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當代國家公務員可謂體面，生活起居作息的環境和條件比較好，待遇也相當穩定和優厚。難怪當代大學生對國家招錄公務員趨之若鶩，以致形成“公考族”與“公考熱”。近兩年來，全國自上而下整風肅紀，力糾“四風”，“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以及庸散懶慢貪等不正之風受到窮追猛打，一些人又開始抱怨公務員不好當了。那么，古代“公務員”的狀況又如何呢？ 近讀史書發現，其實，古代的“公務員”考勤也是蠻嚴格的，“治庸”也是頗過硬的，古代“公務員”不好當啊。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比較發達的一個朝代，唐朝朝廷擁有一大幫人為皇帝和國家效力，相當于今天的國家機關公務員。那么，唐朝的國家機關公務員是怎么上班？怎么工作的呢？

    每天上班前看天氣，是很多人的習慣，夏天雨多，更是要注意，可是在沒有天氣預報的唐都長安，就比較難辦了。下小雨當然很有詩意，但是雨下大了也是很麻煩甚至要命的事情。

    貞元二年（786年）夏某天，下了一場大暴雨。長安街道上水深數尺，吏部侍郎崔縱去上班，結果在崇義里西門這個地方，被水所困，之后在水中漂浮了幾十步遠，街道兩邊店鋪里的伙計們看到后，呼叫著相繼進到水中救他，才使他免遭一死。但是其他人就沒有他這么幸運了。這一天長安溺死了好多人。

    唐代時，官員在苦寒、雨雪、酷暑時均會享受到不上班的待遇。其中尤以雨雪造成泥雨放朝的情況最多，這與長安純為泥土大道有關。因為若逢雨雪，土道經行人車馬踐踏，行走會極為不便。白居易寫過一首《和韓侍郎苦雨》，就說到了這種情況。韓侍郎就是時任兵部侍郎的韓愈。秋雨下后，朝廷已經發布了放朝的消息，而韓愈沒有聽到，仍然照常趕赴早朝，走到半路才知情，無奈踏泥而歸，那時放朝的消息是通過內廷的鼓聲傳達給散居長安各街坊的官員的！長安那么大，難免有人會聽不到，如果像今天有事打個電話就方便多了。

    政府也曾考慮過解決雨天道路難行的問題，在唐代詩文中屢見的“沙堤”就是為了官員上朝方便所鋪設。它又叫“沙路”、“沙道”、“堤沙”等。修沙堤的沙，多取自瀘河。天寶三年（744年），時任京兆尹的蕭炅首先提到這個建議。他在上疏中稱應在長安郭內南北、東西各三條與城門相通的、直至大明宮的交通要道上，將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實，然后再鋪上細沙。蕭炅本人是天寶年間奸相李林甫的狗腿子，但是他鋪設的沙堤卻堪稱長安道路建設中造福士庶的一件大善事。所以許多人盡管鄙夷他的為人，但在這一點上還是肯定他的作為。因為“長安大道沙為堤，早風無塵雨無泥”。對習慣了行路苦的長安人來說，走在上面的確感覺很舒服！

    （2）

    在唐朝關中，尤其京師周邊地區灌溉設施修建及管理大大增強，冬小麥產量迅速增加。長安城里，人們開始流行吃面食。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餅的種類和加熱手段，可以說在唐長安城基本上也都全部出現了。所以在某些層面，我們今天吃的早餐，和唐代長安百姓所吃的，也差不到哪里去！比如煎餅，在當時就很流行。有記載說，元和十二年（817年）宣陽坊戶部吏員家的夜宵就是噴香的煎餅。

    在安邑坊的巷口，每天一大清早，就有賣餅的人在那里吆喝。元和十年（815年），刑部侍郎劉伯芻住在這個坊里，他看見那人可憐，給他許多錢做本，每天早晨上班時，都會順路吃餅。

    天寶九年（750年）六月左右，在升平坊的北門內側，有一間門面房，掛著簾子，里面住著一位賣餅的胡人。他每天拂曉，就點起爐灶。那一會兒在他門外的路邊，已經擠滿了等待擊響曉鼓、打開坊門準備出去上班辦事的人們。這些人紛紛來到他這里買早點。同樣在春明門附近，大和（827—835）初年也有一家在曉鼓敲響前的清晨賣早餐的店鋪，生意照樣很是紅火。大歷十二年（777年）的一天早上，上書左仆射劉晏起來晚了，肚子餓得咕咕叫，又著急上朝點卯（點名，如同今天公務員上班時的簽到），恰巧在路上看到有賣蒸胡餅的，就買了捧著大嚼起來，邊走邊還給同路人贊嘆：“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還有一天清早，一個新科進士在住所的巷口買糕，這時適逢幾個吏員路過，他就趕緊熱情地和他們打招呼，并說相請不如偶遇，爽快地請幾位可能會成為同事的人吃了早點。

