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點】

　　編者按

　　王國維曾提出“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激活中國藝術史，從世界藝術史的立場認識中國文化的結晶，貴在跨語境的范疇，并非“河東河西”循環論的一般演繹。這種“激活”對改變“非白即黑”的單向思維，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以更寬廣的視域研究中國藝術史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34屆世界藝術史大會去年在北京召開，這是藝術史學史上起承轉合的大手筆。全球藝術研究的目光開始重點關注中國藝術史。

　　首屆世界藝術史大會1873年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那時，中國藝術史學已歷經千年旅程。公元847年，張彥遠撰寫了《歷代名畫記》，還編有《法書要錄》和《名畫獵精》，其功厥偉。面對現代世界，這往昔的輝煌意味著什么？曾幾何時，激活現代藝術史學的源頭，來自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瓦薩里1550年完成《名人傳》，因此被譽為西方“藝術史之父”。作為制度，歐美各大名校，相繼設立藝術史學科，奠定培養一流人才通識教育的基石。

　　同在1873年，因為維也納舉辦的萬國博覽會，日本人從德文Bildende Kunst翻譯了“美術”的概念。“日本畫”將“書畫”轉為“繪畫”，使書法和繪畫分離。到1895年，“美術”出現在中文語匯中，在突出繪畫對推進“實業”意義的同時，極大地改善了建筑、雕塑、工藝美術在東亞藝術史上的地位，影響深遠。與此同時，這個新的概念遺傳了達·芬奇《論繪畫》以來關于書寫命題的失語癥，后果也不可低估。如從東亞的藝術家生存和藝術發展的社會體制看，日本的美術和書法分家，中國在1949年后“美術家協會”和“書法家協會”各立門戶，諸如此類，均可在“美術”的界說中發現其源頭。

　　現代藝術史學史的經歷大開大合，波瀾壯闊。世界藝術史大會144年的發展，可以作為“激活中國藝術史”的參照之一，讓我們考其得失，觀其大略。

　　首先，世界藝術史的開合須從人文的高度，認識書畫的智性功能。對此，曹意強教授在光明日報刊登的《發掘中國畫論的活性因子》一文，特別強調超越“廬山中人”的局限。不僅謝赫、張彥遠開了提升繪畫地位的先聲，而且“中國藝術史之父”關于“書畫同源”的命題，包含“遠比后人理解得深刻”的意義。《歷代名畫記》開篇“敘畫之源流”一節，把圖像和語詞作為人類認知世界的二元途徑，做了整體把握。美國當代視覺藝術批評家W.J.T.米切爾的“圖畫理論”，考究文本圖畫（textual pictures）和圖畫文本（pictorial texts）的轉換關系，正好表明“書畫異名而體同也”。繼《歷代名畫記》，張彥遠在《法書要錄》自序中寫道：“有好事者得余二書，書畫之事畢矣，豈敢言具哉！”自信之余，對書畫藝術通史的整合，還寄希望于來者。

　　姜丹書1917年至1918年撰寫的《美術史》是一個突破。這部中國最早的世界藝術通論，時間跨度從遠古到正在發生的意大利“未來主義”，其中將先秦文字書寫納入雕刻傳統，與近代金石運動互為表里，極具見地。此書成為潘天壽、豐子愷等人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就讀時的課本。黃賓虹1919年主編《時報·美術周刊》，也采用把“雕刻”作為“篆刻”同義詞的思路。從20世紀20年代初上海的“國畫復活運動”起，黃賓虹、豐子愷等回應德國表現主義，強調書寫的主觀意興、激活書畫藝術的歷史資源。黃賓虹進而提出“大家畫”的概念：“至于道尚貫通，學貴根柢，用長舍短，器屬大成，如大家畫者，識見既高，品詣尤至，深闡筆墨之奧，創造章法之真，兼文人、名家之畫而有之，故能參贊造化，推陳出新，力矯時流，救其偏毗，學古而不泥古。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一代之中，曾不數人。”從唐朝詩、書、畫“三絕”發展到明清詩、書、畫、印“四絕”，到20世紀中期，“南黃（賓虹）北齊（白石）”，雙峰并峙，矗立于現代藝術之林。

　　從世界藝術史的立場認識中國文化的結晶，貴在跨語境的范疇。激活中國藝術史，并非做“河東河西”循環論的一般演繹。重新認識張彥遠，也不像國內外一些同仁所誤解的，是要以《歷代名畫記》的體系來重建世界藝術史學，回到封閉的語境中，坐井觀天。相反，在學科分工過于細瑣的今天，這種“激活”對改變“非白即黑”的單向思維，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這里，我想到很多年前復旦大學友人所講的一則軼事。為出版陳寅恪先生的文集，門人蔣天樞教授奔走出力。一次，曾與撰寫《張居正大傳》的復旦同仁相逢，引出一通質疑，讓他無語：“陳先生偌大學問，為什么去寫一個17世紀的名妓柳如是？”撇開只重視帝王將相的正統史觀不論，如果放在世界藝術史學的語境中，那么，問題的答案就會一清二楚。

　　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成稿于與國外學術界幾乎隔絕的1963年。80萬字的巨著，是研究女性藝術家的經典，預見了10年后美國學者琳達·諾克林行將轟動藝術史界的難題：“為什么歷史上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陳寅恪以超凡的學識和毅力，在雙目失明的逆境中，與1100多年前張彥遠文心相印，依仁游藝。“不為無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由清代詞人項蓮生轉引《歷代名畫記》的人生感悟，以為知言。箋證錢（謙益）柳（如是）因緣，看似“無益之事”，而詩文書畫，卻讓撰寫對象和撰寫者的“有涯之生”得以升華。歷史和藝術史，殊途同歸。陳、張異代，一致百慮，融入王國維所憧憬的“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的化境。

　　如此傳奇，不正好展現出“激活中國藝術史”畫面的無限可能性嗎？

　　洪再新（作者系中國美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