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龍現在被人所稱道的，是他的“廉”。但在于成龍看來，這廉，是他所奉行的“天理良心”的一部分。

　　天理良心，是于成龍施政的基礎，也是他力量的來源。若非如此，清廷的一紙任命，只是給了他一個施展抱負的機會和正當的資格，并不能幫助他在朝野建立聲望，以及幾百年來一直被人擁戴和銘記。

　　以天理良心為本，那么為官以廉，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并不需要特別追求。

　　A 于成龍以前朝副榜貢生出仕

　　清朝順治十八年五月，于成龍以前朝副榜貢生的身份，被朝廷選任為廣西羅城知縣，時年45歲。

　　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介于不惑和知命之間的于成龍，這個選擇應該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盡管我們現在已不清楚他經歷過怎樣的糾結。

　　明清以后，官僚制度已經非常完善和嚴密，科考入仕被視為做官正途，而“副榜貢生”，是那些參加鄉試沒有正式成為舉人，但成績還算過得去，所以列入副榜，可以去國子監繼續深造的讀書人。以副榜貢生當知縣，說是正途出身已然十分勉強，也就是在清朝初年人才缺乏的狀況下才能實現，再往后，正牌進士、舉人都不一定能輪得上。當于成龍日后成為兩江總督，這個“副榜貢生”的功名，還會寫在他儀仗隊上的大紅官銜牌上，他手下僚屬數百人，可能沒有人功名比他更寒磣了。于成龍也知道自己這個劣勢，但他雄心并未減少，“我輩雖非科第中人，上古之皋夔稷契豈盡科目中人耶。”

　　更違和的是“前朝”。于成龍的副榜貢生，是在明朝崇禎十二年中的，明亡之后的順治八年，他也參加過鄉試，只是沒有中舉，所以終其一生，頂著的就是這個明朝的貢生功名。而在古人的觀念里，參加明朝的科考，卻在清朝做官，嚴苛點說，也是失節。清朝不同于一般的王朝鼎革，還是異族入主華夏，在視華夷之辨甚于君臣之防的古代，這更是有損清譽。他甚至不像澤州的陳廷敬。陳廷敬在早于他三年之前便高中進士，進了翰林院為庶吉士。但陳比他小23歲，自記事起，便是滿清的臣民，不會背負歷史包袱。而與于成龍同輩的人，轉變就沒有那么容易。更何況，在于成龍出仕的前一兩年，本省的名士、長他12歲的傅山還在四處奔走，矢志反清，很多國內一流的文士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即使不再反清，至少也持堅定的不合作態度。這些人在當時和以后，都被視為士林的楷模，于成龍卻剃發易服，跑去比家鄉永寧州更偏僻、更艱苦的羅城縣做官。

　　羅城縣在廣西，古時被看作是瘴癘蠻荒之地，在那兒做官，能生還就是大幸。而且，順治十六年即于成龍出仕的前兩年，羅城才被納入清王朝版圖，實際還是個化外之地，民性悍勇好斗、冥頑難治，前兩任知縣一個被殺，一個棄官跑路。再加上戰亂過后，幾乎是一片白地。當于成龍到了羅城，迎接他的是一座沒有城墻，居民只有六戶，荒草叢生的三間茅屋就是縣衙的縣城。于成龍只好用土壘個案桌開始施政，晚上就寄居在關帝廟里。隨行的五個仆人，很快就受不了，病死一個，剩下的說什么也不肯再待下去，于成龍無奈只好將其打發回去。后來，于成龍的兒子又買了四個仆人送過來，但很快，病死三個，嚇瘋一個。于成龍索性不再用人伺候，一個人住了下來，做飯、洗衣自己干，忙起來一天只吃一頓飯。于成龍不是沒后悔過，“此一活地獄也，胡為乎來哉”，也曾向上級請求放他回去，但羅城縣好不容易來了個知縣，怎么可能輕易放走，自然不了了之。

　　實際上，于成龍是不需要吃這番苦頭的。于家在明朝弘治年間，出過一位御史中丞，名叫于坦，由此開始開枝散葉，成為永寧望族。到于成龍時候，各房分立，雖然不再豪富，但也是中上人家。于成龍的功名，出仕雖嫌不足，但在當地，足以成為頭面人物，隨著時局安定、社會發展，因有功名又不需要繳賦納稅，家境不難小康。何必變賣家財，跑去羅城？名，沒什么好聽，利更是得不到，于成龍圖的什么？

