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局部，東京城內一處繁華的十字街口


宋 李嵩 《貨郎圖》



宋 佚名 《春游晚歸圖》局部

　　■本期主持：李華瑞（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本期主題：宋代到底是怎樣一個時代

    主持人語 

　　在中國古代更迭承續的歷代王朝中，哪個朝代最受今人關注？無論從何種角度來講，宋代大約都能名列其中。早在近代，思想家嚴復就曾明確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宋代到底是怎樣一個時代”不僅在學術界見仁見智，在愛好歷史的社會大眾中也眾說紛紜。隨著研究的深入，近年來宋史學界不再試圖以“積貧積弱”，以“保守”或是“改革”，“封閉”或是“開放”等概念來簡單涵蓋宋代歷史，而是注意到趙宋一朝存在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總體來看，宋代歷史中相比于其他歷史時期的一些突顯的現象，如多民族政權并存、經濟與技術的突破性發展、思想文化領域新氣象的形成、趙宋政權文官制度的發達與武功之不振、民變之相對平和、南方地區的開發以及隨之帶來的在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地域格局的變化、城市新面貌的形成等等，是任何觀察者都不能忽視的。以下幾位著名宋史專家的文章便循著這一思路從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管窺宋代，以期能夠呈現一個更加真實全面的宋史面相。

　　帝制國家都是專制王朝，這一基本特質決定了趙宋王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也說不上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我們觀察宋代的內政，會注意到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君主集權、忠君觀念強化，同時又有對于君權的抵拒與限制；經歷著政治文化方面“轉向內在”的過程，同時又有學術思想領域的境界創新……就士大夫群體而言，學養深厚論議煌煌，同時又是許多殘酷政爭以及無謂爭執的源頭。

　　從中國歷史中探求歷史中國走來的軌跡，是今天研究者的責任。我們觀察一個朝代，不僅要注意它的強弱得失，更應關注它在歷史長過程中化解消融了什么問題，又遺留或加深了哪些問題。如今的宋史研究，逐漸擺脫了以往乏人問津的尷尬局面，逐漸走向開放而理性；公眾對于宋代歷史的關注度，這些年也有明顯的改觀。

　　大體上看，宋代是社會經濟、制度建設、科技文化相對領先于世界的時期，是藝術創新與“復古”思潮兼濟并行的時期；同時也是周邊被擠壓、內政因循求穩的時期，是面臨著嚴峻挑戰、從整體戰略格局到具體政策應對都存在諸多問題的時期。

　　宋代的立國形勢，可以說是“生于憂患，長于憂患”。10至13世紀，是北方民族活動的又一高峰階段，也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期。“天下大勢分為南北”（章如愚：《山堂群書考索·輿地》），就兩宋的情形而言，這不僅是指山川地理形勢，也是政治對峙態勢。理解宋代政治史，不能脫離當時這一基本的空間格局。宋代的疆域是中國歷代主要王朝里最為狹隘的，不僅與漢唐舊境相比遠未完成真正的“統一”，即便與唐代后期相較，五代后晉割讓給契丹的“幽薊十六州”也未能收復回歸。時至南宋，以淮河中流—大散關一線作為宋金之間的邊界，更是偏安一隅。兩宋與北族政權之間，有相對和平的交往周旋，也有長期對峙、沖突乃至戰爭。這樣的外部環境，給宋代的歷史帶來了非常深刻的影響。人們通常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而宋代的許多內政施置，則可以說是在外部壓力下的選擇。

　　一方面承負沉重的外部壓力，一方面鑒于五代時期內部變亂頻仍、政權倏忽更迭的教訓，“穩定至上”始終是趙宋王朝內政措置的目標。宋廷致力于分權基礎上的集權，嘗試于多途多層信息渠道的建設，著意于各項制度的細密化，其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嚴密程度，是前朝難以比擬的。此后，中國歷史上再沒有出現過嚴重的地方分裂割據局面。

