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路特

 《中華民族小史》英文版書影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出生于通州(現北京通州)一個傳教士家庭，并在中國度過童年。他的父親富善(Chauncey Goodrich)曾在中國傳教多年，1891年編寫過一本北京方言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and Pekingese Syllabary)。富路特于192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后留校任教，直至1961年退休，是哥大東亞系和東亞圖書館的主要建立者。富路特著作等身，最廣為人知的是《中華民族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43)，胡適認為它是用西文所寫的中國簡史中最好的一種(見Pacific Affairs1944年第2期書評)，曾多次再版，長期作為美國學生使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

　　1930年至1932年富路特為撰寫博士論文前來北京進修，住在英美傳教士所辦的華文學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日后的美國“中國學之父”)當時也在北京留學，他晚年回憶說：“當我在北京華文學校向富路特請教時，他總是以非常誠懇的態度仔細聽我說。從他童年時代在華北的傳教士家庭背景來看，他的確可以說已使自己成為漢學家中的佼佼者了。僅憑他的博士論文《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就已使他成為美國中國問題研究中崛起的一顆新星，何況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他還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現。”(China bound第 135頁)1934年富路特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乾隆時期的文字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是富路特在北京期間完成的博士論文，修改后于1935年出版。全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乾隆時期的文字獄，重點是乾隆后期伴隨著《四庫全書》的編修所發生的文字獄。第二部分是對相關傳記、文獻、檔案的英譯。

　　清朝的文字獄并不始于乾隆。康熙時期就已開始，著名的如“明史獄”和“南山集獄”。雍正時期的文字獄有增無減，著名的如“查嗣庭獄”、“呂留良獄”。為了緩和雍正時期文字獄所造成的恐怖氣氛和動蕩不安，乾隆即位之初一度采取了緩和的政策。但隨著乾隆十六年(1751)偽孫嘉淦奏稿案的發生，文字獄開始再次爆發。從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案開始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庫全書》之前，文字獄案件不下五十起。從1773開館纂修《四庫全書》至乾隆歸政前，各種類型的文字獄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禍而受到株連的各階層人士不但在范圍上遍及全國，而且在數量上也大大超過了前期。據統計，終乾隆一朝，各種類型的文字獄案件約有一百一十起，幾乎占了整個清朝全部文字獄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這些文字獄對當時和此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富路特在討論乾隆時期文字獄之前，對前朝的文字獄也做了簡要的回顧，如果說康熙、雍正時期的文字獄對于鞏固清朝的統治還有一點積極作用的話，那么乾隆大興文字獄則完全是一種心理畸形。在富路特看來，“乾隆總的來說是個應該受到歷史譴責的暴君”，因為他“干預學者的獨立研究，故意竄改歷史， 殘酷地迫害文人，接二連三地禁書、毀版。”(英文版第6頁)所以富路特認為乾隆朝雖然號稱盛世，實際上是清朝衰落的開始，而《四庫全書》 的編纂雖名為保存國粹，實際上是別有用心地為了達到鉗制思想的目的。

　　該書出版后，受到西方學界的歡迎，有評論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貢獻在于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陰暗面，讓人們看到了盛世中隱藏的危機和衰敗的萌芽。(Carroll B. Malone書評，見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35年第4期)該書同時也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清華大學雷海宗和武漢大學郭斌佳兩位歷史學教授專門撰寫了書評，分別刊載于《清華學報》第10卷第4期(1935年)和《武大文哲學季刊》第5卷第3期(1936年)。

　　雷海宗在書評開篇時寫道：“近年來對于清代文字獄的問題，國人搜集材料與研究的工作雖然不少，但有系統概括一切的專著仍不多見。哥倫比亞大學漢學講師Goodrich先生這種勇敢嘗試的工作，很值得我們歡迎。”

　　在雷海宗看來，富著中有三點是“很動人的見解”：(一)“乾隆時代中國已經安定，不似以前對滿清的那樣反抗，按理不必有嚴厲的文字檢查;但實際乾隆時代對于文字的摧殘較比清初嚴重不知多少倍。著者認為根本的原因是心理的。大清此時由外表看來雖然極盛，實際這是衰落時期的開始;滿人下意識中感覺到這一點，所以對漢族愈發畏忌，因而更加緊的壓迫。”(二)“無論當初的計劃如何，四庫的編纂后來成了鏟除禁書的一件利器，是無問題的。這一點雖然從前也有人見到，卻是一般認四庫為無價國寶的人所不大注意的事，著者反復說明并非累贅。”(三)“全國大規模有系統的搜查禁書，現代的人不易想見。但在最嚴重的十五年間(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國人心惶惶，連不識字的農家也有時因為祖傳下來一部原來不相干的書而招大禍;這在普通的史料中是不易見到的，只有私人所遺留的日記與筆記能幫助我們回想到當時的緊張情形。著者把這點特別提出，深得史家恢復往跡的本旨。”

