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詩圣杜甫《望岳》中的這兩句話，充分展現了作者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雄偉抱負及其曠達開闊的胸襟。當我們學習和研究現代著名文博大家許順湛先生的著述和學術思想軌跡時，我們將會深刻地感到，用這兩句詩來評述許先生的學術理論體系，該是多么的恰當。

    登泰山而小天下。當你蕩舟于人類文明史的海洋之中時，你會感受到這個體系的深邃和博大；當你不畏艱險而攀登到它的頂峰時，你會感受到它的雄奇和挺拔。盡管許先生已85歲高齡，但至今仍著述不輟，思維敏捷。他站在歷史考古學前沿，捕捉學術熱點，提出新的觀點，而且往往是超人的、與眾不同的。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許先生從事文博工作已整整六十年了，先后出版了《燦爛的鄭州商文化》、《商代社會經濟基礎初探》、《鄧縣彩色畫像磚墓》（合著）、《中國奴隸社會》、《中原遠古文化》、《黃河文明的曙光》、《許順湛考古論集》、《五帝時代研究》、《史海蕩舟》等。其中《中原遠古文化》、《黃河文明的曙光》、《許順湛考古論集》、《五帝時代研究》、《史海蕩舟》最能反映其學術思想和理論體系。

     一、仰韶文化社會性質討論與中國文明起源等重大課題的提出。

     仰韶文化是以于中原地區為核心的一種史前文化，距今約7200~4800年。因最初發現于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而得名。1921年瑞典學者安特生受命于當時北洋政府負責發掘和研究，1923年開始陸續公布了他的發掘資料和研究成果。當時一些西方傳教士和學者不承認中國存在石器時代，安特生的發掘和研究，宣告了中國無石器時代論的結束。安特生對仰韶村文化遺址的發掘，揭開了研究中國原始社會的第一頁，揭開了我國新石器考古學研究的第一頁。仰韶村遺址的發現和仰韶文化的研究，在我國原始社會研究和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因此，人們高度贊揚仰韶文化的發現，把仰韶村遺址稱為“文化圣地”。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普遍認為仰韶文化社會性質是繁榮的母系氏族社會。針對這種狀況，許順湛先生對中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有關資料進行了檢驗，提出了與眾不同的仰韶文化“父系說”。在《文物》1960年第五期發表了《關于中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幾個問題》一文，富有創建地提出三個觀點：中原龍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社會性質為父系氏族社會，二里頭下層為夏文化。到1962年許先生再次發表《仰韶文化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高高舉起父系說大旗，與母系說展開學術辯論。由于父系說“曲高和寡”，只能在一片反對聲中艱難進行。十年動亂，便使這場學術論戰被迫停息。1979年許先生再次發表了《再論仰韶文化社會性質》一文，重申了仰韶文化父系說觀點。由于考古材料不斷充實，學術爭鳴的氣氛越來越濃，重新開始的論戰大大不同于60年代初期，支持仰韶文化父系說的學者日漸增多。黃崇岳、吳汝祚、劉式今、洛陽市博物館西高崖發掘組的學者、王仁湘、鞏啟明等紛紛著文，從不同角度論證仰韶文化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或仰韶文化中晚期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1985年10月在河南省澠池縣召開的紀念仰韶文化發現65周年學術研討會，是對多年來仰韶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檢閱和總結，全國各地學者匯集在一起，把父系說與母系說的論戰推向了高潮。仰韶文化母系說一統天下的格局被徹底打破，父系說開始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和支持。這場論戰前后持續了20多年，最終，以許先生三篇文章而定天下。同時，仰韶文化社會性質的討論，還揭開了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探討的序幕。

