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些年在不同場合屢次說過，歷史雖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與國計民生渺不相關，實際卻是社會大眾的一種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們每一個人，不管從事什么職業，處于何種身份，都會自然而然地對歷史產生一定的興趣，這或許可以說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認識現在，也必須回顧過去，這就涉及了歷史。我從哪里來，又往哪里去，是每個人都會意識到的問題，這也離不開歷史。人們不能只想到自己，還總會考慮到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這就更應該了解歷史。社會大眾需要歷史，歷史學者自當“面向大眾” 。

　　抗日戰爭時期，歷史學前輩錢穆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國史大綱》，所撰講義一開頭便標舉：“當相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歷史學者的工作任務，不應只限于自身觀察歷史、探索歷史，更有責任把所認識、所了解的歷史，原原本本地告訴廣大的社會大眾，使大家對歷史有應有的認識和必要的了解。

　　特別是在今天，當我們的國家、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之際，尤其有必要推動歷史學“面向大眾”。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我們的先人創造了輝煌而且源遠流長的文化，對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過豐富卓越的貢獻。我們有義務把這樣的史實告訴社會大眾，提升大家建設祖國、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從而為今后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貢獻，這應當成為歷史學者的襟懷和抱負。

　　再談“通俗化”。“面向大眾”與“通俗化”是結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眾”，歷史著作就必須在語言和結構上力求“通俗化”。

　　說起“通俗化”，使我聯想到我國“二十四史”之首《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司馬遷是學究天人的大學者，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歷史，引經據典，還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論述唐虞以來古史，自然離不開《尚書》，而他本人曾受學于《尚書》博士孔安國，親得古文《尚書》之學的傳授，然而他在引用《尚書》時，對于古奧費解的字詞，都采用意義相同的字來代替，這應該說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創意。另外，司馬遷還盡力將史事的敘述情節化，使之活現于讀者眼前，無愧于史學家的大手筆。這些，都是后人需要學習的。

　　必須說明，“通俗化”并不意味著降低歷史學著作的學術水準。相反的，編寫“通俗化”的歷史作品，實際是對作者設立更高的要求，絕不是輕易就能夠做到的。在這里，我還想附帶說一句，即使是專供學術界專業閱讀的論著，其實也應當(而且也能夠)寫得簡明流暢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輩學者，例如胡適、郭沫若、馮友蘭等先生，他們的著作不都是這樣的么？

　　李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