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巫覡、薩滿，現代人很自然地把他們與裝神弄鬼聯系在一起，對他們的真實地位已經不知其詳了。其實，他們也有過輝煌，也有產生、發展、沒落的歷史過程，而且他們與人類的早期文明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為了正確地認識人類的童年，研究人類的文明起源，就有必要認真地討論巫覡的問題，給其以歷史的正確評論。

　　巫是一種古老的宗教，因以巫覡為核心展開宗教活動而得名。最早的宗教主持人是氏族長、部落首領，后來才有巫師。我國古代稱“巫覡”，女性為“巫”，男性為“覡”。《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所謂“事無形”，即指看不見的鬼神，但請神必須歌舞，可見巫是人與鬼神的媒介，是巫教的執行者，又是通曉歌舞的人。

　　對巫覡問題，我過去也沒有當回事。后來的民族調查實踐改變了我的看法。

　　1961年暑假，文化部文物局邀請翦伯贊、吳晗等專家赴呼倫貝爾考察，翦先生還寫了一本《內蒙訪古》，頗有影響。他們還提出一條建議，希望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收藏起來，以備將來研究和展覽之用。這些意見引起了在京學術界的共鳴。當時主管文化、文物的領導很快接受了專家們的建議，并責成中國歷史博物館去完成這一使命。當時我剛從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領導知道我參加過1958年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就派我去進行民族文物收集工作，調查民族歷史情況。

　　我起初是前往內蒙古大興安嶺鄂倫春族地區調查，收集一千多件狩獵文化實物。其中對該族的薩滿進行了詳實調查，薩滿教在北方諸民族中普遍存在。事后轉赴云南，對西雙版納傣族、麗江納西族、瀘沽湖摩梭人、涼山彝族進行了全面調查，征集數以萬計民族文物。其中對當地民族的巫覡進行了調查。巫覡是分類型的，亞洲南部、非洲為巫，美洲和亞洲北部為薩滿，我國是兩種巫覡的交叉地帶。我的調查主要是在上世紀60年代，“文革”后又進行補充調查，地域范圍也擴大了，遠及海南、西藏、青海、四川、新疆和東北三省。其中的巫覡和薩滿文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青年時期我大量收集史料，到了中年以后，就把重點偏向研究了，進行一定的理論升華。在進行多年調查的基礎上，我進行了多學科的比較研究，最后寫成學術專著，以《巫與巫術》為書名在1983年發表，書中對巫的興衰、信仰、職能，以及與歷史、文學、歌舞、科技、天文、歷法、醫藥、法律等的關系，最后是與人類文明起源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在大量民族學資料的基礎上，我意識到，巫覡、薩滿是各民族的普遍信仰，沒有一個例外。巫覡和薩滿是原始民族的精神領袖，掌握知識比較豐富。他們是人神之間交往的媒介，又是原始科學文化的傳承者，他們掌握歷史傳說、神話故事，懂得巫術和原始知識。到了巫覡晚期，即祭司出現以后，他們在文明起源上也有重要作用。如關于文字的起源，人類最初是沒有文字的，但是祭司起初以圖畫記事，進而發明了象形文字，無論是商代的甲骨文，還是納西族、摩梭人的象形文字，都是巫覡的文字，一般民眾并不使用文字。我在我國西南民族地區做過許多調查，當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經書，最初是用圖畫繪制的，后來才發明了各種象形文字，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巫覡在文明起源上有過重要貢獻。巫覡，特別是地位較高的祭司，應該是醫者，是知識分子的前身。《史記·屈原贗生列傳》引西漢賈誼的話說：“吾聞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因為古代占卜、行醫都為祭司所掌握，正是在“卜醫之中”孕育、產生了后來的知識分子，所以賈誼的話正反映了知識分子來源于巫覡的歷史事實。所以，巫覡不是可有可無的小事，而是史前社會的重大問題，也是民族信仰的重要內容。

　　《巫與巫術》出版之后，受到學術界的肯定，讀者反映良好，不過它是30年前的著作了。而今，我又進行一些補充、修改，增加了《巫與文字》一章，成為新的修訂本，為了突出祭司的歷史地位，現在書名改為《巫與祭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為什么要突出祭司的地位呢？

　　肯定地說，在社會生活中，祭司是大巫，是宗教首領，又是繼承、傳播文化的智者；在政治上，祭司是部落首領或王者的助手，參與決策，起軍師作用，有的大巫就是由貴族成員擔任的，或者集王與祭司于一身。但是在我國遠古時代，王權高于神權，王為主，祭司為臣，祭司是王權的附庸。任何一個國家的建立與形成，除了依靠軍事暴力之外，還要借助于宗教的幫助，這是古代社會的兩大支柱，從巫覡分離出來的祭司，在文明起源的過程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文明起源的過程中，祭司積累了私人財產，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成為統治階級的重要成員，還對文明時代的早日來臨起了催生作用，從這種角度說，祭司是文明起源的催生婆，這可以從祭司和戰爭、法律、禮制、文字的關系得到說明。

