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村落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對象，是在20世紀以后。按其研究方法及視野的推進過程來劃分，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及相對應的三種范式。“范式”主要是指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基本預設、研究方法和價值立場。對中國村落研究范式進行回顧與反思，對推動中國村落研究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具體村落——結構功能主義研究

　　將中國村落作為學術研究對象，始于美國葛學溥1925年出版的《華南的鄉村生活——廣東鳳凰村的家族主義社會學研究》。在該書中，葛學溥全方位地描述了一個華南村落，內容涉及鳳凰村的人口、經濟、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會控制等方面，并運用功能學派的觀點分析了宗族結構及社會意義。隨后的20世紀30至40年代，一批受過西方社會學、人類學學術訓練的中國學者，加入對中國具體村落研究的陣營，如費孝通之于開弦弓村，林耀華之于義序和黃村，楊懋春之于臺頭村，許烺光之于喜洲等。雖然細節不一，但他們無一例外對當地生產、土地、宗族、婚姻、教育等文化現象進行了詳盡分析和研究。他們將具體村落作為研究對象，其邏輯背后，是將村落當作是中國社會的縮影，并試圖通過村落研究認識整個中國社會。這一階段的中國村落研究，雖然由西方學者發其端，但其能引起中國學者的強烈響應，與當時中國學界要求關心普羅大眾的學術界思潮及“鄉村建設運動”熱潮緊密相關。隨著“西學”傳入中國，西方社會學與人類學為研究鄉村提供了社會人類學的功能主義研究方法與鄉村社區研究的范式。費孝通、林耀華、楊懋春、許烺光等人的村落研究無疑打上了社區（一個或幾個村落）——結構功能主義方法的時代烙印。正如王銘銘所指出的，這一時期以村落為主的社區研究，“受功能主義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影響，‘社區’被當成一種方法論的單位加以研究，它的意義在于一種供人類學者借以窺視社會的‘分立群域’，從事此研究的學者相信，透過社區，可以了解中國整體社會結構”。這種以“小村落”反映“大社會”的思路在得到不少學者肯定的同時，也遭到了詰難和挑戰。

宗族與市場——弗里德曼和施堅雅的“超越村落”研究

　　20世紀50至70年代，國內關于中國村落的研究因各種原因暫時中斷，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西方學者。如上文所示，此前的村落研究中，經常采用的分析性概念是“社區”。其創始人是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在其所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他將太平洋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的調查經驗稱為“民族志方法”，這種方法傳到中國后，就成了所謂“微型社區研究法”。與馬氏所研究的相對簡單的原始部落社會相比，中國村落所處的背景顯然復雜得多——歷史悠久、地域廣闊、民族眾多，并有著高度的文明等。用研究簡單社會的方法來研究高度文明的社會，將中國村落當成中國社會的“縮影”，顯然存在理論適用性的問題。

　　最早對社區研究方法提出批評的是英國人類學家弗里德曼，其代表作是《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和《中國宗族與社會：福建與廣東》。他注意到福建和廣東的宗族和村落明顯地重疊在一起。他還將東南沿海宗族組織的發達，及其在地域社會中的功能，與該區域遠離政治中心聯系起來。可以看出，其對村落及宗族組織的論述，遠遠超越了作為微型社區的村落。限于當時條件，他不能到實地去調查，也許正是這種研究視角，反而使其能“超越村落”，從更寬廣的視野看待中國村落和社會。1962年，他在馬林諾夫斯基的紀念會上指出，研究中國的人類學者必須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會整體之上。

　　幾乎同時，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也認為，中國人類學不應局限于村落民族志的研究。他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指出：“研究中國社會的人類學著作，由于幾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莊，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農村社會結構的實際。”并且認為，“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的邊界不是由他所住村莊的狹窄的范圍決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決定”。為此，他提出“基層市場社區模式”，認為中國村落與更高級別的小市、集鎮、城市依靠著市場網絡聯系起來，而這個網絡的結點就是基層集鎮，它也是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的關鍵。進一步，通過集鎮這個承上啟下的樞紐，基層村落與上層國家（行政機構）、市場經濟與社會文化、微觀社區與宏觀區域聯系了起來。無疑，施堅雅模式對中國村落與社會的分析具有相當解釋力。

　　弗里德曼與施堅雅所提倡的“超越村落”研究方法，對此后的中國村落研究具有很大的影響。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理論沒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作為社會學、人類學出身的他們，側重于共時性的結構，而對歷時性的變遷關注不夠（施堅雅注意到了社會結構的歷時性）。將共時性的社會結構與歷時性的社會變遷結合起來，顯然需要歷史學科的介入。

“國家—社會”視野下的歷史人類學（或社會史）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村落研究在前兩個階段及其范式基礎上更進一步。這一時期，不僅有傳統的村落民族志研究，還有以市鎮為邊界或中心的村落研究。除社會學和人類學外，其他學科也參與到村落文化研究隊伍當中，形成了多學科綜合研究中國村落的研究方法。其中與前兩個范式結合得最好的是歷史學。因研究成果頗多，下面以成果突出、影響較大的黃宗智、杜贊奇作為論述重點。

　　黃宗智的村落研究成果，集中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及《清代以來民事法律的表達與實踐》（三卷本）三本著作中。他關注包括國家政權、民間精英、普通百姓在內的“社會結構”，提出在國家與村落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廣大的區域——“第三領域”，這個領域既包括村落中的鄉紳、鄉保、民間威望人士，也包括衙門的下層辦事人員，還有在民間糾紛與民事訴訟發生時所產生的國家與鄉村的互動模式。在此基礎上，他還提出“集權的簡約治理”概念，以解釋中國正式的官僚機構與基層治理之間的關系。杜贊奇的中國村落研究集中在清末民國時期的華北。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中，他提出的“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將社會各種關系和權力納入其中，以此解釋華北村落與國家政權的關系及其變遷。黃宗智與杜贊奇的村落研究借鑒了前兩個范式已有成果，但他們的研究在共時性的結構上具有了歷時性的特征。而且，他們更加關注國家與鄉村的關系，這對于一個有著強大國家政權的社會來說必不可少。這些無疑都是對以往范式的超越。在國內，鄭振滿、劉志偉、陳春聲等的華南村落研究也頗有成績，形成了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研究范式，即提倡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重視王朝典章制度與基層社會的互動，關注國家話語在地方社會的表達與實踐。在這一時期形成關注國家與村落關系，并注重其變遷過程的研究范式，歷史學者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以上所討論的中國村落研究的三種范式，及其各自局限與超越，并不意味著后者一定優越于前者。況且，后者是在繼承前者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前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蘊含著后者所具有的因素。我們認為，中國村落的研究范式在此并沒有發展到盡頭，多學科交叉正在進行中并將持續下去。在此過程中，如何繼承與超越是我們繼續要探討的問題。李紅 胡彬彬（作者單位：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