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年7月27日，禮拜天，這一天人們本應放下手中的活計和武器，全身心侍奉上帝。就在這一天下午，里爾附近的布汶卻變成了拼死廝殺的戰場。法國國王腓力二世（1180-1223年在位）率領15000名騎士和步兵，與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奧托四世（1209-1215年在位）率領的來自德國、英國、佛蘭德爾和布洛涅的2.5萬聯軍在此短兵相接。腓力以少勝多，擊潰奧托聯軍，取得決定性勝利。布汶大捷后，腓力凱旋巴黎，據說慶祝勝利的狂歡持續了八天八夜。

    這便是法國歷史上著名的布汶戰役，它被認為是一場改變了中世紀西歐政治格局的戰役。奧托四世狼狽逃回其領地布倫威克，威信掃地，神圣羅馬帝國的帝位落入霍亨索倫家族的腓特烈二世之手；英國國王約翰（1199-1216年在位）丟掉了英國在歐洲大陸的大部分領地，為維持自己的統治，不得不在1215年接受其貴族提出的限制王權的“大憲章”；佛蘭德爾伯爵和布洛涅伯爵被俘，佛蘭德爾及附近地區被并入法蘭西。腓力因此得享“奧古斯都”的稱號，名聲大震。他從“失地王”約翰那里獲得諾曼底、曼恩、安茹和圖蘭等地，王室領地大為擴展，國王的權力大增，法蘭西則一躍成為歐陸上最重要的國家。戰役起因于自1066年諾曼征服以來英法之間便一直糾纏不休的領土和王權之爭，在布汶戰役之后，英法之間維持了一段較長的和平時期，直至14世紀上半葉百年戰爭重啟爭端。

傳奇的誕生：上帝與君主之榮耀

    作為法國歷史上最具象征意義的事件之一，布汶戰役如何為后世所記載和傳頌？在近現代法國歷史文化的演變中又有著怎樣特殊的意義？1973年，喬治·杜比出版《布汶的星期天》一書，以布汶之戰為研究對象。一本以事件史為題材的著作似乎有違年鑒學派的總體史精神，但這位年鑒派大師借用人類學的方法，從軍事社會學和記憶史兩個全新的視角，向讀者展現了事件史研究的新維度，尤其是這一事件在法蘭西的歷史和記憶中被重塑的過程。

    在杜比看來，從其發生之時起，人們便開始了布汶戰役的“造神”運動。在13世紀，這場戰役始終是教會和王室編年史家津津樂道的豐功偉業。就在戰爭結束后不久，王室史官紀堯姆·勒布雷東在其撰寫的腓力·奧古斯都的傳記中，便用大量篇幅對戰役的前后經過作了細致的描述，他是第一位將布汶戰役看作重大事件之人。勒布雷東的記述雖不無附會之言，但他很有可能陪同腓力親臨過戰場，對戰役的記載還算翔實可信，之后史家的記述則日顯浮夸。比如13世紀中葉，塞農修道院的僧侶里歇爾在其編年史中稱，當日奧托的軍隊中戰死和被俘的人數達3萬人，而腓力只損失了一名騎士和一名中士。1278年圖爾圣馬丁修道院的史家則稱法國國王不是以一敵三，而是以一敵十。

    頌揚腓力的戰績目的主要有二：其一是鼓吹王權的神圣性。勒布雷東稱腓力受上帝的庇護，在戰場上不畏生死、所向披靡。雖然教皇最初支持腓力的敵人，但這場戰役證明腓力才是上帝選中之人，是正義的代表，他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是上帝賦予法蘭西之榮耀。其二是證明卡佩王系的合法性及王權的至高無上。布汶戰役正處于法國王權日益強化之時，民族情感亦開始萌芽。自1200年左右，法國國王在敕令和詔書中便開始自稱“法蘭西國王”，取代了原來的“法蘭克國王”的稱號。12、13世紀廣為流傳的“王朝回歸說”將卡佩王系與加洛林王朝和查理曼聯系起來，以強調王室血統的合法性。與此同時，史家們還尤為強調在這場戰役中，腓力作為最高領主毋庸置疑的地位。在蘭斯的勒梅內特雷爾筆下，騎士們相信，最英勇之人不是別人，正是查理曼的后裔，“感謝上帝，陛下實乃我等冀盼之王。我等愿沖鋒抗敵，誓死相隨！”