　　我們也許可以注意一下，于成龍出仕的順治十八年。那年正月，順治皇帝去世(民間說是出家)，8歲的愛新覺羅·玄燁——即康熙皇帝，成為這個龐大帝國新的統治者以及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后一個盛世的開創者，換句話說，不論是于成龍自己的人生，還是大清王朝，一個新的時代開啟了。

　　B　于成龍的抱負，是要重建秩序

　　但是，這個新時代的來臨，并非顯露著氣象萬千，而是滿目瘡痍。像羅城那樣的地方，比目皆是。帝國龐大的疆域需要人治理，基層官員的缺乏是難以回避的問題，所以像于成龍這樣功名很低的讀書人，也能做一縣之主，施展自己抱負。

　　古代讀書人的抱負，可以說是“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說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詩意地說，也可以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和皇帝——不論什么樣的皇帝——共治天下，讀書人都有這種天然的自覺。

　　而當時的“天下”，明亡清興已成大局，只是亂世余波還在，不用說在遙遠的邊疆，還有南明小朝廷不奉新王朝正朔，就是在廣闊的內地，忠于前明的勢力、趁火打劫的土匪依然挑戰著新王朝的統治，最重要的是，經過數年的戰火，城池毀棄，鄉村凋敝，民生困苦，是對新王朝執政能力的最大挑戰。某種程度上，百姓并不管皇帝是姓朱還是姓愛新覺羅，誰能結束亂世，誰能建立秩序，讓他們安心地做工、務農，活下去，他們就會在誰治下做順民。

　　儒家最重秩序，孔子的政治觀念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盡其本分，就可以稱為盛世。而于成龍們的出仕，便能為天下重建綱紀，為生民結束離亂。于成龍雖然曾經后悔過，但最后還是決定留下來，“荒檄皆王土，惟國家所使耳，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

　　于成龍擔任羅城縣令7年，主要的功勞便是為羅城重建了秩序。他編制保甲、約束縣民，有敢于犯案的，他也敢下狠手，“盜有犯者立斬之，懸其首于竿，由是盜皆屏跡。”縣內有幾個大族倚勢橫行，于成龍也是該抓的抓，該杖的杖，很快便讓他們規規矩矩。有了秩序，逃亡的人樂意回來定居，百姓也能安心生產。僅僅三年之后，羅城縣就呈現出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于成龍后來說，“我一生得力，在令羅城”，也許就是因為在羅城，他實現了一個儒者的最高抱負，將一片荒蕪變成人間樂土。

　　于成龍45歲擔任羅城縣令，68歲死在兩江總督任上，仕途23年，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朝著建立秩序的方向努力。鑒于康熙初年全國并不穩定的情勢，所以于成龍最為人稱道的本領、政績都在緝盜剿匪，其余勸農桑、興教化、平訴訟等等，便是一般能員也能做到，倒不需要特意說明。為了能夠讓社會安定，他不憚采用最暴烈的手段，完全不把人命當回事，就算是古代那些酷吏也要咋舌。

　　于成龍在羅城縣令任上7年之后，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又過了3年，調任湖北黃州同知，駐在歧亭。黃州同知作為知州的副手，負責的就是保境緝盜。歧亭在黃州和麻城縣交界，山高林密，好幾伙盜匪嘯聚山林，于成龍剛一到任，就抓了大盜9個，公開示眾，除了有當地百姓作保不再作亂的兩個，剩下7個，全都活埋。由是合州震動，一郡盜匪從此驚匿。但活埋，于法無據，承平時節，不免要被人參劾非刑殺人。

　　不僅如此，于成龍還化妝易名深入匪巢，和土匪們打成一片，甚至有了一把交椅，成了頭頭，然后擇機一網打盡，全部砍頭。據說臨刑前，念在土匪們招待之情，還賞了他們頓酒菜，這才灑淚作別，上演了港片中“對不起，我是臥底”的老套情節。在民間固然是傳奇，但在官場，也就是于成龍，如果是別人，上級輕則告誡不足為訓，重點兒就會接到“有失官體”的批評了。

　　康熙十二年，三藩作亂，十三年，吳三桂打下湖南，兵鋒直抵湖北。當年于成龍已升任福建建寧知州，但經巡撫張朝珍之請，改任武昌府知府。湖北境內的一些武裝勢力因吳三桂作亂也想趁時而起，于成龍四處救火，身入虎穴招降叛軍，乃至提刀上馬，親臨一線。有一次形勢危急到幾乎全軍覆沒，幸虧于成龍臨危不亂，不僅不后撤一步，反而帶頭沖殺，終于轉危為安，平定叛亂。那一戰，叛軍被斬首數千人，血流成河。有了這樣的例子，其他叛軍都非常忌憚，于成龍或剿或撫，無往不利。當年年底，于成龍平叛初步成功，他在麻城縣黃市村勒石紀念，銘文說“龜山以平，龍潭以清。既耕且織，東方永寧”。