　　祭司是戰爭的吹鼓手。在漫長的原始社會里，戰爭是在邊界偶然發生的，帶有氏族自衛和血族復仇的性質。《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征戰都是國家的大事，在這些戰爭中，起著決策作用的是三種人：王、軍事首領和祭司。祭司在戰前是占卜師，從神權角度決定征戰與否，也是決定戰爭進程的軍師、謀士；戰爭開始時，祭司要利用宗教形式，講歷史，述冤仇，鼓舞士氣，煽動血族復仇；在征戰中，與軍事首領、王合作，研究對策；祭司還以巫術的形式，置敵方于死地；戰后，祭司要主祭戰神。

　　祭司是法律的執行人。過去氏族間的矛盾、沖突，是依靠習俗調解和戰爭解決的。后來由于私有制和貧富分化的出現，社會矛盾空前增加，既有各氏族部落間的矛盾，也把沖突延伸到氏族內部，這時僅僅依靠氏族部落首領調解已經不夠了，當時有兩種勢力對處理社會沖突起重大的作用：一是王權、暴力；二是神的威懾力。因為神權是至高無上的，王權也借助神權為自己服務，出現了神判，如占卜、詛咒、沸水撈石斧等，祭司就是這一職能的承擔者。

　　祭司促進了禮制的形成。在氏族時代，是以風俗維持社會秩序，隨著文明時代的來臨，在原來宗教風俗的基礎上又滋生一種禮制。《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概括地說，禮制是以名分、地位、禮儀、禮器、葬俗等形式，規定或限制社會各階層的地位、行為規范，協調各階層的沖突和關系，其核心是對貴族階級整體利益的保障，保障以王權為軸心的社會正常運轉，維護社會秩序。

　　祭司發明了文字。最早的巫覡是不脫產的，他們是氏族的一員，從事生產勞動，又從事宗教活動。盡管較一般氏族成員有較多的文化知識，但是他們還受到種種限制，不能在文化藝術上有較大作為。不過，一旦從巫覡分離出來，作為祭司，他們不僅有物力、財力進行宗教活動，還脫離了生產，可以有較多時間從事宗教活動，占卜、祭祀、巫術，從中也發明了文字，有較多的條件從事文化事業，如總結歷法，從事歌舞、繪畫藝術。《大戴禮·五帝德篇》中顓頊“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祭祀”，把政治、宗教和歷算結合起來，顯然就是一位大祭司，是一位有文化的智者。

　　自巫覡產生以來，人類走過了數百萬年的歷史過程。數百萬年，滄海桑田，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已經進入了電子時代，科學文化有了高度發展。但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巫教在地球上某些地區仍然存在著，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各國還相當活躍。就中國來說，在一些農村和民族地區還有巫師在活動。巫教作為一種思想意識形態，具有巨大的惰性和頑固性，并不會隨著經濟制度的改變而改變，更何況巫教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使得它歷史之久，波及面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是其他宗教所無法比擬的。但是，巫教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與人類共始終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屬于歷史的范疇，有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當然最后也將走向消亡。

　　萬事開頭難。巫的研究，是一個難以在短時間內攻克的課題。歷史的攻堅，過去多依仗于古代文獻，但是有關巫的記載相當缺乏。國學大師王國維提出“二維”方法，即利用古代文獻與地下發掘的考古資料相結合，又將古史研究方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我基本是按著上述方法研究歷史的，但是民族調查使我認識到另一個史料來源，民族老資料也提供了大量的考古“活化石”，因此我試圖利用古代考古資料和民族老資料進行綜合性研究，探討巫覡文化的來龍去脈及其歷史作用。當然，我的巫覡研究還是剛剛起步，還有許多問題還沒有回答，有些問題可作為專題探索，從這種意義上說，《巫與祭司》還是一部概論的著作。

　　做任何一門學問，或者做任何一項課題研究，都不能個人包打天下。我對巫的研究是歷史性、階段性的成果。做學問好像是一場無終點的接力賽，每個人只能跑好自己的一棒，但要跑好，有特色，如此一棒一棒的跑下去，才能使所要探索的問題進一步完善。因此，我的研究成果，僅僅是拋磚引玉，后來者一定會寫出更美好的作品，把巫覡探索推向更高的水平。(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著名民族考古學家)（原標題：巫覡—探究文明起源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