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北京被重度霧霾所困。

　　“阿根廷國家隊在北京下榻,酒店的保安對阿根廷人說,覆蓋在北京城上空的不是霧霾,而是霧。”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轉發了這樣一條微博。如果空氣質量是氣象局的觀測對象,普通民眾無意間的“民族主義”謊言,則是他感興趣的觀察點。

　　下午三點鐘,在蒲黃榆地鐵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館,雷頤準時出現。

　　暗暗的燈光映照下,一頭長的卷發,如國畫中的鐵線,根根分明。一杯咖啡的工夫,他以客觀中立的視角,解讀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轉型社會中抉擇的歷史片段——思想層面的冷空氣,足以給聽者腦海帶來一種秋高氣爽的分明。

　　從知識分子家庭

　　到知識分子人生

　　記者:您曾經下過鄉,當過兵,進過工廠,到今天以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人生經歷的跨度非常大。這對一位歷史研究者意味著什么?

　　雷頤:我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在河南下過鄉,后來當兵到福建,復員后在平頂山一家工廠當工人。

　　對我們這代人而言,1978年這一年,最能反映出國家和個人命運的緊密相連。1978年,前幾個月我在當兵,中間幾個月當工人,最后三個月成了大學生。我考進吉林大學學習歷史,對中國近代史產生興趣。

　　在知青歲月,自己和家人所擔憂的,就是怎樣千方百計獲得回城的資格。在接下來的社會轉型中,能夠通過奮斗走向成功的人是少數。還有很多人沒能回城,或者很晚回城,沒有一技之長,很難找到工作,在工廠工作的后來成了下崗工人,甚至還有更多的農村青年,他們數量很大,但命運很少有人關注……

　　我一直認為,少數成功者代表不了一個時代,知青也代表不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研究歷史時,我意識到,歷史記錄下來的總是少數成功者,那些被代表的群體有不為人知的悲哀。　

　　記者:具體到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您為什么將目光投向知識分子群體?

　　雷頤:我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父母是1949年以前的大學生。他們搞工程技術,我們的鄰居都是搞工程技術的知識分子,所以我對這個群體比較了解。

　　記者:在您成長的過程中,目睹了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變化。

　　雷頤:的確是這樣的。

　　進入大學之后發現,1949年以前大學畢業的老一代知識分子,整體的教養和文化素質水平更高。知青大都是自學成才,一方面精神比較獨立,另一方面知識儲備不足。而恰恰是那些當年受改造的舊知識分子,彌補了我們的不足,在精神上和我們有更多的契合之處。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而這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識分子的近代史,所以研究了胡適、傅斯年、張申府等很多人。

　　記者:您怎么定義知識分子?

　　雷頤:什么是知識分子?這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中定義是不同的。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高小生在一些縣里就被定義為知識分子,因為上學的人太少。很多高小生胸前口袋里插支鋼筆,就是知識分子身份的象征。中國習慣以學歷劃分知識分子群體。現在高小生肯定不算知識分子,高中生也不算知識分子,得考上大學,甚至研究生,才夠得上知識分子的學歷要求。

　　而從國際的范圍來看知識分子群體,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受過教育,有啟蒙思想,對當時的現狀采取理性的分析、批評的態度和反抗精神,漸漸在社會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層。

　　西方“知識分子”

　　與中國“士”傳統

　　記者:對中國大眾而言,最熟悉的兩個名字——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是屬于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階層?

　　雷頤:對!他們就是公共知識分子。恩格斯繼承父親的產業,靠這一產業為生,他還資助了馬克思。但他們并不是說,我的生活來源是資產階級資助,我就一定要為資本家說話。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超越性,要超越自己專業的立場。

　　記者:要了解知識分子的傳統,恐怕要在西方尋找其根源。

　　雷頤:關于知識分子的起源主要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觀點認為起源于19世紀下半葉的俄國,一批從西歐回來的留學生,他們不滿意沙皇的專制統治,當時西歐比較民主,他們引進了新思想,批判沙俄的政治社會體制。這一文化群體被稱為知識分子。

　　另外一種觀點,是始于法國作家左拉寫給法國總統的一封信——《我控訴》。當時歐洲歧視猶太人,發生了一起猶太人法國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向德國出賣軍事機密的案件,政府始終不想認這個錯。左拉寫了一封公開信,法國其他的文化人也參與其中,呼吁平反冤案。有人說,這封信的發表相當于知識分子的宣言。

　　由此來看,知識分子不僅要有專業知識,而且要有獨立精神,是有知識有文化,同時有強烈社會關懷的人。

　　記者:西方有獨立的知識分子傳統,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中追溯,是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人傳統。您怎么看這兩者的不同?

