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寧，男，北京大學歷史學2010級博士，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教師，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春秋用詩與貴族政治》。

    博士導師：北京大學教授 朱鳳瀚

    通訊評委：武漢大學教授 楊 華

    浙江大學教授 賈海生

    載于《左傳》《國語》等典籍的宴饗賦詩現象，是春秋時期最鮮明的時代特色之一。鄭玄將“賦詩”分為“造篇”和“誦古”兩種，前者指創作新詩，后者指稱述舊篇。宴饗賦詩皆屬后者，即在宴饗活動中用眾所熟知之詩表達自己的意志，這種表達往往是“斷章取義”式的，是一種文雅的隱喻。但是，《穆天子傳》、清華簡《耆夜》等文獻中亦有宴饗中現場創作詩歌的記載，應該怎樣看待呢？另外，春秋時期宴饗賦詩都是貴族們自擇詩篇，但在《左傳》中又有宴饗賦詩受等級限制的說法，這說明了什么？搞清楚這兩個問題，能讓我們對春秋宴饗賦詩有更深入的認識。

《穆天子傳》《耆夜》中的宴饗作詩

    《穆天子傳》是汲冢竹書之一種，在成書年代和史料價值的問題上一直存在爭議。筆者同意王貽梁先生的觀點，此書成于戰國時期，帶有戰國的時代特色，也包含著寶貴的西周材料。穆王與西王母宴饗作詩一段在卷三，西王母先歌詩一首，表達對穆王今后還能再來的期盼；穆王答歌一首，承諾在處理好政務之后會再來；西王母再次歌詩，先自述身份，又贊頌穆王。詩中用語與《詩經》中的一些詩篇頗有共通之處。這則材料固然不能率爾視為實錄，但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證明：《穆天子傳》的作者將這種作詩贈答的行為視為宴饗禮儀的一部分。

    《耆夜》見于《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記述周初一次宴饗作詩活動。該篇以“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開頭，緊接著是敘述還師后在“文大室”行飲至之禮。先由王舉爵酬畢公，作歌一終，名為《樂樂旨酒》。然后舉爵酬周公，作歌一終，名為《輶乘》。這兩首詩都是勸酒辭，分別贊揚畢公和周公，有很明顯的政治色彩，雖結構類似，卻既能緊扣住伐耆的戰功，又貼合二公各自的身份和特點，酬畢公之詩兼及周公，言兄弟二人相互配合。酬周公之詩則突出了勇武的氣概。接著是周公作詩，周公先舉爵酬畢公，作歌一終，名《赑赑》。又舉爵酬王，作祝誦一終，名《明明上帝》。秉爵未飲，見蟋蟀在堂，于是又作歌一終，名《蟋蟀》，與《詩經·唐風·蟋蟀》內容大體相同。

    《耆夜》的抄寫年代，李學勤先生指出應為戰國中晚期之際，學者皆無異議。但在創作時代的問題上，則存在較大分歧，筆者認為當是熟悉宴饗場合用詩情況的春秋時人所作，但可能源自當時眾所熟知的更早時代傳聞。在最低限度上，它說明在宴饗賦詩活動盛行的春秋時期，人們將宴饗作詩視為早已有之的現象。

宴饗作詩現象存在的旁證

    宴饗作詩現象是歷史的真實，還可以從傳世文獻中得到一些旁證。首先，《左傳》中記錄了一些貴族即時即事現場創作的事例，如隱公元年鄭莊公與其母武姜“隧而相見”，賦“大隧之中……”。又如昭公十二年，齊、衛、鄭三國國君朝晉，晉國中行穆子、齊侯都即興口頭創作了投壺辭，這是宴饗中即興創作的顯例，所作投壺辭是詩的形式。

    其次，《國語》中有關于某些雅頌之詩創作者的記述。如《周語下》單穆公稱述武王在克殷之際作了一首詩，名為《支》，用來作為飫禮之歌。又如《周語上》載祭公謀父引“周文公之頌”，所引詩句在《周頌·時邁》，周文公即周公旦。還有《楚語上》載左史倚相之言，說《懿》（即《大雅·抑》）是衛武公晚年自儆之作。由此可見，即事而作，在當時人看來是雅頌之詩的一個來源。既然可以即事而作，亦應能在宴饗中即興而作。

