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舉辦的一場圖書博覽會上，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華書局編審程毅中拿起自己的手機，對著一個二維碼輕輕一掃，將《中華經典古籍庫》第四期推送上線。

　　第四期數據的發布意味著，在這個古籍庫中，程毅中不僅能檢索到“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這些他自己曾經參與策劃、編輯的中華書局版古籍，而且還能看到《冊府元龜》《宋代序跋全編》《郭店楚簡老子集釋》等其他出版社整理本古籍的身影。

　　從最初的一家出版社、300種書、2億字，到如今的7家出版社、1200多種書、7.5億字，隨著聯合腳步的加快，古籍出版的“大數據”時代越來越近了。

讓古籍數據庫不斷生長

　　兩年多前，為了《中華經典古籍庫》項目，以中華書局員工為班底的古聯公司成立了。兼任古聯公司總經理的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手上有一份目錄，上面的4000多種整理本古籍，分散在全國幾十家出版社。

　　“現代意義的古籍整理，大概是從1920年前后開始的。我們有一個粗略的統計，近百年來總共出版了三萬種左右的古籍圖書。”顧青梳理了一下，在這三萬種古籍中，有不少是影印本或重復出版的圖書，還有很多是普及類的選本、注本，再除去一些整理質量比較差的書，能跨進《中華經典古籍庫》門檻的整理本古籍，就是這份目錄上的4000多種，“《中華經典古籍庫》有一個目標，至少要收入其中的3000種，把新中國成立以后主要的古籍整理圖書都囊括進來。”

　　要完成3000種的目標，滿足當代文史研究的需求，就不能單打獨斗。鳳凰出版社、巴蜀書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齊魯書社、遼海出版社陸續加入進來。

　　“數字出版是一種趨勢。作為地方出版社，我們有一定的內容資源，但是總量不多，也缺乏數字出版的專門人才。如果單獨組建一個數字出版隊伍，投入很大，收效并不一定好。”齊魯書社社長昝亮道出了很多中小型古籍出版社在融合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難題。

　　“目前的古籍整理學術與出版隊伍相對分散，缺少統籌，也缺少系統性規劃；同時，古籍整理難度大，出版周期長，出版物市場小等因素，使目前處于產業化環境中的古籍出版單位，壓力加大，古籍整理出版物的品種上不去。”鳳凰出版社社長姜小青同時擔任著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在他看來，對于古籍數字化的未來方向，全國各古籍出版社已經有了高度的共識，“古籍數字化需要在合作中共同發展。從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局出發，通過合作可以優勢互補，利益共贏。更重要的，是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借助現代技術傳播得更遠、更久、更好。”

　　顧青介紹，目前《中華經典古籍庫》正在建設的數據是5億字，還有多家出版社準備加入，“這個古籍數據庫不是死的文物，而是不斷有新的內容進來，不斷生長”。

為讀者提供可信的善本古籍庫

　　“我們是正規軍。”突然冒出這句話，顧青自己也有些驚訝，但也說出了他對《中華經典古籍庫》的期許，而這也正是“聯合”的重要基礎。

　　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類古籍數據庫層出不窮，但往往專業人士參與不足，文字錯訛、版本問題等一直為學界所詬病。雖然很多學者都在使用古籍數據庫，但主要將其作為檢索工具，在撰寫論文或著作時還要核對原書，而鮮少直接使用古籍數據庫中的文字。

　　“目前大多的古籍數字化產品，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對古籍整理內容的正確把握，有的甚至錯誤百出，不但不利于中華優秀傳統典籍的傳播，而且也是對歷史不負責任。古籍整理有其自身規律、要求與學術規范。古籍數字化的根本在內容，傳播是手段。”姜小青說，鳳凰出版社之所以積極參與《中華經典古籍庫》的合作，既源于對傳統出版融合發展的認識，也與對《中華經典古籍庫》基本理念的認同有關，“《中華經典古籍庫》是基于優秀古籍整理作品基礎上的數字化。鳳凰社通過這樣的合作，不但能夠提升古籍整理出版水平，更可明確自身定位，形成選題優勢。”

　　鳳凰出版社首批“入庫”的古籍雖然只有3種，但卻是《冊府元龜》《全元文》《清詩紀事》這樣的具有代表性的古籍整理著作，正體現了姜小青對于《中華經典古籍庫》的認知。

　　顧青說，盡管也希望加快《中華經典古籍庫》的建設速度，豐富內容資源，但選取權威整理版本、獲得整理者授權、檢查文字內容這些環節絲毫不能馬虎，為讀者提供一個優質、可信、可直接征引的善本古籍庫，是他們一直所堅持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