    仰韶文化“父系說”是許先生研究中國古史的切入點。他務實求真，謙虛謹慎，順著歷史脈絡去探索華夏文明的源頭。幾十年過去了，他付出的辛勤勞動，終于結出了豐碩成果。

    二、關于中華文明起源標志與追尋文明源頭的探討。

    關于文明起源的標志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差別甚大。許先生將此問題作為一個重大問題，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研究。1985年在陜西考古所成立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許先生首先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五條標準：即農業生產社會化、手工業生產專門化、腦力勞動階層化、氏族部落酋邦化和禮儀制度規范化。并由知名學者童恩正教授作翻譯，介紹給國外學者。1986年他又把這一觀點整理為《關于文明起源的幾個問題》在《中州學刊》上發表。對這個理論概括，在1993年出版的《黃河文明的曙光》中許先生作了清晰地界定。他沒有跟風，他排除了“老三件”，即青銅器、古城以及古文字，它更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發展的真實面貌。許先生認為，世界上任何文明中心的形成，盡管其內容在程度上有不同，但都不可或缺這五條。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文明是在東亞地域中獨立發展起來的原生文明。考古學研究證實，以中原為代表的遠古文明起源，可上溯8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歷經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下至夏商周三代，是一部完整的文化史、文明史。外域文化始終不占主要成分。有的學者認為，以文字出現作為主要標志，中華文明源于大汶口文化；有的學者認為紅山文化發現了宗教禮儀性質的建筑，如女神廟、祭壇、積石冢等，認為中華文明始源于四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有的學者依據龍山文化發現了許多古城，認為中華文明誕生于4000年前的龍山文化；有學者綜合文字、古城、青銅和禮儀性建筑，認為中華文明源于3600年前的二里崗文化。由此可見，由于標準不同，分歧極大，竟使中華文明之開始相差兩三千年。因此，有的學者避開物質文化因素，把文明的標志視為私有制、階級和國家是否出現上，顯然，這條路亦走不通。國家不是文明的同義詞。在原始社會，文明促使了國家的出現和發展，一旦國家出現之后，國家的職能又促使文明的發展。由于人們對“國家”的含義理解不同，仍使這個問題莫衷一是。因此許先生的文明理論，為我們探討遠古文明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實質上，許先生的理論，不僅拋棄了十九世紀摩爾根等人社會發展模式，而且，亦拋棄了文字、古城、青銅為標志的“三大件”模式。這是許先生治遠古文化史的一個重要學術思想基礎。

    三、酋邦是國家的初級階段，黃帝時代是中華文明的源頭。

    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探討，必然引出關于國家起源理論的重大課題。許先生在《黃河文明的曙光》中講：“我贊成原始群、氏族部落、酋邦、國家這樣的序列。”并較詳盡地討論了上述幾種社會形態轉換的一般特點。顯然，這個新的分期法與我們幾十年來傳統的歷史教科書中把社會發展分為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國家的模式有明顯的區別。許先生不以婚姻屬性劃分社會形態是符合中國遠古歷史的。在中國古代社會，氏族社會是以親屬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但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并未按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的演進模式發展。我國的一些學者，由于受摩爾根學說的影響，認為母系氏族是石器時代的產物，與文明無關；或者認為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社會性質是母系制，龍山文化是父系制；或依典籍中有關堯、舜、禹、殷契、周棄從母居、從母姓、感應生育等記載，便認為夏時代尚處于原始社會，中國的文明社會從商代起等等。許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形態有其自身的特點，如夏、商、周三代，其政權實質為宗族性政權，主宰國家政權的人是統治民族的貴族，雖說三代為奴隸制社會，但奴隸在國中所占比例較少，屬于非經典奴隸社會。由此可見，硬套十九世紀摩爾根的模式是不符合中國歷史狀況的。再以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為例，其分布上下兩千多年，縱橫達數千里，其社會形態不可能以同一速率前進，在某一個歷史橫面上，可能同時存在各種社會形態，如原始群，母權制、父權制、雙系制、部落聯盟、酋邦制等。到了龍山文化時代，酋邦制可能發生重大演進，依《孟子•萬章》引孔子話說：“唐虞禪，夏后殷周繼。”這說明，堯舜時實行的禪讓制，到夏商周三代，變成了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家天下制，而這種禪遞是合乎時代發展的。許先生在一篇著名論文《黃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源頭》中，歷數了黃帝時代有八大發明創造，這些物質文明成就，奠定了酋邦制的誕生，并使初期的國家具有“內行刀鋸，外用甲兵”的專政職能。社會這種職能的出現和發展，是社會諸多文明因素產生和發展的結果。故此許先生認為，中國文明源于6000多年以前，中華文明時代自黃帝時代起。