　　雷頤:是的,中國的文人傳統也就是“士”的傳統。

　　西方的知識分子往往不是政客,他們通常有自己的職業,是獨立于政治黨派之外的。而中國傳統的“士”,他們沒有具體的專業,就是為孔孟弘道,以道來衡量政府或當時統治者哪點做得對和不對。

　　余英時先生對中國文化中“士”的傳統作了很重要的研究。“士”的傳統在中國歷史上有高度的連續性,但是在不同的朝代,“士風”會有變化。有的朝代比較好,“士”比較剛毅,有的朝代比較萎靡,趨炎附勢。

　　在傳統社會,“士”一方面以孔孟之道依附于朝廷,直接投身到政治活動中去,同時又以孔孟之道作為衡量朝廷政治的標準,可以說利弊共存。

　　梁啟超介于“士”

　　和“知識分子”之間

　　記者: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產生于什么時候?

　　雷頤:中國知識分子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社會開始轉型時一點點產生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化,有了工程師,有現代的醫生、辦報的報人出現,他們對社會的關切超越了職業本身,體現出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

　　記者:到五四運動時,中國已經有了一個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群體了。那么誰是中國最早的知識分子?

　　雷頤:有人把康有為和梁啟超并提,認為他們是中國最早的知識分子。但我認為,這師生二人中,康有為身上“士”的成分多一些,梁啟超身上“知識分子”的成分多一些。

　　梁啟超可以說是中國最早、最有名的知識分子。他當時一篇文章影響多大啊。袁世凱想要稱帝,希望得到梁啟超言論上的支持,給他多少金錢,希望反對稱帝的梁啟超不要寫文章。梁啟超還是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震驚全國,袁世凱稱帝倍受打擊。

　　記者:由這個事件可以看出當時知識分子對社會進程的影響力巨大。為什么會有這樣大的力量?

　　雷頤:這還是要歸因于當時所處的歷史時期。從前“士”在社會上地位很高,后來知識分子逐漸取代了“士”,在社會上發表言論。梁啟超就是介于“士”到知識分子之間過渡的代表人物。

　　到戊戌維新時,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來自一場集體的質變,他們開始作為整體的階層開始出現。從“士”變為現代知識分子,他們對國家觀念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君王是天子,好的君王是慈父,人民只是統治者的兒女。皇帝要做好皇帝,就要像慈父那樣照顧你的臣民,臣民應該做好自己的事情,侍奉他們的上級統治者。國是家的關系的延伸,這是一種身份關系、倫理關系。

　　記者:這些從“士”脫胎的知識分子,漸漸脫離了舊有的傳統倫理,把人們頭腦中的王朝掀翻了。

　　雷頤:首先,他們的國家觀發生了重大的變革,跟傳統的“士”已經不一樣了。傳統的“士”覺得王朝違反了道德,我可以批判它,但是皇權是上帝給的,人民和皇權應該是一種臣民關系。而現在國家觀變成一種契約關系。

　　梁啟超寫了很多文章,他批判了中國傳統,認為中國的傳統是,統治者有權,而受治者無權,人人自主之權歸一人。把人人應該有的權利都收歸于一個人,一個人替天下人出主意,還要天下人做什么?

　　他特別強調什么是國家。國家是地方上有人,個人權利相加就成了國,而不是反過來,先有君主,成立一個國家。他提出來,國家為人民,而不應該是人民為國家,為君主。這個觀點在當時是很驚人的。

　　到了譚嗣同,提出“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舉一民為君”。這個觀點和霍布斯的觀點非常相似。歐洲從霍布斯到洛克開始建立契約論國家觀,需要有大家共同推舉出來的人當君主,建立一個政府,這個國家是人民契約的產物。

　　戊戌變法中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的反叛,甚至比五四運動還要更加堅決。

　　他們獨立探索了

　　多種可能性

　　記者:到了胡適這一代知識分子,出現了一種尷尬的局面——他們總是要對當政者提意見,在不同的黨派之間,似乎有點兩面不討好。

　　雷頤:對。他們一直很猶豫:面對中國軍閥混戰的局面,一個知識分子究竟應該和政治保持距離,還是應該直接投入到政治之中?政治這么骯臟,知識分子是不是應該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去觀察它,批評它?很多人認為,知識分子要保持獨立,并不一定要投身到其中去。

　　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丁文江。他搞地質,一年到頭往全國各地跑,跟中國最偏遠地區的各種人打交道,其中有山寨首領、土匪、邊疆土司各色人等。經過這些鍛煉,相比別的知識分子,他對中國社會的架構更熟悉。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應當加入到政治里面去,中國政治的現狀之所以不好,原因是人品好的人都不愿意從政。