　　唐代后期河朔地區對于中央政府的疏離以及藩鎮的跋扈，某種程度上是與“河朔胡化”聯系在一起的。歷經五代之后，進入中原的沙陀等“胡”族背景逐漸淡化。時移世變，原本導致國家內部切膚之痛的“胡漢之分”，轉化為區隔內外的“華夷之辨”。這一時期中，契丹民族建立的遼、黨項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蒙古民族建立的元，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史影響重大。持續的邊境沖突和民族征服戰爭使得內地農業文明遭受了沉重挫折，但與此同時，各民族政權又在推動邊疆地帶發展、活躍亞歐經濟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中原王朝難以取代的積極作用。

　　外部壓力當前，宋代的軍力不振，一直被人詬病：“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重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籠統批評宋代“重文輕武”，恐怕并未洞察其中原因。殿前司統帥出身的趙匡胤了解軍事、熟知部隊管理；周邊政權環伺下的宋廷，亦明白“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張方平：《樂全集·論京師軍儲事》）；而恰恰因為如此，時時以五代動亂為戒的宋廷，更難以放松對于禁軍的警惕。以文制武的制度格局、種種限制多方猜忌，事實上并非由于“輕武”；而在這樣的國家政策導向下，社會上則有重文輕武的觀念流行。

　　帝制國家都是專制王朝，君權處于政治秩序體系的頂端。這一基本特質，決定了趙宋王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不會有實質意義上的“三權分立”，也說不上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北宋時期的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元祐黨籍，南宋時期的岳飛冤獄、慶元黨禁，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常被津津樂道的“開放”“清明”，并非兩宋三百年間的常態。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應該停留在“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認識層面，集權專制的方式與苛迫的程度，歷朝歷代確實有所區別。相對而言，“宋代朝政稱得上是中國歷代王朝中最開明的”（虞云國：《細說宋朝·先說個大勢》）。

　　宋代的“祖宗之法”強調防微杜漸，“立紀綱”與“召和氣”是其施政理念的兩軸。歐陽修曾經說：“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所謂“綱紀”，是指制度規矩；“道德仁義”則是為感召朝野“和氣”。呂中也在《皇朝大事記講義·治體論》中說，“（我朝）仁意常渾然于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

　　我們觀察宋代的內政，會注意到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君主集權、忠君觀念強化，同時又有對于君權的抵拒與限制；經歷著政治文化方面“轉向內在”的過程，同時又有學術思想領域的境界創新；政策導向困頓因循，同時又有意在變革的摸索探求；制度設計細密務實，同時又有行政效率的滯緩拖沓；就士大夫群體而言，學養深厚論議煌煌，同時又是許多殘酷政爭以及無謂爭執的源頭。一方面有言路開放，一方面又溺于滔滔說辭，從某種程度上講，宋代政治成于議論亦毀于議論。這復雜的表象與深層的原因，都值得研究者深思。對于“道德”的理想主義要求，本來是人文精神進步的反映；但要求“一道德”與學術觀念“純正”，則是認識局限的表現。北宋后期士大夫內部深刻的分裂，正與此相關。當朝廷致力于“人無異論”“議論專一”時，更無可避免地會導致思想上的拘礙和現實中的專制傾向。

　　兩宋三百年在中國歷史的演進序列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對于前近代時期中國人之民族性和世界觀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期，面對嚴酷的挑戰與壓力，一代代“特立不回”“危言勁氣”的志士仁人、無數默默承載著家國與社會重負的普通民庶，作為時代的脊梁迸發出堅忍頑強的生命力，給后人留下超越前代的物質遺產與深邃豐厚的精神遺產。

　　歷史學是強調反思的學問，既要反思時代呈現的問題，反思歷史上走過的道路，也應該反思我們習慣的叩問歷史的方式。宋代政治史研究，正處于一個“再出發”“再認識”的階段，通過貼切而非瑣屑、開闊而非浮泛的研究探討，相信能夠獲取更為豐實的認識。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