“深刻地改變著農村傳統的經濟結構”。

    再看唐代的開放性。茶葉走出國門，和唐代佛教的傳播密切相關。茶與佛天然有緣。茶的清寂，正好配合佛教的清修，故而僧人種茶、飲茶、詠茶蔚然成風。而佛教，在唐代恰是構成所謂“東亞文化圈”的重要精神紐帶。當時，大唐作為佛教中心，吸引著日本和朝鮮半島等地的僧人前來學習巡禮。他們在修習佛法的同時，也深深浸淫大唐僧人的飲茶之風。日本高僧最澄、空海分別將茶籽帶回日本，帶動日本的飲茶風尚，最終形成日本茶道。而位于朝鮮半島的新羅，也學習大唐以茶禮佛的風范，形成今日的韓國茶禮。這種以茶為載體的，精神與物質的交流互動，不正顯示出大唐作為世界帝國的開放與包容嗎！

    當然，這本書的內容還遠不止此。事實上，舉凡茶政、茶與文化、茶與宗教、茶與民族等專題，在書中都有詳細闡釋。正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說，茶具有深厚的文化屬性。從精神的角度講，它是沖淡內省的，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講，它又是如此潤澤綿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