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代昭明太子蕭統主編《文選》時有哪些考慮？他的這一舉動究竟受到何種理念的驅動與支撐？這些深層次問題，攸關《文選》編纂認知，影響到“文選學”研究的全局，是“文選學”研究無法回避的首要問題，需要予以認真審視與思考。

一

    蕭統主編《文選》的時間，主要是在受梁武帝重托、以太子身份實際主持朝政期間。他在《文選·序》中自陳：“余監撫余閑，居多暇日”。緊接著又說：“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歷觀”“泛覽”云云，是說其主編《文選》，以廣大“文囿”、浩瀚“辭林”為觀覽對象，以最深切的生命關懷，全身心地投入，以致因“心游目想”、專注忘我工作，而對時間流逝與身體疲倦渾然無覺。應該說，視忙若閑，以苦為樂，以高度的專業精神和對文化的熱愛來對待這項事情，正是蕭統得以主持編好《文選》的重要條件與動力因素。

    蕭統主編《文選》，還抱有更高的文化理念與理想追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指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蕭統以太子身份實際主持朝政，絕不可能自外于“世情”與“時序”；其主編《文選》，也必然承載國家意志，有彰顯國家意識形態的特定需要。魏晉迄于梁代文化審美觀念的臻于高度發達與成熟、南北朝后期華夏民族文化大融合所達到的新高度，使得建構大一統文化王朝的期冀，成為南北朝后期愈加凸顯的時代精神。這三種時代因素交互為用，更使蕭統對歷史文化發展抱持高度的使命感與責任擔當，而將國家意識形態與文化審美高度有機結合作為崇高文化理念，也使其將主編《文選》并使之成為大一統王朝的文化大典，作為實現自己文化理念與政治理想的重要方式。

二

    蕭統界定其編選作品的上、下時限為：“遠自周室，迄于圣代”，并宣稱：“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文選·序》中的“姬、漢”用詞顯示：蕭統確實把主編《文選》作為踐履梁朝之國家意志，呼應建構大一統文化王朝的時代必然要求。

    顯然，其以周代為起點，稱述自周至梁的所謂“七代”與“千祀”，有著明確的思想關切。因為就中國王朝的起點而言，并非以周代為最早，文學創作也非始于周代。若僅限于談論文化王朝起點，舉一周代即可，不必連綴“姬、漢”。尤其是談論以周代起始的所謂“七代”時，直接跳過秦代，而明確并列“姬、漢”、也不列出漢代以后的其他王朝，僅籠統宣稱“自姬、漢以來”。可知身為梁代實際主持朝政的太子，蕭統目光高遠，顯然是專就典范意義上的文化王朝立言，故不屑論及秦代、三國、兩晉、劉宋與南齊。如果認同蕭統確是以周代為典范文化王朝的起點，推許大漢文化王朝可與周代比肩，再聯系其界定《文選》選文的上、下時限為“遠自周室，迄于圣代”，則不難得出如下結論：其必有表達梁代將可成為紹繼、甚且超邁“姬、漢”的文化王朝的特定思想內涵；也可斷言：其主編《文選》，必有為梁朝大一統文化事業服務的政治雄心。

    蕭統并稱“姬、漢”，實際是沿用了在南北朝時期流行的關于“姬、漢”的固定用詞。而在很大程度上，“姬、漢”用詞的流行，正是建構大一統文化王朝這一時代必然要求的外顯。

    早在南齊時代，“周、漢”用詞已成固定搭配，將周、漢視為文化王朝兩大典范的認識，已經較為自覺而普遍了。如《南齊書·禮志上》記載，蕭琛就曾在奏議中建言“宜遠纂周、漢之盛范”；祖沖之關于更造新歷的上書中，也強調“令卻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南齊王朝以周、漢為宗，不僅是對文化王朝典范的推崇，也折射了其以華夏文化正統自居，而與北朝競逐建構大一統文化王朝的心理趨向與追求。至梁代，這種接續、超邁周漢的雄心壯志尤為彰顯。梁武帝詔書中多處使用“可依周、漢舊典”“在昔周、漢”等言辭。丘遲《與陳伯之書》宣稱“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實際也是基于梁朝為接續周、漢之正統，必當實現國家統一這樣的情理判斷。

    北朝君臣普遍以接續周、漢自任。《魏書》記載贊美魏“方隆周漢”“道邁周漢”的言論，俯拾皆是。贊美孝文帝言辭體現尤多，如北海王元詳、張彝、高閭等均把他比作周、漢圣王。《北史·儒林列傳》評價孝文帝時代“斯文郁然，比隆周漢”。北周以周代為宗，但其建構大一統文化王朝的雄心，比以接續周、漢自任的北魏王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北史·儒林列傳》記載：“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是求闕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北齊王朝注重周、漢并稱。如高洋天保七年《并省州郡縣詔》，就參照周漢楷模：“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為最。”高洋在褒揚病逝之臣陳元康時，也舉周漢功臣為例，稱其如“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