　　C　對于成龍來說，為官以廉，是個非常自然的結果

　　于成龍殺人雖多，但從古至今，沒人說他是酷吏。因為于成龍手段雖烈，但秉的卻是一顆慈心。他某次平叛之后，搜出了叛軍的名冊信件，卻沒把這當作線索，而是付之一炬，讓那些隱匿的盜匪得以放心下山為民。其余愿意放下武器的盜匪，于成龍也不會算舊賬，很快將他們赦免以及妥善安置。這政策非常有效，連外省的叛軍都慕名前來投誠。

　　當然，于成龍并未考慮過他的手段是酷是慈的問題，在他看來，那只是些細枝末節而已。殺人不足以判他酷，不殺也不能說他慈。在他出仕之初，他對友人說，“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對待百姓的菩薩心腸，和對待盜匪的霹靂手段，都是從這四個字生發出來的。

　　天理良心，這是于成龍施政的基礎，也是他力量的來源。若非如此，清廷的一紙任命，只是給了他一個施展抱負的機會和正當的資格，并不能幫助他在朝野建立聲望，以及幾百年來一直被人擁戴和銘記。

　　于成龍現在被人所稱道的，是他的“廉”，但在于成龍看來，這廉，也是他所奉行的“天理良心”的一部分。以天理良心為本，那么為官以廉，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并不需要特別追求。他死后大儒熊賜履給于成龍寫墓志銘，其中有言“三代而后以廉干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為刻復，以納于偏畸，故措施建豎、表里初終，往往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強刻厲之跡”。

　　于成龍初任羅城，再官合州，兩處地方都很窮，做羅城知縣時他要自己做飯洗衣，而去了合州，正賦只有15兩銀子，于成龍想不“廉”都困難。百姓看父母官過得清苦，就湊些銀錢送他，于成龍溫言勸勉，讓他們拿回去奉養父母。但同時，他升任知州，賞識他的巡撫給他盤纏，他也不打算拒絕。

　　所以，他的廉，更可以說是天理良心的外在表現。把他和明朝第一廉吏海瑞相比，我們會發現他比海瑞少了些刻意和刻板。當然，海瑞在明朝晚期那樣奢靡的社會氛圍下，矯枉必須過正，非如此不能挽回世風，而于成龍，糠也吃過，但并不以吃糠為榮，條件好些，就不吃了。他還愛喝酒，一天至少要喝一壺，總有三四兩。這名聲傳遍廣西、湖北的官場。那次平叛勝利，湖北巡撫張朝珍長出了一口氣說，你們都說我不應該用“醉漢”，現在誰還有話說？

　　而在“天理良心”之外，于成龍選擇和堅守廉潔，還有別的原因，這較少為人提及，但卻不能不注意。于成龍在家鄉永寧州時，曾在當地安國寺讀書6年，并與寺院住持純天交好，6年間，兩人常常攀談。我們無法判斷于成龍的佛學修養如何，但可以清晰地知道，佛教的因果報應學說，對于成龍的影響非常大。如在兩江總督任上，于成龍發布過《禁送節禮諭》中說，“本部院安肯收受敲骨吸髓之贓物，而平分男盜女娼之報應也”，很直接地表現了他的廉潔，乃是因為不愿意遭受報應。又如他批示蘇松道臺清理獄政的報告，命令相關單位善待囚犯，勿令饑餒，修繕牢房，以免疫病，這樣就能“陰功浩大，子孫受福無窮”。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他認為，他所承受的一切，也是因果所致。羅城知縣任結束，他升遷榮別，給友人的信里說，“間嘗祝告城隍，謂我無虧心事一點，當令我及早還鄉。幸得保存性命。回想同寅諸公，死亡無一得脫，鬼神無爽，能不寒心？”

　　古代士人，學佛好佛者很多，即使內心相信因果報應，但表現出來的，或樂于表現的，還是他們對于佛教哲學的熟稔，寫禪詩、打機鋒才是他們最慣常做的，而像于成龍這樣，有如鄉下老婆婆一般，將因果報應掛在嘴上、行諸公文的，可說十分罕見。就這樣，一端是“天理良心”，一端是“因果報應”，互為表里，構成了于成龍精神世界的底色。