    杜比指出，這正是13世紀中葉王權理論發生變化的表現，王權的神圣性和權威性開始獲得獨立的認可。最突出的表現即在于，自腓力二世時期起，王權神圣性的源泉不再由加冕禮和涂油禮賦予，而在于王室的血統以及傳承自查理曼的王家方形軍旗。因此，腓力一改往日的傳統，在生前并未給自己的兒子舉行加冕禮。到路易九世時期，先王駕崩之日即為新王登基之時成為王位繼承的慣例，加冕禮不過是表達王權神圣性的工具之一。因此，布汶戰役在13世紀演化為傳奇，實際上是建立在王權強化與民族國家初露端倪的基礎之上。

記憶的嬗變：民族主義的追思

    14世紀上半葉英法百年戰爭爆發之后，布汶之名在人們的記憶中日漸模糊。布汶戰役的起因雖是英法沖突，但戰役本身是法德之戰，而百年戰爭的宿敵乃英國，德意志皇帝大多數情況下是法國的盟友，因此提及布汶傳奇多少顯得有點不合時宜。再加上圣路易（路易九世）的光輝形象，難免使腓力·奧古斯都之名黯然失色。17世紀，布汶戰役雖再次出現在歷史學家筆下，但多是一筆帶過，真正的重現要等到19世紀的浪漫主義時代。在基佐、米什萊、梯葉里等人的史學著作中，布汶戰役被賦予新的內涵。基佐和梯葉里強調戰爭中普通士兵尤其是資產階級的重要性，以追溯歷史之名來為資產階級國家辯護。米什萊則極力貶低腓力，認為真正的英雄不是國王和貴族騎士，而是隱沒于背后的普通士兵、工匠和平民。在浪漫主義的幻想中，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動力。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后，德國皇帝再次成為法蘭西的敵人，法國潰敗后的沙文主義情緒觸發了布汶傳奇的全面復蘇。1880年，時任中等教育總督導的皮埃爾·豐桑在其編寫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寫道，“國民歷史教育比其他科目更能激發起我們對過去所犯錯誤之反思與對未來之責任”。第三共和國時期，歷史學淪為強化法蘭西民族統一思想的工具，布汶戰役則被看作民族主義的重要象征，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典型素材。1888年，加利費將軍主持的一個委員會建議提升布汶戰役的地位，宣稱“藝術家應凸顯其最輝煌之時刻，讓公眾對這段民族的記憶頂禮膜拜”。法國實證主義史學的創始人之一厄內斯特·拉維斯為此撰寫了有關布汶戰役的專文，發表在同年12月的《爭鳴》雜志上。在1894年的講義中，拉維斯更是稱布汶戰役為“第一次民族性的勝利”，是法蘭西民族邁向統一的標志。

    20世紀初，民族主義情緒為布汶傳奇抹上更富攻擊性的政治和軍事色彩。1903年，歷史學家卡爾韋在其講義中宣稱，“這是我們對德取得的第一次歷史性勝利”。布汶的教堂演變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圣地。1914年布汶戰役七百周年，第三共和國政府充分利用了這樣一個以緬懷歷史之名教育公眾的機會。在官方的主導下，6月初，人們在巴黎的圣德尼大教堂附近豎起一個手舉方形旗的雕像，象征王權引領的民族意識的覺醒。6月28日，一行人浩浩蕩蕩奔赴布汶，隆重的紀念儀式在布汶橋附近舉行：閱兵式、大合唱、演講、宴會、焰火表演等等。然而，就在法國人沉浸在普法戰爭的屈辱和復仇情緒中難以自拔時，兩次世界大戰相繼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對戰爭的反思與對和平的期望推動歐洲逐漸走向融合，布汶傳奇再度淡出法國人的記憶。在杜比看來，這似乎是記憶史的一個“愉快的結局”，“在一個日益趨于聯合的歐洲共同體中，布汶的故事對兒童又有何教益呢？我們的時代將這場戰役驅逐出了記憶，也許有它的道理。”

    今天的法國人又以何種心態來紀念布汶戰役八百周年呢？在布汶戰役紀念協會的網站上，我們看到主辦方精心擬定的紀念主題是“和平、歐洲、青年”。協會主席阿蘭·貝爾納反復強調，這場戰役不僅僅是法蘭西民族情感誕生的起點，它有著更豐富的內涵：布汶戰役是整個歐洲共同記憶的一部分，是通向和平之路，而和平才是最美好的勝利，是青年一代將傳遞給未來的歷史價值！

    歷史并非人物和事件的單純凝結，它還是記憶與想象的流動載體。作為法蘭西歷史的一幀剪影，布汶戰役自其發生之日便開始了傳奇的淬煉，它徜徉于歷史之河，在時空的記憶中不斷變幻著光影。

    熊芳芳（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