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參是東北三寶之一，自古以來便被人們視為稀缺之物。明末，后金政權經常與明朝進行人參貿易。據《清太祖實錄》記載，因人參易爛，明人乃佯裝不欲交易，以壓低價格。努爾哈赤遂發明人參煮曬法，使其經久不腐，結果“所濟甚眾，民用益饒。”

    清朝定鼎北京之后，基本實行的是人參資源共享的“八旗分山制”。隨著皇權不斷加強，至康熙初年，清朝的參務管理制度開始逐步建立起來。康熙二年組建了由皇室掌控的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參隊伍，此外皇室還掌控烏拉打牲的一支采參隊伍。這樣就形成了皇室與八旗貴族共同采參的格局。

    按照參務管理制度的規定，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參隊伍共由150名參丁組成，其中正黃旗、鑲黃旗和正白旗各出參丁50名，此外還有領催等少數監管官員。這支采參隊伍每年由盛京啟程，前往吉林通化附近的額爾敏、哈爾敏和遼寧新賓境內的崗山采參。據遼寧省檔案館編譯的《盛京參務檔案資料》記載：康熙七年該采參隊伍共收獲人參515斤，人均采參3.4斤。康熙三年烏拉打牲的采參隊伍收獲人參31.8斤，如也按人均采參3.4斤計算，采參隊伍約為9人。與皇室的采參隊伍人數相比，當時八旗貴族的規模要大得多，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共發給八旗貴族采參參票3019張，每張限定4人采參，所以八旗貴族的采參隊伍應為12076人。如仍以人均采參3.4斤計算，每年采參41058斤。此外還有不少私采者，據《柳邊紀略》記載：“走山者日益多，歲不下萬余人。”如按走山者萬人計算，每年私采的人參約為34000斤。

    參，古代寫作“薓”或“葠”。薓與葠皆為浸漸之意，指人參生長十分緩慢，山中自然生長的老山參成熟約需百年。經過清朝皇室與八旗貴族的大規模開采，以及為數眾多的走山者私采，額爾敏、哈爾敏和崗山的人參資源日趨減少。據《盛京參務檔案資料》一書記載，康熙初年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參產量如下：

    康熙七年515斤；康熙八年434斤；康熙九年419斤；康熙十一年277斤；康熙十三年368斤；康熙十四年283斤；康熙十六年174斤6兩；康熙十七年177斤；康熙十八年161斤；康熙十九年101斤8兩；康熙二十年98斤；康熙二十一年121斤14兩；康熙二十二年109斤12兩；康熙二十三年119斤2兩。

    由上可知，自康熙七年至康熙二十三年，盛京上三旗的采參量呈明顯下滑趨勢。鑒于主要采參山場人參資源日趨枯竭，康熙二十三年清廷決定開辟新的大參場，詔令：“嗣后八旗俱往烏蘇里等處采薓。”烏蘇里等處大參場開辟之后，人參產量確實有大幅度提升，康熙二十四年得干參240斤8兩，約合鮮參1037斤2兩，康熙二十五年采參1917斤8兩。

    清初舊山場資源的枯竭，并未使清廷從中吸取教訓，自烏蘇里等處大參場開辟之后，由于人參產量的大幅度增加，使清廷大為振奮，無所顧忌地擴大采參隊伍。尤其是康熙四十八年，清廷下達一萬斤的采參任務，派出一萬名滿族士兵去采參。具體由盛京將軍派出滿族兵士4000名，寧古塔將軍派出滿族兵士4000名，烏拉打牲總管派出滿族兵士2000名。

    康熙末年，為了擺脫繁重瑣碎的參務工作，清廷決定實行采參招商制，即由朝廷選任具有經濟實力的大商人承包具體參務，年底與朝廷分成。雍正即位后，繼承了康熙朝的這一做法，也保留了其采參規模。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雍正十年，清廷命承包參務的大商人招募采參刨夫一萬名。然而自康熙二十三年開辟烏蘇里等處大參場后，經過四十余年的大肆開采，至雍正朝也已出現資源危機的端倪。因而在這次采參后，清廷宣布實行歇山輪采制，即“刨采二年，停歇一年”。

    乾隆即位之后，并未對業已出現危機的人參資源引起足夠的重視，仍發行參票一萬張。后乾隆見商人獲利巨大，更以“召募商人承辦，私弊較多”為由，將參務收歸國有，在盛京、吉林和寧古塔成立了官參局，專門管理具體參務。然而人參資源的日趨減少，終究會影響朝廷發放參票的數目和刨夫領票的積極性。至乾隆九年，雖然仍發行參票一萬張，但實際上落實的只有6000張，即盛京3500張、吉林1500張、寧古塔1000張，其他4000張只能留作備用。乾隆朝也實行了歇山輪采制，但在執行中很隨意，如乾隆四十八年決定：“盛京歇山以后，雖嚴行查拏，尚有偷挖之弊，歇山實屬無益。請自次年起，照常行放薓票。”

    至嘉慶朝，烏蘇里等處大參場的人參資源已嚴重匱乏，發放參票的數額陡然下降。如嘉慶四年，盛京參票的數額已減至1752張，吉林的參票減至450張。由于刨夫們在山上很難遇到參枝，有些人便將發現的參苗，集中移植到山中的一處，圍成參園進行培育，待數年之后挖出來交官。當時稱這種人工培育的人參為秧參。秧參在外形上與山中自然生長的老山參十分相似，但藥效相去甚遠。為此清廷堅決禁止栽種秧參，尤其是嚴禁將秧參冒充老山參上交。領票刨夫們因真參難覓，又要完成規定的采參額度，只好不顧禁令，鋌而走險。嘉慶十四年末，盛京、吉林和寧古塔上交的貢參發現了大量秧參。嘉慶大怒，引發了當時震驚朝野上下的嘉慶十五年參務案。在案件的調查過程中，發現有些基層地方官員以權謀私，收受賄賂，縱容私種秧參的行為。一些地方大員，如吉林將軍秀林因貪污數額巨大、盛京將軍富俊包庇有罪屬下、寧古塔副都統富登阿玩忽職守，均被撤職查辦。

    此后，刨夫們的處境更加艱難，承領參票者已寥寥無幾。道光十二年，僅放票1752張，二十七年又降至1161張。至咸豐三年，傳統的皇家采參方式終因資源枯竭而走到了絕境，在吉林將軍景淳的建議下，清廷正式廢止了沿用二百余年的參務制度。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清前期的歷代統治者在處理參務時大都比較急功近利。如康熙二年組建了盛京上三旗包衣150人的采參隊伍，年年赴額爾敏、哈爾敏和崗山采參，此外還有龐大的八旗貴族的采參隊伍和私采者。結果僅用了二十年時間，這一帶的人參資源便已近枯竭。康熙二十三年開辟烏蘇里等處大參場后，仍不吸取教訓，年復一年地進行過量開采。四十余年后，烏蘇里等處的人參資源也開始出現危機。至雍正朝，雖然實行了歇山輪采制，但并未得到認真執行，最終導致野生老山參資源日漸衰減，直至基本用盡。清廷對于秧參的處理也有失偏頗，秧參在質量上雖不及野生老山參，但具有生長快、產量高的特點。如果取消對培育秧參的限制，加強監管和區分，不但有利于保護野生老山參資源，而且還增加了人參的品種，人們也多了一種選擇。以史為鑒，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應當引起人們足夠的思考和重視。

    廖曉晴（作者系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