　　需要特意說明的是，說于成龍懼怕報應而選擇廉，無損于成龍的偉大。人有所畏懼，才有底線，才能有所為有所不為，而堅信自己所為符合“天理良心”，又使得于成龍無所畏懼，天下事無不可為。這兩者并不矛盾。

　　D　于成龍不是官場異類深得上司激賞

　　康熙十六年，重設江防道，駐黃州，于成龍任道臺。隔年升福建按察使，再一年升布政使，成為省部級官員，再一年升直隸巡撫，成為封疆大臣，再一年升兩江總督，仕途終于達到頂點，那年他已65歲。

　　從知縣走到省部級官員，于成龍花了18年。但從方面大員到封疆大臣，卻只用了3年。算快算慢，真是不太好說。像陳廷敬，入仕53年28次升遷，平均兩年就要升遷一次，仕途算是很順利的，但升到部級，也用了17年。拋開于成龍的才干和政績，清廉，對于成龍的仕途有過什么影響呢？

　　于成龍仕途生涯，最令人稱羨的是三次被舉“卓異”。明清時期考核地方官員，三年一次，最優等的稱為“卓異”，名額有限定。被舉卓異，“記錄即升，不次擢用”，非常難得。而卓異官，必須以“清廉為本”，所以于成龍的廉潔，是他能夠升遷的根本原因。同時，要舉卓異，要求上司申報，最終以各省督撫的意見為準。也就是說，于成龍能舉卓異，必要的條件是上司賞識。從中我們可以知道，于成龍的廉潔，并沒讓他成為像海瑞那樣官場的異類，人人側目避之不及，反而連上司都樂于獎掖提拔。

　　于成龍第一次“舉卓異”，本來沒他的事，但當時廣西巡撫金光祖力爭，甚至威脅布政使和按察使，說如果他們不舉薦，他就會自己上疏。等到于成龍升官，金光祖也沒要任何回報，還為于成龍準備盤纏，給湖北的督撫寫信介紹推薦，唯一的要求只是“照羅城縣去做，萬不可壞了我名聲”。一省長官對屬下一個縣令的照拂，真是無以復加。第二次、第三次，莫不如此，湖北巡撫張朝珍、福建巡撫吳興祚對于成龍的評價都非常高。于成龍雖不好名，但廉能的名聲卻是他們宣揚于朝堂，成為他仕途進步的基石。于成龍從布政使升任巡撫，這是從地方到封疆的關鍵一步，也來自于吳興祚的舉薦，吳興祚贊于成龍說，“閩省廉能第一”。

　　于成龍的仕途，也不是沒有蹭蹬。他在武昌知府任上，為部隊修建渡河橋梁，卻被山洪沖毀，遭革職留用，但實際上因為三藩之亂，正是用人之際，于成龍并未去職，很快就得到新的任命；兩江總督任上，因為于成龍的中軍(侍衛長或副官)田萬侯倚勢作弊，被人檢舉，于成龍受到降五級的處分。不久于成龍病逝，康熙皇帝特意取消了這個處分，并在圣諭中為他開脫，說“與之不合者挾仇讒害，造作屬下欺罔”。這又和海瑞不同，海瑞每到一地，總為同僚上官不喜，連皇帝也只想把他當做偶像，供起來了事。海瑞真正能夠施展才華，主政一方的時間，只有當知縣的三年和當應天巡撫的不到一年，其余都是坎坷。尤其是應天巡撫任上，有人誣告海瑞庇護奸民，魚肉士大夫，于是海瑞立刻被免職，改任閑職。

　　于成龍與海瑞，兩人清廉相同，境遇卻不一樣，也許是康熙初年，正是王朝開始興盛的時候，氣象崢嶸。海瑞所在的時代，明王朝卻已經暮氣沉沉，積疴深重難以挽回。然而無論如何，“天理良心”和“因果報應”給了于成龍強大的精神力量，于成龍又靠著這樣的力量，改變著天下的風貌。史籍所記，于成龍兩江總督的任命一下，人還沒到，江南的社會風氣就變了，南京城“闔城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驅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矣”。

　　結語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于成龍奉命巡視海境。許是風高浪急，68歲的他實在吃不消，回來就染重病。四月十八，病逝于總督府署。同僚下屬來檢視遺物，見只有布袍一領，靴、帶各一，堂后甕里數斗米和幾瓶鹽豉而已，無不淚下。消息傳出，南京城里男女老幼都痛哭不已，如喪考妣。稍后，他所做過官的地方，都為于成龍立了祠堂，民間祭祀，終清一朝不絕。

　　也就在那時，康乾盛世的大幕徐徐拉開。

　　本報記者　李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