    隋代實現了國家統一，也延續了這種“周漢”固定用詞，意指明確。如隋初于宣敏針對封建之事上疏，就宣稱“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于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期許隋代能夠“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薛道衡在煬帝時所上《高祖文皇帝頌》，推崇隋文帝的統一、化育之功是：“張四維而臨萬宇，侔三皇而并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

    綜上可見，蕭統所謂“姬、漢”用詞，不僅淵源有自，而且帶有特殊用意：在歷代王朝中，特別表彰周、漢兩代大一統文化王朝，顯然意在彰顯梁朝欲紹繼、甚且超邁周漢兩代大一統文化王朝的政治雄心。因此他要把自己主編的《文選》當成“比隆周、漢”的文化大典的內在追求，就能夠清晰感知了。

    再具體考察蕭統主編《文選》時，所處的南北朝后期特定的政治文化發展現實：其時南、北對峙，以華夏文化正統自居的梁朝，正處于繁榮發展期，也有統一天下的宏志，甚至一度還取得南北對峙的戰略優勢。而根據《梁書》本傳記載：“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他還有“明于庶事”“天下皆稱仁”的美譽，也曾以“菲衣減膳”的實際行動支持北伐事業。故其被梁武帝委以主持朝政重任，順應時代要求，主編《文選》以為一代王朝文化大典，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

    如上所言，蕭統主編《文選》的理想乃是：欲成就“比隆周、漢”的一代王朝文化大典，由此出發，也帶給我們反思當代“文選學”研究系統、展望未來研究新景的重要啟發。

    第一，《文選》之“文”的真正含義究竟為何？長期以來，學界較少關注《文選·序》開篇即將“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為“文”之起點，并引述《易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闡述“文”之“時義”的遠大深廣；忽視《文選》實際是對“文”之發展的一種全面擇取與系統總結，忽視國家意識形態與文化審美的關系，而是以當代更近于西方“文學”的概念與《文選》之“文”對接，從而僅將《文選》理解為一部當代意義上的“文學”總集，片面窄化理解《文選·序》所表達的“文”之進化特征與審美意義關系的思想內涵，而單純著眼于“沉思”與“翰藻”立說；討論《文選》的諸多精義，也只局限于當代狹義形態的“文學”層面，刻意區分《文選》之所謂“實用文體”與“非實用文體”。唐以前的“文學”概念指涉遠比今日寬廣，如曹丕《典論·論文》所謂“四科八體”：“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陸機《文賦》所謂“十體”：“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到蕭統《文選》的三十九體分類，則這種“文”絕非僅僅是“沉思翰藻”，而應該是遵從儒家詩教說“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只不過這種“文”更注重“文”的進化發展，更強調將國家意識形態與文化審美予以有機契合，從而使“文”在更高層次更好地為國家意識形態服務；《文選》也絕非今日意義上的所謂文學總集，而是一部包容更為廣大的國家文化總集、文化大典。這樣，研究《文選》就不僅要研究其屬于當代所謂的“文學”之意義指涉，更要與古代之“文學”概念對接，全面拓展、系統研究《文選》所蘊涵的中華民族的核心精神價值觀念、思維模式、思想意義、審美精神與其他屬于基礎性、多樣性的文化價值內涵，研究《文選》在后世被確認為一部國家文化大典及其被經典化的歷程和優劣得失。

    第二，當代“文選學”研究的繁榮興旺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為了更好地發展，還必須追問當代“文選學”研究系統的建構是否合理？在“文選學”研究系統中，居于核心主導的方面究竟是哪些？可以肯定地說：“文選學”的核心研究對象應該在編選問題。因為其所選錄的多數作品在當時皆為習見，僅分析作品顯非“文選學”之要義。為何、如何選擇這些作品，并以何種方式呈現出來，使這些作品構成一個自足的文化大典系統，這才是《文選》之所以是《文選》的關鍵。故研究蕭統主編《文選》的立意，就顯得特別重要。可惜學界過分專注于編者、編纂時間、編纂過程等方面的具體研究，致使《文選》的核心價值，幾乎湮沒不彰。因此我們也借本文鄭重向學界提出呼吁：超越今日之較為狹隘的“文學”觀念，回歸到古代“文學”觀念的對接，不僅以深入研究《文選》這部意欲“比隆周、漢”的一代文化大典為契機，積極思考重構“文選學”研究系統，推動“文選學”研究事業邁向新的高峰，也為推動中華民族文化復興偉業的“文學”概念重構，以及核心精神價值與思想系統的重構，提供重要智力支持。

    劉忠偉（作者系鄭州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中國文選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