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大帝是中國歷代皇帝中最愛好科學的一位。他年幼登基，不久就遇到了棘手的歷法之爭一案。他根據實測結果，了斷了這一糾纏多年的科學官司。康熙晚年組織了史無前例的大地測量，并下令編纂了《歷象考成》與《數理精蘊》等天文學和數學著作。遺憾的是，這種御用科學不過是舊瓶裝新酒，并沒有引導中國走上近代科學之路。
從篤信西法到回歸中學
明末歐洲天主教傳教士來華，揭開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時也引發(fā)了激烈的中西文化沖突，導致已經編譯好的《崇禎歷書》未能正式頒行。清兵入關，湯若望將該書改編為《西洋新法歷書》，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頒行天下。但隨之而來的中西歷法沖突，終于釀成康熙初年的歷獄大案。
中西歷法之爭促使康熙帝發(fā)憤學習西方科學。他晚年曾回憶說：“朕幼時，欽天監(jiān)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于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庭訓格言》）實測證明西方天文學比欽天監(jiān)使用的大統歷和回回歷法在計算方法上都更準確，從此，康熙帝篤信來自西方的天文學和數學知識。他在平反歷獄后，驅逐了楊光先，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jiān)監(jiān)副。1669年，他下令南懷仁監(jiān)造天文儀器。1673～1674年間，他讓南懷仁進講幾何學和力學等知識。西方傳教士希圖以科學為傳教鋪路，康熙帝則需要科學為朝廷服務。他對科學的興趣還驚動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他下令向中國派遣精通科學的傳教士。從1688年起，先后在康熙身邊的法國傳教士有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8）、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巴多明（Dominicus Barrenin，1665～1741）和杜德美（Petrus Jartoux，1668～1720）等。康熙曾向安多、張誠等學習幾何學、代數學和天文學，向白晉、巴多明等學習解剖學。為此，傳教士們還編譯了滿文《幾何原本》、《借根方》、《欽定骼體全錄》等書。
康熙掌握了西方數學的一些基本知識，他常常在近臣面前炫耀自己的新知識。在學習西方科學的同時，康熙也認真研讀中國典籍，他對宋明理學家對于自然現象的解釋發(fā)生了很大的興趣。他不喜歡耶穌會士傳播的那一套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論。
康熙帝以繼承華夏正統自居，“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國策。正是由于這種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取向，導致了他在晚年評定中西歷法之爭時，采取了“西學中源”的立場。1704年，他親撰《三角形推算法論》，宣揚“歷原出自中國，傳及于極西”。1705年，他在南巡回鑾途中專門召見當代數學大家梅文鼎，向他宣講西歷原自中國，促使梅文鼎出面大力論證此說，從而使“西學中源”說成為欽定的觀點。在崇尚儒學的社會氛圍里，西學“名不正，言不順”，而認定西學源于中國之后，中西實為一家，他就能名尊中學，實用西術，并能避“用夷變夏”之嫌。在確定“西學中源”說的欽定地位之后，康熙帝以“御制”的名義編纂了《律歷淵源》刊行，從而促進了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帶動了清代科學的進步。然而，康熙帝提倡“西學中源”說，也標志著他對中國傳統科學的認同，導致他采取“會通中西”的取向。
康熙的科學素養(yǎng)并不深，他對西方科學的認識十分膚淺。他利用傳教士在科學技術上的專長為清廷服務，卻并沒有意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革命性。根深蒂固的天朝大國觀念，也使他沒有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價值，他從來沒有試圖去了解西方。康熙帝暮年，由傳教士挑起的禮儀之爭，最終導致他發(fā)布了禁教令。他去世之后，繼位的雍正厲行禁教，在華西方傳教士大都被驅逐出境了，由傳教士維系的西學東漸隨即墜入低谷。
御用科學的性質
康熙帝晚年親自組織進行了兩項大科學工程。首先是全國范圍的地圖測繪。從1708年康熙帝命法國傳教士白晉、雷孝思、杜德美等人測繪“長城圖”始，至1715—1717年完成云南、貴州、湖北、湖南等地測量，基本完成了全國的經緯度測量，測得經緯度點641個。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的大地測量。不僅在中國是空前的創(chuàng)舉，在世界大地三角測量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各省地圖測繪之后，由杜德美總其成，編繪全國地圖，于1718年完成，定名為《皇輿全覽圖》，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實測地圖。中國大地測繪是康熙帝利用耶穌會士為其服務的成功典范，但同時也可以說是耶穌會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開展科學工作的成功范例。由于清廷將這一成果視為秘籍，這一工作雖然在歐洲被視為近代地理學的重要成果，卻未能為中國地理學和地圖測繪學走向近代奠定基礎。