　　因此他提出,好人要從政,于是組織了一個“好人政府”。在北京,胡適、李大釗都參與進去,由知識分子來組織一個政府,實際從政。很快,軍閥來擠對這個“好人政府”,而知識分子又沒有任何的力量,只能被玩弄于股掌之中。這是一次失敗的試驗。

　　記者:有趣的是,今天看來,當時的知識分子展開了不同層面的社會試驗,有空間去大膽行動,去直接推進社會進步。比如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等。

　　雷頤:有一批知識分子不直接參與政治,而是進行社會建設。我覺得有幾個人是值得一說的,一個是晏陽初、梁漱溟,還有一個民間教育學者黃炎培,他們把知識分子在民間的作用放大,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梁漱溟大家都比較熟悉,晏陽初也有比較獨特的成就,他的意義被低估了。晏陽初長期留學美國,1923年回國,一戰的時候他到歐洲前線替華工服務,后來回國為農民服務,搞鄉村建設。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又很喜歡中國傳統。他把發達國家的一套衛生習慣弄到中國農村,把中國傳統的文化和外來的文明結合做試驗。他把中西結合了,無論好不好,在當時都很有意義。

　　1949年之后他的工作停止了,他出國了。在自己的國家沒做成,他覺得很可惜,世界上還有很多落后國家,他后來在菲律賓繼續了鄉村試驗。這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層面進行了積極的民間救助。

　　記者:無論如何,“入仕”不再是中國知識分子實現價值的唯一選擇了。

　　雷頤:對。知識分子在報紙上的言論很有影響。在《大公報》、《獨立評論》、《觀察》等報刊上,知識分子以局外人的角度去觀察發聲,對開民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從“民國熱”

　　到“公知”被貶

　　記者:最近上映的電影《黃金時代》您去看了嗎?這部影片以女作家蕭紅為主線,涉及到民國多位知識分子的故事。

　　雷頤:沒有。我聽說,這部文藝片沒有同時上映的一部喜劇片票房好。

　　記者:不能否認的是,大眾中有一股“民國熱”。有人認為,民國這段歷史被理想化了,被過度美化了。您怎么看?

　　雷頤: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呈現在大眾面前。尤其是在影視作品中,總是難免美化,不可能完全地去還原。

　　但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考慮,我覺得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不可遏止地有種民國熱、民國想象?這種社會心理的基礎是什么?

　　記者:您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么?

　　雷頤:我想至少有兩個方面原因。一方面,以前人們對民國正面的事情了解很少；另一方面,今昔對比,的確有做得不夠的地方,比如教育,今天的大學恐怕沒有哪個能比得上當年西南聯大的輝煌。

　　再舉例來說,竺可楨任大學校長期間,他認為學術獨立、教育獨立的重要一點是學者、學生要有獨立的思想,經常提醒大學生“運用自己思想的重要”。由于校長的身份,他對左派學生組織的“學潮”十分反感、多次公開表示反對。然而,在幾次學潮中,他卻走在隊伍的前列,為的是保護學”。今天的大學校長有幾位能做到這樣?

　　記者: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在網絡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有了更開放的發言平臺,為什么“公知”這個詞卻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貶義的色彩?

　　雷頤:在網絡時代,人人都可以發表意見,不是知識分子的人也可以就公共事務發言。一方面發言者更加自由了,另一方面水平卻相對降低了。

　　以往知識分子發聲,往往通過紙媒等傳統媒體。這些媒體有嚴格的審稿程序,文章思路是否清晰、言辭是否恰當、論證是否充分,都會格外注意,甚至標點符號,都非常講究。

　　但是在網絡平臺,任何人都可以很輕易、很隨便地發表看法,有的言論難免不夠嚴謹。網絡中,如果不去有意識地控制情緒,持不同觀點的雙方矛盾會越來越激烈。如果一方粗魯一些,另一方馬上會更粗魯一些。這是在網絡時代所面臨的溝通困境。尤其是微博,沒有充分論證,很容易被曲解。

　　記者:網絡上隨處可見語言暴力,讓中國網民冷靜下來似乎很難。

　　雷頤:其實,越是在輿論和民意暢通的發達國家,網絡空間越少去承擔政治討論的功能,而是更多地去實現私人社交的功能。

　　中國的公知現象在網絡上似乎更明顯一些。網絡這一人人皆可發言的開放環境,使人們發表觀點的自由度空前提高,于是有了大學教授在菜市場演講的穿越感。□　本報記者　卞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