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或者準確地說是“新型城鎮化”，無疑是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又一曲雄渾交響。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而言，也必定是一道亟待回應和破解的時代難題。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城鎮化進程中保護非遺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維護非遺所以承續發展的“文脈”不被切斷。

    所謂“文脈”，是指“文化上的脈絡，文化的承啟關系”。對非遺而言，“文脈”就是形成的淵源和發展的理路，就是保障非遺所以形成和傳續的各種必需的生態要素。傳承和保護非遺，說到底，無非是使不同的非遺類型上合天時，下接地氣，左右逢源，持續發展。

    學術層面，最早使用“城鎮化”概念這一概念的，是西班牙工程師A.Serda1867年出版的著作《城鎮化基本理論》，用來描述的是鄉村向城市演變的過程。到了20世紀，這一名詞被世界范圍的多數學者所使用；70年代后期，引入中國學術界并被接受。

    現階段我國政策層面的“城鎮化”概念，是2014年3月17日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所提出的“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其中提出，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到2020年使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并在“指導思想”中明確要堅持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文化傳承，彰顯特色”，即“根據不同地區的自然歷史文化稟賦，體現區域差異性，提倡形態多樣性，防止千城一面，發展有歷史記憶、文化脈絡、地域風貌、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形成符合實際、各具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為此強調：要“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發掘城市文化資源，強化文化傳承創新”。這就為城鎮化過程中的文化建設尤其是非遺保護，確立了準則，指明了方向。

    曲藝作為“以口頭語言‘說唱’敘述的表演藝術”，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形成和發展的主要植被依托或者說文化基礎，乃是各地的方言。不同曲種“說唱”表演的特殊美感包括語言敘述和唱腔曲調，都是從形成地及流布地的方言土語中提煉升華、創造生成的。換言之，沒有方言，就沒有曲藝的獨特性、曲種的豐富性。

    當今時代日益加劇的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現代化趨勢，包括中國正在進行的這種“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恰恰使得各地的方言土語正被有意無意地大量稀釋、擠壓乃至替代、淘汰。而方言，正是曲藝所以生成和依托發展的重要文化基礎、歷史“文脈”。要傳承和保護曲藝等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好各地的方言就顯得尤其迫切而且重要。

    比如，蘇州是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等曲藝形式發源地。有關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底，蘇州市的人口結構，是外地人已經超過一半，達到了700萬，從而使得蘇州成為全國繼深圳之后的第二大移民城市。這就給吳語方言的保存與使用，帶來了極大的困惑與擠壓，也給包括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等曲藝形式在內的非遺傳承與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如上海的外來人口比例，也一路走高。目前上海外地人占整個城市人口的40%，突破了1/3。這給包括上海說唱、浦東說書、上海獨角戲、浦東宣卷和上海鑼鼓書等等在內的上海本土曲種的傳承與保護，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蘇州、上海并非個案。已有的城市發展模式包括進程指標顯示，各地的方言使用及其文化傳承，在人流涌動的現代化浪潮中，正面臨著極大的沖擊。尤其是一些超大城市的迅猛形成及發展演變，已然給當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方言保存與曲藝保護帶來了困難，敲響了警鐘。

    這是由于，普通話的推廣普及與使用，有利于交流的順暢和交往的績效，但卻不利于文化的多樣性發展和建立在方言基礎之上的相關藝術的保護與傳承。以蘇州話為代表的吳儂軟語，是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等的生存土壤；上海的本地方言，也是浦東說書與上海獨角戲等的文化植被。這種超大型城市發展人口流動的急劇加大和人口基數的不斷增加，使得作為日常交往語言的普通話一門獨大，再加上學校教育的完全普通話運用，使得就連本地的少年兒童也很少使用乃至干脆不會講說本地方言了。面對如此情境，學習、表演和傳承、保護各地曲藝品種，便首先要面臨類似學習和掌握一門“外語”一樣的本地方言的門檻。這種通行語稀釋并替代方言的歷史圖景，對非遺的傳承保護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

    為此，就需要我們未雨綢繆，拿出智慧，更加清醒地認識非遺保護的嚴峻形勢，更加積極地因應非遺保護的時代課題，即通過保護各地方言，來為傳承好各地的曲藝培育“生態”，警惕“城鎮化”切斷非遺的“文脈”。為實現上述愿望，可考慮進一步強化和細化相應的政策措施，包括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教育中同時采用普通話和方言教學，在各地的廣播電臺和電視傳播中適當保留一定比例的方言欄目等等，以此形成方言保存的社會文化環境，給包括曲藝在內的建立在方言基礎之上的非遺類型的傳承與發展，營造適宜的生態，創造必要的條件。

    作者：吳文科（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所長、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