第二項大工程是《律歷淵源》一百卷的編纂，包括《歷象考成》、《律呂正義》和《數理精蘊》三部書，是一套包括天文歷法、音律學和數學等知識的科學著作。編纂工作始于1713年。康熙帝從全國調集了漢、滿、蒙族的一批專門人才，以皇三子允祉等任“奉旨纂修”，以何國宗、梅瑴成任“匯編”，集中于暢春園蒙養(yǎng)齋進行工作。至康熙六十年（1721）完成，在他去世之后于雍正元年（1723）刊印問世。
從康熙帝親自領導這兩項大工程，尤其是《律歷淵源》的編纂，我們可以一窺其名為“御制”實為御用科學的性質。
第一，是指導思想上追求為皇朝現實政治服務。觀象授時是皇權的象征，關乎皇權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因此倍受重視。《歷象考成》和《數理精蘊》等書既然是御制典籍，那就要求做到“有裨于天下國家，以傳于億萬世”，必須保證政治上合乎當時的“崇儒重道”的既定政策。表現在指導思想上，這就要求以中國傳統的天文數學為準則，而僅吸取西方的算法和技藝。編書之初，康熙帝就對皇三子允祉等說：“古歷規(guī)模甚好。但其數目、歲久不合。今修歷書、宜依古之規(guī)模、用今之數目為善。”于是，康熙帝御用的歷算專家就將河圖洛書附會為“數理本原”，以所謂周公制作的《周髀算經》為“西學中源”說張本。其用意雖說也有吸收西法的積極意義，但這不僅與科學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馳，而且將清代科學引向了“會通中西”的羊腸小道。
第二，同等重要的是，御用科學必須由皇家來掌握、控制和壟斷。康熙帝對耶穌會士的學術活動加以嚴格的控制，一旦傳教士的活動超出了他許可的范圍，他就嚴加禁止。因此，耶穌會士的科學活動在相當程度上僅局限于宮廷一隅，未能得到必要的傳播。至于《皇輿全覽圖》和隨后增修的《乾隆內府輿圖》等都深藏大內，不容他人染指和置喙。然而，《皇輿全覽圖》早就由傳教士寄回法國公之于世，為歐洲人所周知，而清廷卻當作珍籍秘不示人。這真是對康熙帝等清朝統治者實行專制愚民政策的莫大諷刺。
第三，御用科學追求的是實用性、權威性，而不是創(chuàng)新性。康熙帝等自詡為“淑天下而范萬世”的《歷象考成》和《數理精蘊》等御制“一代大典”，不過是天文學、數學和歷法計算的實用手冊，服務于欽天監(jiān)等機構的歷法編制和天象觀測。這兩部書對相關天文學和數學理論的介紹都十分簡略，較之明末的一些譯著，在系統性和理論深度上反而倒退了。而這些著作一旦打上了“御制”的標簽，那就是不容置疑的“圣人之制作”，要傳之萬世。《律歷淵源》的權威性不容置疑，盡管雍正和乾隆年間《歷象考成》所載的方法推算結果與實測結果出現了差異，不得不加以修訂，但仍然沿用了原有的體例和模式。因此，這部康熙御制的科學經典，盡管在清代科學史上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放在17—18世紀的世界科學之林，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與御用科學的權威性密切相關的是其保守性。乾隆朝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說：“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實愈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jié)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矣。”四庫館臣對清代官方的西學政策總結得十分精辟，即所謂“節(jié)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這一政策即源自康熙帝，它妨害了中國人了解西方、理解西學。在康熙帝的影響下，欽天監(jiān)雖然聘用了耶穌會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務和工作則依循舊軌，毫無求新求變，清朝也沒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機構，最終導致在中西交流頻繁的康乾盛世，國人對近代科學毫無感知。
歷史的啟示
康熙帝生活的17—18世紀，是世界思想史和科學史上的革命時代。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興起打開了通向近代科學之門，數學和計量方法、觀察與實驗方法的廣泛運用，鑄就了科學革命。伴隨著科學革命而來的還有政治思想領域的革命，洛克的《政府論》倡導天賦人權、自由、平等、法治和分權等理念，奠定了英國近代憲政的理論基礎，在西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西方科學、文化和政治的發(fā)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經營的御用科學，試圖將完全不對等的中西科學進行融合和會通，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將中國科學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學的差距由此不斷擴大。思想的禁錮和文化的束縛代價何等沉重，中華民族為此虛擲了多少光陰！探討康熙帝發(fā)展科學的經驗和教訓，對于反思我們的思想惰性和體制弊病也會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