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文是指將兩個或多個單字符號糅合成一個構形單位，但仍保留各原單字讀音和記錄功能的文字書寫形式，又稱合書，主要存現于小篆之前的各種古文字系統。陳初生《談談合書、重文、專名符號問題》認為漢代除帛書上還使用合文外，其他石刻碑志上就見不到了（載《康樂集——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漢代以后漢字合文真的消失了嗎？事實并非如此。據我們調查，魏晉南北朝隸楷書碑刻仍有少量合文。如東魏《戎愛洛等造像記》：“上為皇帝（圖一：1），下為亡父母。”此乃造像記慣用語，“”為“陛下”的合文。受“漢代合文絕跡論”的影響，碑刻隸楷書合文常被誤釋，或本來可識卻照錄原形，存疑待考，成為閱讀和利用碑刻材料的障礙。因此準確識認碑刻合文不僅是文字釋讀問題，而且關系到文獻的整理利用。現擇取兩則碑刻合文結合已有釋讀加以考辨，旨在深化對漢字合文存在規律和發展過程的理解，糾正以前的片面認識，并為碑文釋讀整理提供借鑒。

魏魏易覩，爛難名

    語出北齊河清四年《朱曇思等一百人造塔記》：“飛禽走獸，瞻疑似活，羌弗可得如言矣。魏魏易覩，（圖一：2）爛難名。遂托銘神宮，冀貽萬葉。”清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卷三題跋直稱“”字未詳。其余諸家對該字符雖有釋錄，但各持己見，莫衷一是。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十三引錢侗跋云：“容作。”《金石文字辨異·冬》認同錢說，并釋“容爛”為儀容風采，直接引用他說，未分析確定字際關系的依據，缺乏說服力，釋義也不切合文意。嚴可均《鐵橋金石跋》不贊成錢氏之說，認為“”即“奻”，與“”同，今作“”。《說文·女部》：“，美也。”徐鍇系傳：“，美物也。”《廣韻·翰韻》：“，又作。”雖“”的美物義基本適合碑文文意，但“”“奻”“”三者之間形義關系的分析較迂曲，不可直接系聯。后世釋讀該形體時或繼承前說，或存疑待考，問題始終未得到解決。

    細審原拓，我們發現各家識斷“”形時主要依據文本的文獻特征和表達規律，忽略了碑石本身所攜帶的關鍵信息。碑拓“爛”字筆畫細瘦，書風明顯有別于他字。字的右上部刻一點畫（圖二：1），如改變拓片對比度降低碑面石花干擾，則筆跡更為清晰（圖二：2）。此為碑刻特有的文字刪除符號（關于碑文刪除符號，詳參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67頁，中華書局2009年版），表示“爛”為誤刻或不合文意之字，特加標記符號以示刪除。故“爛難名”實為“難名”，但三字為句與原文不協，且文意難通，說明“”非為某個單音節字，而是“容容”的合文，與前句“魏魏”照應，文句對仗。就意思而言，“魏魏”通“巍巍”，表達佛塔高大雄偉，非常顯眼，很容易讓人看到；“容容”承接前文“斜塵煙際，四翥風生”等文句，描述高塔似在煙云中凌空飛揚的狀貌，遠觀又似天云間一道動感的天際線，其神秘尊貴的勝景難以稱說，與后文贊頌飛禽走獸活靈活現之“弗可得如言矣”句意吻合。雙音詞“容容”表飛揚貌傳世文獻亦見用例。《漢書·禮樂志》：“神之行，旌容容。”顏師古注：“容容，飛揚之貌。”由此，整篇碑文文氣自然貫通，文意和諧順暢。

    最后再來探討“容容”寫作合文的具體緣由。該碑清乾嘉年間由黃易于山東博興縣搜得，拓片高45cm，寬60cm，左邊豎刻三尊龕像，全文共200余字。整個石面安排緊湊，文字排列有序，除右邊第二行首題結束處留有空格外，其他地方幾無空處。所以在應被刪除的“爛”字占位后，為了不破壞版面的嚴謹布局，書刻者就將“容容”二字擠壓在一起，以合文形式呈現，從而保持石面工整美觀。釋錄碑文時只有根據碑版實際，運用碑刻學、文獻學、語言學等相關學科知識，才能對合文“”作出正確判斷。

窆于司徒墓左、北芒南崗之所

    《中原文物》2012.5刊出北魏源模墓志的拓片及錄文，志文云：“以永安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甲寅朔八日辛酉，窆于司徒墓左、北芒南崗之所館。客來士和，既傷修桂沒夏，芳蘭天春，埋壁幽壤，納賈荒墳。”司徒指源模祖父惠公源懷。核驗碑拓，“天”“壁”誤釋，實應為“夭”和“璧”。但糾正這兩個誤字后，“客來士和，既傷修桂沒夏”等文句仍無法正常解讀，故原釋文還存有文字、句讀方面的問題。洛陽北芒（邙）是歷代墓葬之地，“南崗之所”即指此地，而“館”指房舍、住所，兩者指稱對象不同，本不應組合表義。源模長兄源延伯墓志也已出土，志文記其與源模葬在同一處，稱延伯“葬于皇祖惠公舊山之所”（宮大中《新發現的北魏源延伯墓志銘》，《中原文史》2011.2）。此可作為“所”字后應斷句的旁證。但“館”字不能獨立成句，只能將其斷入下句，這樣又會造成“館客來士”等文句不知所云。由此斷定，《中原文物》“館”字亦誤釋，到底為何字，需細究其原字形。

    “館”原拓作（圖一：3，圖二：3），細審之，左邊構件并非“”，因不論構件還是整字，“”都無此異體，而“召”卻常見。如東漢《譙敏碑》“炤”作（圖一：4）；北魏《塔基石函銘刻》“召”作（圖一：5），《元昭墓志》“詔”作（圖一：6）等。可見“”左邊的“”為“召”無疑。根據組成構件的拼合方式和構形特點判斷，“”不是某個單字，而是“官、召”二字的合文，代表詞語“官召”。則原文可重新校理為：……窆于司徒墓左、北邙南崗之所。官召客來，士和既傷。修桂沒夏，芳蘭夭春。埋璧幽壤，納賈荒墳。志文后面部分四字為句，節奏和諧，文意順暢。“官召”一語亦見于其他碑志文，如北魏《元誕墓志》：“帝冑之子，官召不須。名詳海溢，聲徹四宇。”

    該志志石方形，文字雅穆秀逸，排列整齊而緊湊。碑刻文字一般先寫后刻，合文“”的產生，應是書刻者一時疏忽而漏寫“官”或“召”字，后雖被及時發現，但又沒有多余石面補寫，于是將二字合刻一處，占一個字的位置，這樣既合理安排全部文字，又照顧到全文的行款格式。

    眾所周知，民間流傳有一些合體字，如陜西關中biangbiang面（圖一：7）、日進斗金（圖一：8）等，此屬文字游戲式的字形拼合。而碑刻隸楷書合文是碑刻文獻特殊用字現象，其特殊性是由石刻載體、文獻格式和文獻文字生成方式、過程決定的。因此考究碑刻合文不僅具有文獻學意義，而且為隸變后漢字合文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拓展了研究的內容。碑刻文獻整理中存在未識、誤釋合文等情況，考釋碑刻合文應以石刻拓本為依據，充分利用其中的符號標示、文字書寫、行款布局等規律進行綜合分析，并結合文字構形特點和文意，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何山（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項目SWU130920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