    最后，《詩經》中有的詩，依據詩的內容，很可能是宴饗中貴族所作，如《小雅》的《鹿鳴》《六月》，《大雅》的《崧高》《烝民》，還有《邶風·燕燕》等。

宴饗作詩怎樣變成宴饗賦詩

    既然在更早的時代，已有了宴饗活動中作詩達意的行為，為什么在春秋時期演變成“誦古”了呢？我們可以從三方面進行考察。

    首先是禮儀用詩的積累。周代的禮儀活動當然要服務于周代的政治需要，而能夠適應政治需要的詩歌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積累，宴饗作詩正是一種重要的創作途徑。重要人物在宴饗活動中所作的詩篇，或者與重要歷史事件相關的宴饗作詩，與周人自己的政治理念息息相關，又容易被貴族階層廣泛接受、知曉，經樂工整理加工，就可以成為禮儀用詩的范例，甚至被固定地用于禮儀的某個環節。反過來說，貴族在宴饗禮儀中要用詩歌表達意旨，西周時期也沒有足夠多的已有詩篇可供選擇，很多時候只能根據需要進行現場創作。到了春秋時期，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積累，無論是樂工制作、貴族個人創作還是民間采集，都已大大增加了可用于禮儀的詩歌數量，足以供宴饗賦詩之用。

    其次是宴饗活動特點對用詩的要求。可以想見，如果沒有特別的情境，只是循例的飲宴，貴族當然更傾向于使用已有的經典詩篇互致殷勤。在此過程中，一些常規形成了，甚至成為禮制規定。關于這一點，典籍中是有跡可循的，《左傳》文公四年記載衛國寧武子聘魯，魯文公在宴饗中“賦《湛露》及《彤弓》”，寧武子指出這兩首詩是只有王在特定的宴饗場合中才能賦的，分別表示對前來朝覲和征伐有戰功的諸侯的稱許。從魯文公及其臣屬皆不知有此等級限制來看，這樣的禮制規定早已被大多數貴族遺忘。此事透露出宴饗用詩的變化過程，隨著經典詩歌數量的增多，在不斷重復使用過程中會形成了一些常規，此時整齊制度，形成了宴饗用詩的禮制規定。但是，宴饗畢竟是一個帶有娛樂性質的場合，如果所有用詩都程式化了，與禮儀本身所要營造的氛圍有違。貴族在循規蹈矩、亦步亦趨之余，也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場合。因此像寧武子所言的禮制規定最終成為陳跡，而“正歌”之外尚有自由賦詩就成為宴饗禮儀的常態。

    更為重要的是政治形勢的變化。春秋時期周王朝日益式微，政權逐層下移，政治新貴欲借禮樂以自妝點，借聲色以自娛，宴饗活動于是頻繁舉行，且舉行的場合、事由益發多樣。當時國、家之政乃至國際事務，多由貴族在宴饗中會晤切磋，國內、國際各層面的關系，都在宴饗活動中得以表現和協調。因為利益關系的復雜性、貴族對自身地位和文化素養的標榜，用詩歌表達意志、交換意見就成為當時常用的方式，賦詩也就不僅僅是享樂中相互示好，而是一種重要的而且極具時效性的政治行為了。春秋宴饗賦詩不是現場創作，卻將賦詩與時政關聯之緊密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非即興而作，卻是意志的確切表達；所賦的是舊篇，卻利用了詩歌尤其是有著民間來源的詩歌本身的象征特性，而且通過“斷章取義”的方式更為靈活的運用詩歌。既委婉含蓄又旗幟鮮明，彰顯復雜的利益關系和貴族的個人素養，與從國至家再到個體的政治命運、利益訴求息息相關。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對“宴饗賦詩”這種現象的來源和形成過程有較為明確的認識。春秋宴饗賦詩的樣態及其盛行，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宴饗禮儀發展變化的結果。從現場即興作詩贈答，到在眾所熟知的經典詩歌中選擇恰當的篇章表達意志、交換意見，從富有個性的即興創作到某些成規的形成，再到“斷章取義”式的意志表達，詩歌在宴饗禮儀中作為貴族相互示意的方式，在被使用的過程中反映了政治形勢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