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渚紀聞》中記載，宋代名臣宗澤，當時在汴京任官，市場這事兒，自然歸他管。有一回，宗澤為了查明物價是否合理，特地派人暗訪。結果發現，一個餅，成本加利潤，再考慮到以往的價格，差不多也就該賣六文錢左右。可在市場上，竟然賣到了二十文！這下，宗澤很生氣，下了道命令，餅價敢超過八文錢的，殺無赦！餅價很快回落。

    這事兒，用如今的話來說，可謂是結合了市場和計劃兩種手段，兩手都抓，兩手都硬。考慮到了餅價的成本和利潤，再結合之前的情況，做出了正確評估，這是市場；盡管考慮到一個餅差不多該賣六文，但也結合了供需關系，認識到價格也會上下波動，所以定價在八文以內，這也暗合了價格規律；最后，看到市場上有人為的不利因素干擾，用行政手段加以懲治，讓市場秩序回歸正常，這就是計劃手段。

    宋代的刑典，對于市場秩序的規定，屢屢可見。比如，“侵街道阡陌”的，“杖七十”。也就是說，占道經營，得打七十大板。亂倒垃圾呢？“出污穢之物于街巷，杖六十”，而且“主司不禁與同罪”，就是說城管要是不管，睜一眼閉一眼，任由其亂倒垃圾，那就同罪，一樣要被打六十大板。

    當然，這些法律，不可能到宋代才憑空出現。早在唐代，就有關于市場秩序的規定。不過，唐代還不準隨地開店或擺攤，只能在朝廷規定的坊市內。所以，當時還不太有占道經營這類的問題。到了宋代，商業發達，有街巷處就有店鋪，這才有了占道經營的問題。宋代的街道，每一邊的首尾兩側，都會立一塊“表木”。兩塊“表木”之間的連線，就是一條不準跨越的“紅線”。過了這條連線，就算是占道了。

    占道經營或隨地倒垃圾，就得打六七十大板，這處罰重不重呢？確實夠重的。與這處罰差不多的罪行，翻看宋代的刑典，有這么幾樣。一樣是，“男為娼”，杖一百，且告發之人，得賞錢五十兩銀子；見死不救的，也是杖一百；在醫療界，弄虛作假，謊報人數的，也是杖一百；偷了別人田契地契，拿去典賣的，也是杖一百。

    這么一對比，這刑罰不可謂不重了。不過是隨地倒個垃圾，或者占點地方，就得遭受和娼盜差不多的處罰。當然，和后世一比，宋代這處罰還算輕的。明代規定，在市場上隨地小便的，要被披枷帶鎖，連著一個月游街示眾。

    在這樣的重典管制下，宋代的市場，也就井然有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