　　此外雷海宗還認為書后所附《禁書現存目錄》(Surviving Proscribed Works)很有價值，雖然肯定有遺漏，但在目前“是一個很便利的參考工具”。根據富自己的說明文字，他編制這份目錄主要是利用了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目錄。他認為要想更準確地做出統計，還應該去查閱包括《圖書集成》在內的各類叢書，作為第一份這樣的目錄，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為后人提供基礎。根據富路特的初步統計，在乾隆時期禁毀的2600余種書籍中，存世的有近500種。(1999年開始出版的《四庫禁毀書叢刊》收存世的清初至乾隆年間的四庫禁毀書約1700種)

　　郭斌佳在書評中也首先肯定了這部書的價值，他指出，“吾人覺乾隆朝之文字獄，國人已大概知之。但在西文之中，則完備精詳如此書者，實屬創見。作者對于中文方面材料，尤以近年我國所出刊物中之有關此項問題者(無論書籍或雜志)均特別注重。讀者茍翻閱其卷末之參考書目，即可知其搜羅之廣。”確實，在富路特列出的二十七種主要參考書中，除了一些早期文獻外，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30年代初的最新成果，如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代文字獄檔》(1931—1933年版)、陳乃乾編《索引式的禁書總錄》(1932年版)等。

　　對于富路特在這本書中的觀點，郭斌佳也表示基本贊同：“乾隆朝之前半期(自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七一年)，作者認為尚無切實禁錮文士之跡，但對于排滿思想已漸次著眼矣。作者曾舉謝濟世、胡中藻、齊召南、齊周華、錢謙益諸案。以為乾隆帝在此時，并無一徹底禁止排滿文字之計劃，但遇有發覺，則必禁毀耳。自一七七二年至一七八八年(壬辰至戊申)，其情形遂大變。乾隆命編纂《四庫全書》乘機搜查全國公私所藏書籍。據本書作者之意，高宗并非真欲編《四庫全書》，特假此名義，以取締有礙滿清之書籍耳。此種說數，或亦過于偏激，然乾隆之利用機會，取締許多書籍，則屬事實。作者搜羅當時若干圣諭未經刊布者用以證明：(一)地方官吏奉令采訪書籍之時，亦奉命搜查排滿書籍;(二)在京師選輯四庫書目者，同時亦編制禁書目錄。故作者之意，《四庫全書》之編纂，雖名為保存國粹，實別有用意存。作者欲證明其論調，列舉若干材料以作左證。乾隆欲搜羅書籍，以供檢查之意，可于一七七四年之上諭中窺見之(頁三二至三三)。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之奏折(頁三十三)，更可證明疆吏輔佐之態度。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上諭，則說明圣旨更為詳盡�？傊�，自一七七二年至一七八八年間，吾人隨時可尋得例證，證明編纂《四庫全書》之雙重作用，與其編者之雙重責任。”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雷海宗和郭斌佳也毫不客氣地指出了書中的問題，特別是翻譯方面的一些錯誤(主要在第二部分)。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立《貳臣傳》的上諭中有這樣一段話：“此輩在《明史》既不容闌入，若于我朝國史因其略有事跡列名敘傳，竟與開國時范文程承平時李光地等之純一無疵者毫無辨別，亦非所以昭褒貶之義。”富路特將這段話翻譯成：

　　Biographies of this group could not be put in the Ming history, but if they are included in our annals, since their actions deserve mention, along with the biographie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Fan Wen-ch’eng, Ch’eng P’ing-shih, and Li Kuang-ti, without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noted, then no clear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deserving and undeserving.(英文版154頁)

　　這里的一個大錯誤在于將“承平時”翻譯成了和范文程、李光地并列的人名，而不知道這是和“開國時”對應的一個時間概念。富路特在這樣翻譯時也顯然有些遲疑，特別加了一條注釋，說明自己在各種文獻中都沒有找到“承平時”這個人物的有關信息(I cannot find this worthy’s claim to fame recorded anywhere)。這類翻譯錯誤雖然難以完全避免，因為在雷海宗看來，即使讀破萬卷書的中國學者“也不敢自信對前代文字的句讀有十足的把握”，但多少降低了富書第二部分的學術水準和使用價值。就第一部分和全書來說，郭斌佳認為 “不失為一部博碩之作” 。

　　富路特的博士論文是在北京寫作的，得到多位中國學者的指點和幫助。在“前言”中他特別感謝了袁同禮、馬鑒、馬準、陳垣、鄭振鐸等學者。在正文的注釋中，他也多次提及中國學者給予他的幫助，如陳垣在1932年5月曾經將自己一篇未刊的關于《四庫全書》的文章借給他參考;1932年7月燕京大學歷史教授洪業曾在和他的談話中說明自己對乾隆禁書意圖的理解;燕大國文系教授馬鑒曾提示他《清稗類鈔》中有關怡親王收藏錢謙益書籍的材料。

　　回國后富路特和中國學者一直保持聯系，并把他們的一些作品翻譯成了英文，最值得一提的是兩部：其一是顧頡剛的《明代文字獄禍考略》，原文發表于《東方雜志》第32卷第14期(1935年7月)，譯文A Study of Literary Persecution During the Ming則刊登在1938年12月出版的《哈佛亞洲學報》3、4期合刊上;其二是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原書出版于1923年，英文版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于1966年問世。 作者：顧 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