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以歷史題材為外殼，闡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厚內容；它以社會爭勝為主線，將傳統文化及其思維方式磨礪成一部爭勝方法的集成；它在社會的動態活動中折射出恒定的謀略方法，展現了跨越時空的中國思維智慧。
以歷史為載體的文化積淀
《三國演義》的敘事，從公元180年漢靈帝時的黃巾起義開始，到280年晉朝滅吳結束，歷時約一百年。它成書約在元末明初，即三國歷史終了后一千余年，其中經歷了幾個重要環節。
一是在三國時代，董卓、袁紹、呂布、公孫瓚、曹操、孫氏父子、劉備、周瑜、諸葛亮、司馬父子等一大批英雄豪杰在既定的社會環境中，留下了不朽的人生業績與思想精神，這一客觀歷史過程構成了全書的歷史本源。
二是晉初陳壽的《三國志》記載了三國這一“當代史”，百余年后南朝的裴松之對《三國志》又作了廣采博征式的輯錄引注。史學家追求歷史的真實，但對史料主觀選擇以及回護曲筆，已使文學意義上的創作意圖初露端倪。
三是唐宋時關于三國的民間故事與傳說，這些故事已不執著于歷史真實，對人物言行進行了許多主觀的設定，實際上已是在“集體無意識”狀態下進行的文化創造。
四是元末明初的文化大師羅貫中以他的如椽巨筆，對三國的歷史和故事進行全方位梳理和系統化加工創造，基本完成了全書的撰著，使這一文化產品定格。
可見，《三國演義》不同于三國歷史，三國歷史是社會演進的客觀過程，而《三國演義》是通過對三國人物事跡的追憶、裁剪乃至想象而構筑的一個文學藝術世界，屬于后人的文化創造。這一文化創造以三國歷史為起點，創造過程延續了一千多年，其間各代人的文化創造分別依循著當時主流文化的價值理念，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
《三國演義》是以歷史之體，載文化之魂。它首先向人們表述了一段并非完全虛假的歷史，然而，歷史人物最終成了文化表達的符號，人物言行及其行為方式未必忠實于歷史，卻體現著傳統文化的思想精神和價值理念。如關羽本是三國時代的普通武將，而《三國演義》中的關羽則是忠烈、義氣、勇武與誠信的化身。中國民間對關羽人格的崇拜，表明了中國社會對這一文化創制的高度認同；后世人欣賞《三國演義》，不是認可其中的歷史描述，而是體認、傳承它所負載與傳達的文化內容。可以說，《三國演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淀物，從文化表達的意義上講，它比三國歷史、三國史志更具典型性和鑒賞性。
以爭勝為核心的方法集成
三國是一個競爭的時代，這段歷史經過了豪強割據、軍閥爭戰、三國對峙、晉朝統一的過程。多元競爭、勝者生存是貫穿其中的鮮明主線�！度龂萘x》承接了這一客觀的歷史主線，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精神和思維智慧演繹了這一分久必合、九九歸一的爭勝過程。
對特定主體而言，競爭中最難確定的不是選擇對手，也不是確認目標，而是要采取的手段。比如，過河目標的實現正是難在橋的設計與建成，因而手段的設定是人們競勝的關鍵，也最為后來的人們所關注�！度龂萘x》在長期的成書過程中不斷調適和適應這一受眾心理，在人物的處事手段上大做文章，刻意深化細化人物行事的機巧。同時，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內含著深沉多樣而充滿智慧的思維方式，為人物行事手段的多樣性打開了空間、提供了依據。因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底蘊的《三國演義》在爭勝方法的演繹上取得了極高的成就。
如赤壁大戰中諸葛亮與周瑜傳閱的便箋上寫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對“目標—手段—條件”幾個要素及其相互關系就有通盤考慮�；鸸サ氖侄问钱敃r軍中的最高機密，因為它是弱方出奇制勝的關鍵。后來周瑜安排的蔣干盜書、收用蔡中、怒打黃蓋、闞澤詐降、龐統授計、筑壇祭風等，都圍繞著火攻手段的實施。這里環環緊扣、多環成鏈，結鏈為橋、順橋成功。其中小手段服務于大手段，每一步的安排都有其目的性，足見手段在爭勝中的緊要。《三國演義》中的主帥常給前線領兵的將軍授以“錦囊妙計”，吩咐臨急打開，內中無不是應對危急的機巧手段。全書把傳統文化中內含的爭勝技術做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表現了中國思維方式在爭勝中的新穎和奇特。
處事手段拋開了它的個性環境和具體針對性，在一般的意義上就是行事方法。《三國演義》描繪了百年間許多集團、個人與不同對手間的無數爭勝活動，以競爭的眼光看，全書正是一部爭勝方法的集成。
以謀略為結晶的智慧深礦
《三國演義》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淀，大體有三層景觀：一是存在性文化，包括傳統的政治制度和倫理思想這兩個不變的文化形態。全書對充滿等級尊卑的政治制度予以肯定，并對侵害皇權尊嚴的董卓、曹操等人予以鞭撻，表達出鮮明的政治立場；同時以傳統倫理思想為標尺來設定正反人物的言行。二是流動性文化，包括權力爭奪、軍事爭勝與外交爭優。這是三種動無所居、常變常新的活動形式。全書敘述幾個朝廷與許多集團內部的權力爭奪，描寫了大小數百次戰役戰斗以及指揮員對各種戰爭要素的配置思路，還描寫了許多割據集團間的政治結盟及其策略。三是恒定性文化�！度龂萘x》在描述流動性文化各領域不同主體的爭勝活動時，賦予其特定思想理念指導下的哲學層面的智慧，在流動的文化中展現恒定的方法。全書描述了劉備與曹操兩人長期較量的動態過程，從而把儒法兩家行事方法的各自特點與固有短長展現了出來。可以說，哲學層面的方法問題，是《三國演義》文化創造所達到的最深層次，也是其敘述恒定文化的歸結。展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與行事方法，這正是《三國演義》的精華所在。
然而，《三國演義》對方法的敘述極其獨特，它沒有使用概念語言的抽象形式，而選擇了形象化的表達。如全書沒有《孫子兵法·火攻》那樣的警語原則，卻用火燒烏巢、火燒博望、火燒新野、火燒赤壁、火燒連營、火燒藤甲兵、火燒葫蘆谷等軍事活動展示火攻的方法。用綜合的、具體的、形象化的方式表達行事方法及其內蘊智慧，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的謀略�！度龂萘x》全書結晶出無數形象化的謀略案例，人物的謀略活動與其文學形象、文化人格融為一體，需要人們通過深入發掘體認來把握。
當代人有了《三國演義》中的大量形象貯備，擁有了中國思維智慧的積累，就能根據意象做出文化創新。只要做出事理的轉換，就能激活意象的生命力。《三國演義》中展現的行事方法和謀略，正是這樣一種“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魔力”的思維智慧。
《三國演義》表達了集成化的爭勝方法，結晶出形象化的謀略案例，隱含著恒定不變的哲學通則。當代社會的國家競爭、發展競爭并沒有減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行事方法仍然具有無限的生命力，《三國演義》是一座正待人們深入采掘的智慧金礦。
馮立鰲（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