    四、構建酋邦、王國、帝國文明“三段論”，暢游中華六千年文明史。
    
    尋找中國文明源頭，再造中國文明史是許先生學術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五帝時代研究》這本巨著中，許先生引導人們如何走出古史傳說的迷茫。把“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作為信史，復原中華恢弘的6000多年文明史。許先生以翔實的資料，客觀地界定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時代。獨特的五帝年代框架設置，竟與中科院天文臺研究員趙永恒教授用天文學材料推算出的年代框架高度一致。五帝時代是一個歷史時代的概念。許先生把五帝時代與考古學文化相對照，使人們看到了五帝時代的物質文化成就，黃帝時代與仰韶文化中晚期相當，明確指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是黃帝文化。顓頊、帝嚳、堯、舜時代與龍山文化相當，中原龍山文化是顓頊、帝嚳、堯、舜文化。這個研究結論，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和歷史價值。說黃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源頭，五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初期階段。中華古代國家模式由五帝時代起，基本上是酋邦制、王國制、帝國制。五帝時代基本上是酋邦國家階段，經歷約2000年上下，距今6000多年至距今4100；夏商周三代為王國階段，亦經歷約2000年，從距今4100年至距今約1900年（即夏王國立國之B.C2070年至秦統一中國之B.C207年）；帝國階段，經歷了約2000年（即從B.C207年至清王朝滅亡公元1911年）。許先生的文明三段論是合理的，使人們清晰看到中國實實在在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許先生在其論著中多次指出，黃河流域是華夏文明的搖籃，中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其他地域文明與中原文明最終融為一體，像百川歸海，形成了多元一體的華夏文明大一統的格局。

    五、關于社會發展動力的探討
 
   關于社會發展的動力，許先生在其著述中多有表述，他指出主要因素有科學技術革命、族團之間爭奪生存空間、以及到后來的階級斗爭等。特別是古代科學技術成就，對推動社會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氏族部落時代起，經酋邦制到三代王國制、帝國制，他們的演進和發展，無不以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和應用為先導，都首先被應用到戰爭和生產中去。許先生還詳盡地論述了動植物馴化，農業的刀耕、鋤耕、犁耕的發生與發展，陶器的發明與發展，制石、制玉工藝的發明與應用，金屬冶鑄的重大成就，木漆器的發明，編織和紡織的發明，居室營造技術和演進，宮殿與宗廟建筑成就，城墻的建造與發展，以及眾多的科學文化成就，如發明文字、度量衡的使用、天象歷法的發生與發展、醫藥學的創建、繪畫雕塑藝術的發生發展與繁榮、喪葬的發生與發展，人體自身的美化等等，無不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相關聯。因此，許先生的著作，不僅僅是一部文化史、文明史，而且還是一部古代科學技術發展史。讀后，更使人深刻地領略到中原文明博大精深，極富特色，而又光照寰宇。

    六、獨特的研究方法與模糊數學應用

    在所構建的中華文明史上的酋邦制、王國制和帝國制三段論框架中，史證最為薄弱之處在于酋邦制。酋邦制的時段與歷史中的五帝時段相當。為此許先生在論證中專門開辟了一節“五帝年代框架的推測”。廣證博引，選定如下時間空間：黃帝10世1520年，顓頊9世350年，帝嚳10世（包括帝摯和堯）400年，帝舜1世5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夏始年，即禹代舜定在公元前2070年。為計算方便，把夏始年定在公元前2100年。在此基點上，加帝舜50年，即公元前2150年，即公元前22世紀。再加帝嚳（包括堯）400年，即公元前2550年，即公元前26世紀。再加顓頊350年，即公元前2900年，即公元前29世紀。再加黃帝1520年，即公元前4420年，即公元前45世紀，即距今6000多年。這就是說黃帝始于公元前45世紀，即距今6000多年。由此可排出這樣一個五帝年代框架：

    B.C2100~B.C2150   為帝舜代

    B.C2150~B.C2550   為帝嚳（含堯）代

    B.C2550~B.C2900   為帝顓頊代

    B.C2900~B.C4420   為黃帝代

    這個年代框架與國家天文臺趙永恒教授研究的成果十分吻合。紀年成果是有誤差的，只求相近即可。

    在《中原遠古文化》中許先生早就使用模糊數學概念，黃帝文化與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和大河村類型相對應，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文化與中原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相對應。上述五帝時代的年代框架，與此也大體上是一致的。

   在“五帝時代萬諸侯”一節中，許先生從古籍中檢索出黃帝時代的諸侯122個，顓頊時代新增27個，帝嚳時代新增42個，堯舜時代新增61個，合計252個。加上，《山海經》中記載的100個諸侯，總計為352個。黃帝有萬諸侯，直到大禹時會稽會盟時，執玉帛者還有萬國。這里所列數字，已說明五帝時代已是諸侯林立的酋邦王國局面。張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