    在長安城里，既能看到大街小巷的飯店，也有小販把餅裝在小車上推著邊走邊賣的，可以說非常方便。宣平坊的一位老人和賀知章住對門，賀知章感覺他道行很深，就和妻子拿了一顆明珠去向他請教，結果老人轉手就給了隔壁的小孩子，讓替他換了三十多個胡餅。有些人買的餅吃不完了，到處胡塞。西市一個商人家養的狗，就是因為過多吃了行路人扔下的餅，差點噎了個半死！一些餅店還經營旅館，尤其開設在權貴宅第附近的餅店，因為奔走者眾多，一人要出到一千錢的高價才能住下。這些都是見于歷史記載的。

    不過對于那些被允許能經常參見皇帝的官員，早朝完畢后，朝廷還會管他們一頓早飯，吃飯時也得守規矩，行為稍有不檢點，就會被參劾，遭到處分，看來這碗飯也不好吃。午后下班，吃飯就在自家，或者和朋友們聚餐娛樂了。

    （3）

    在唐代都城長安的官署里，共有內官2600多人，他們又分為常參官和非常參官。常參官就是每天必須面見皇帝的職事官。一般在五品左右才有資格。人數大約有近千人。官街鼓一般會在當天的早上五點左右響起，而散居長安各處的官員們當天會起的更早。因為如果遲到或無故不到，一月白干不說，烏紗帽可能都會玩完。早朝一般在六點半至八點半舉行，之后官員們會到各自崗位辦公，處理完相關公務，下午三時多就會下班，在沿路商賈百姓們的注視里回到自己的家中。非常參官們不必日日早朝，相對就顯得清閑些。

    細算一下，唐人每天工作八個小時，和今天相似。有學者考證，今天關中許多農村，人們在勞作之余，早上九點吃早飯，下午兩三點吃午飯，很可能就是唐朝遺留下來的作息習慣。

    當然這些官署也不能一走而空，每天下白班直到晚上通宵都要留人值班，這和我們今天許多單位的做法類似。皇帝白天和朝臣所擬定的軍國大事，許多要在晚上列出相應文件，所以一些重要部門的夜班就更為重要。如同今天機關公務員夜晚加班趕材料一樣，要熬夜，要值夜班。

    夜班可輪流換值，一些官員值夜班與否以及值多長時間可視官階及公事要緊程度而定。中宗景龍三年（709年），有姓蘇的父子二人同在中樞為官，因此常常同值夜班，兒子后來上疏請放自己出外為官，皇帝惜才，沒有批準。

    值夜班的官員，白天已上了一整天班，通宵之后，還要繼續上白班。有的甚至接連上多個夜班，連軸轉非常辛苦，常常就有“過勞死”的！

    上夜班如果有兩三個人陪伴，自然不會寂寞，如果一個人，就顯得孤單冷清。所以沒事時，官員們就靠作詩打發，或將詩稿送往其他有人值夜班的官署，唐詩中有很多這樣的應和酬答之作，朝廷對這些官員自然也有優待，發給他們枕被以供睡眠，還根據時令的不同賜衣賜食。

    當然如果家中有事，夜班也可請人代值。開元二十年（732年）九月二十日，某部門輪到一個叫梁升卿的人上夜班了，可是第二天恰逢他父親忌日，就想讓同事元彥沖代自己上。元彥沖正和朋友聚會喝酒，不愿意去。梁升卿只好將具體情況寫個條子，懇求其代勞，自己就回家了。結果元彥沖喝醉，沒有按時到崗，宦官又正好拿著皇帝的命令來問事，發現衙門里沒人，回去一稟報，唐玄宗很是生氣，隨即將元彥沖貶到鄶州任刺史，梁升卿貶到莫州任刺史，這倆人都為自己的玩忽職守付出了代價。可見唐朝的國家“公務員”紀律還是蠻嚴格的。

    官員“治庸”，不獨為當下的“熱詞”。古代“庸官”比比皆是，于是歷代王朝都重視“治庸”，盡管多數乏善可陳，但有時也能讓我們眼睛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