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

　　對“文化身份”我們很難下一個學理上的定義，但是我們可以對它進行一些描述性的表達。我覺得學術研究者應該歸類到知識分子這一大類，那么作為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者”，其和普通老百姓（比如和工人、農民），和官員有什么區別呢？我覺得作為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者”應該至少具有如下四個方面的特質（特點）：第一，獻身學術，自覺追求學問；第二，不盲從迷信，堅持獨立思考；第三，有擔當精神，有自覺的社會責任感（陳平原曾經提出“人間情懷”的命題，他認為知識分子保有“人間情懷”就是能自覺、主動去關心時代，關心社會）;第四，追求理想，追求夢想。

　　如果按照上述四個要素（特質）來看我們今天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是高校不少知識分子（“學術研究者”）的現狀，我認為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錯位現象，就是文化身份的認同異化了，相當部分知識分子的文化身份發生了錯位。據我的觀察，學術研究者的文化身份的錯位也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由獻身學術、自覺追求學問錯位為努力（甚至可以說是一門心思）追求管理界批發（即行政審批）的種種標簽。諸如什么“人才工程”、“基地”、“團隊”、“項目”、“中心”等等。其實還是那幾個人、還是做那些事情，一旦獲得了學術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門批發的某種標簽，就頓時身價百倍，不但金錢多了，而且地位也大大提高。我們看到的情況是，現在經濟是越來越市場化，而學術和高等教育的管理則是越來越計劃化、越來越行政審批化。本人作為高校管理者的一員，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明知毫無意義，明知是瞎折騰，明知荒唐得很，可是為了學校的利益還是要拼命地去搞、去爭，因為誰如果不去搞、不去爭就是死路一條。這種情況下，特別讓人覺得北島的詩句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說得好。現在許多人追求的已經不是真正的學問了，而是追求管理界所批發的標簽和由此帶來的利益，這就是錯位。當然也有少數有識之士沒有錯位。我的一位朋友在某大學做副校長，他攻讀了博士學位以后對我說，他覺得他讀博士最大的收獲就是明白了什么叫做學問，他認為自己難于做出真正的學問（有創造性的學問），更不愿意隨波逐流去追求那些學術“標簽”，因此從此放棄做學問。我聽了很為感動和感慨，我認為他這不是消極，他是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學問，他對學問抱有真誠的敬畏之心，為了學問以外的東西（比如各種“標簽”）去做那些所謂的學問不如不做。

　　第二，由獨立思考錯位為人云亦云。現在的學術研究者是“項目化生存時代”，有項目就有一切，所以許多學術研究者不再（也不需要）獨立思考，一門心思鉆研課題指南、研習申報表樣品、猜度評委的嗜好。有某高校科研管理負責人在會上向本校的科研項目申報者說：我們要預測（估計）有哪些人當評委，我們要先看他們的科研成果（著作、論文等），要深入理解他們的觀點，要揣度他們的嗜好，我們要在課題申報材料中盡可能引用他們的“語錄”，要投其所好。這就是說不要（不用）獨立思考，而是要人云亦云，盡力追趕潮流、時俗；甚至可以說越是獨立思考越不行。我想，“錢學森之問”提出為什么當代缺少學術大師，缺少獨立思考應該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由有擔當精神錯位于隨波逐流。擔當精神就是要自覺做社會的良知，甚至要有挽狂瀾于即倒的勇氣和毅力；現在不少人卻錯位為隨波逐流了，甚至可以說是如魚得水、隨心所欲不逾軌了。現在許多的學術研究者已經漸漸適應（或者說是完全適應）了當今學術管理的潮流和游戲規則，許多人是其中的受益者、得利者、甚至是飛黃騰達者。我們現在設想一下，假如真的一些“計劃學術”、“審批學術”、“政績學術”、學術研究的“指標化”“項目化”徹底取消了，可能我們的許多的學術研究者會很不適應、會很失落、會覺得無所事事了。我們的許多的學術研究者已經被鍛造到了這種境地，其實是十分可怕和可悲的。

　　第四，由追求理想錯位為急功近利。現在的不少學術研究者已經沒有了追求理想、追求夢想的興趣和耐心，整天想的是怎么想方設法（甚至是不擇手段）盡快弄到更多、更高級別的項目、課題、獎項、經費等等。學術研究者的急功近利是誰逼的呢？就是瘋狂的、甚至可以說是可惡的學術評價機制。筆者在《誰在推動學術評價走向瘋狂》一文中寫道：“是誰在推動學術評價走向瘋狂呢？筆者經過認真、長期、細致的觀察、調查、分析，發現主要是下面三股勢力或稱三方面的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遺余力地推動學術評價走向發瘋發狂。這三方面的利益集團就是學術評價機構、學術管理界、學術‘掮客’。”

　　（作者為湖南理工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