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成為漢代的普及讀本，與“四書”是明清兩朝的普及讀本是同一個原理，因為科舉和仕途的需要。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不僅僅是國家人才的成長道路，還是窮門小戶的希望之光和生活出路。底層人家的孩子，通過苦讀書，就有出人頭地的機會，還可能娶皇帝的閨女。今天中國大學里的讀書空氣是稀薄的，這怨不得學生，因為書讀得多，也不能保證畢業后有穩定工作。進了大學門就著急考慮找工作的，都是孝順孩子，知道父母的養育不容易。

　　漢代還沒有科舉考試，是察舉制，也就是推薦制。漢武帝時期的推薦標準是，“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在漢代，文學一詞比今天含義厚實。“有好文學”者，有寫作的一面，但更多指好讀書，且能從中讀出學問的。政審標準是“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發現這樣的人才后，“令相長丞”（縣令、侯相、縣長、縣丞）要上報給“二千石”（郡守及諸王相這種級別的工資是“二千石”）。“二千石”考察通過后，要帶著考生，還有具體的推薦者進京，到太常處報到。太常是九卿之首，掌管國家禮儀、宗律、天地祭祀，還分管文化教育。入門太常后，經過一年的預科學習，讀通一藝（漢代六藝指詩書禮易春秋，再加上樂經），“補文學掌故缺”，文學和掌故均是官職，也相當于學位。考得好的選為郎中，“太常籍奏”，指進入國管后備干部序列。“既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中特別突出的，直接奏報皇上，告示天下。漢代選拔人才的機制，同時還有退出機制，“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連一本經都讀不通的，勸退，再遞補另選。漢代不說“博覽群書”這樣的浮夸話，講究讀通讀透。公孫弘是漢武帝時的丞相，也是《春秋》研究的專家，還是人才選拔和退出機制的頂層設計人。

　　當年的干部政策，也鼓勵低級別官吏讀五經。不讀書的文官，基本上沒有晉升的機會。當年的官場，讀五經成為一時的風尚。

　　漢武帝在國家人才選拔主渠道外，還設置有更高層面的學術機構，設置博士官，相當于今天的科學院。博士官招研究生，“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博士弟子是要精通“五經”的。“復其身”是很高的待遇，一般官員都享受不到，終生免稅賦。武帝之后，漢昭帝“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之”，漢宣帝“增倍之”。漢元帝時增為一千人，而且“能通一經者皆復”，通一經，就可以終生免稅賦。到了漢成帝時期，“增弟子員三千人”。讀通一門經，就可以光耀門第，還可以終身免稅賦，這對普通人家是多么具體的誘惑和鼓勵。

　　從漢武帝到漢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濃郁的文風和學風，在于“祿利之路然也”，是政府的祿和利起的實際功用。穆 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