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成書至今應該有六七百年了，雖然早就風行天下，但多數時間里它的日子過得并不順當。例如明、清兩朝的統治者就都很怕它、厭惡它，不時有令詆毀、查抄、禁毀它。但是，誰都知道，那兩個朝代禁毀《水滸傳》并沒有給它們帶來平安。而被萬千摧殘的《水滸傳》不僅安然無恙地流傳至今，上世紀中葉和前些年還曾經“熱”得如日中天。真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啊！

　　明、清兩代的統治者詆毀、禁毀《水滸傳》，雖然有某些政治上看得見的理由，如近代“戊戌變法”領袖之一、后來又提倡“小說界革命”的第一人梁啟超先生曾認為：“今我國民綠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桃園之拜，處處梁山之盟……遂成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但這實在是政治上的迂腐之見，文學上的皮相之論。《水滸傳》非“倡亂”之書也！若從古代政治文化的角度論小說，《水滸傳》才是真正的“忠義”和“愛國”之書！

　　《水滸傳》的“忠義”與“愛國”，首先表現在“反貪官，不反皇帝”。

　　《水滸傳》“反貪官，不反皇帝”是學者們的共識。因為“反貪官”之故，梁山多次與官軍作戰，并戰而勝之，這看起來像是鼓動“造反”。但是，圍剿梁山本就是貪官蠱惑皇帝的餿主意、蠢伎倆，所以梁山對敵官軍實質上仍是造“貪官”的反。貪官從來是百姓的大害、一切政權的蛀蟲，一般說皇帝只要不十分弱智或腦殘，就不喜歡和不庇護貪官，而愿意順從民意，懲治腐敗，以長治久安。從而《水滸傳》的“反貪官”，就不只是“不反皇帝”，而是幫助皇帝消殺蝕害政權的蛀蟲，是真正的“忠于皇帝”。所以，《水滸傳》中雖然有李逵口無遮攔說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但是隨即被戴宗斥為“胡說”。而真正的貧苦漁農阮小五唱道：“打魚一世蓼兒洼，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才是作者以及宋江等絕大多數“梁山好漢”的心里話。

　　其次，宋江等絕大多數“梁山泊好漢”一直是以上梁山為負“罪”在逃，以待罪梁山之身如葵花向陽，時刻準備“歸順朝廷”。

　　《水滸傳》寫宋江從來不敢也沒有承認過自己要造反，反而是在“殺惜”以后幾乎逢人便稱“我是個犯罪的人”，而且他上梁山前后所做的一切，幾乎都是為了自己以至梁山全伙爭取被朝廷“赦免”或“招安”。這在梁山上也不僅是宋江個人的意志，而是除李逵等個別人外，包括“恐托膽稱王”的晁蓋在內，大小頭領都自覺是犯了“彌天大罪”。從而以心跡論，“梁山泊好漢”多數可說是身在綠林而心存魏闕，有為盜之跡而無作亂之心。

　　第三，宋江等多數“梁山泊好漢”“歸順朝廷”，是為了“與國家出力”。

　　《水滸傳》寫宋江本人曾執意不上梁山，不得已而上山并終于坐上第一把交椅后所起的作用，竟然有似于受朝廷派遣策動“梁山泊好漢”歸降的一個“臥底”的人。他所做的一切，無非千方百計要把這一百零八人帶下梁山，“歸順朝廷，與國家出力”。《水滸傳》寫宋江，“與國家出力”是講得最多也最實的話。招安后“征遼”以攘外，“平方臘”以安內，都是宋江等“與國家出力”之舉。我們看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買市，宋公明全夥受招安》寫宋江傳令：“眾弟兄在此，自從王倫開創山寨以來，次後晁天王上山建業，如此興旺。我自江州得眾兄弟相救到此，推我為尊，已經數載。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見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與國家出力。”其欣喜之情，正是出于對“國家”的忠誠與愛戴。這樣的宋江，魯迅先生從反封建的立場說他“終于是奴才”，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水滸傳》肯定這樣的“奴才”，封建統治者還把它視作不利于“維穩”的“倡亂”之書，豈不是有目無珠，把作者的一片好心當作了驢肝肺嗎？

　　最后，宋江是封建時代“千足金”忠君愛國的典型。宋江肯定是一個自私的人，然而建功立業青史留名的人生理想使他始終維護朝廷即國家的利益。他初交武松臨別贈言說：“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早到了彼處。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這里期待武松的，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正是對這一理想的生動實踐與詮釋。而蓋棺論定，全書結末寫宋江明知自己為奸臣毒害將死，還最后為了梁山“替天行道忠義之名”——當然也是國家的安危——用藥酒毒死了反心未盡的李逵，獻上了他一死之人對“趙官家”最徹底的“忠”。其臨終遺言“寧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使宋江成為小說中堪比岳飛的“千足金”忠君愛國的典型。

　　總之，《水滸傳》一部大書，思想夠復雜，也不可能完美。但是從古代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卻是一部宣揚“忠義”與“愛國”、真心資治于朝廷彌“盜”維穩之書。近年來仍有學者著書誣蔑《三國演義》、《水滸傳》為“中國人的地獄之門”，還有政協委員提案禁演《水滸傳》電視劇，真是當今弘揚傳統文化中的不和諧音！

　　(本文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杜貴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