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4年8月25日下午  地點：鄖縣某飯店會議室

    主持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方銘）：鄖縣所在十堰地域，古稱鄖陽，屬漢北。在屈原及楚辭研究史上，屈原與漢北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后漢書·延篤傳》所記載南陽地區的屈原廟，是我們現在所知正史記載的最早的屈原廟，這就充分說明漢北地區與屈原有莫大的聯系。研究屈原放流軌跡和創作活動的學者也多相信屈原曾經在漢水流域特別是漢北地區留有大量足跡。清人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更是明確《抽思》提到的“漢北”即“鄖襄之地”。《漁父》所詠滄浪水，學者認為是漢水或者漢水的別流夏水，《水經注》說武當縣西北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閻若璩認為滄浪為地名，在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所以稱為滄浪之水，學術界一般認為此滄浪洲就在鄖陽。這次中國屈原學會組織部分專家到鄖縣進行了實地考察，對鄖陽地區有關屈原的遺跡及歷史文化遺存有了直觀的認識。今天我們邀請鄖縣的有關領導和從事屈原文化研究的學者與會，與中國屈原學會的有關學者一道，就“屈原與鄖陽”的主題進行探討，希望通過對話和溝通，把屈原與鄖陽的關系辨析清楚，為鄖陽的文化建設提供學術支持。

以屈原精神光大鄖陽

    胡玖明（中共鄖縣縣委書記）：鄖陽是學術界公認的舊石器和新石器文明的發祥地。發掘于鄖縣青曲彌陀寺的“鄖縣人”頭骨化石以及石斧、石刀等器物，證明鄖陽在一百萬年前即有人類文明存在。遼瓦店子文化集新石器文化之大成，有著四千年不斷線的文化綿延，于2007年被評為國內十大考古發現之一，被學術界認為是地域通史和楚文化源頭。根據文獻記載，從春秋至戰國，鄖關一帶的麇、庸、濮、絞、羅等方國與楚有長達四百余年的交流史，楚鄖蒲騷之戰、楚絞城下之盟等都是發生在這一帶，屈原的先祖屈瑕曾率軍抵鄖陽一帶，最后死于漢南之羅國。屈原被逐后來到漢北鄖陽，尋覓先祖足跡，感受大楚文明遺風。

    鄖陽人擁有蒼茫的古典情操和悠遠的原鄉情結，流傳于鄖陽的《黑暗傳》，以民族史詩的宏大結構講述漢人開天辟地的故事，千古傳唱。屈原放逐漢北，在這里浸潤古老遺風，欣賞彌漫山鄉的“后皇嘉樹”柑橘和遍布山野的幽蘭，聆聽“巫咸”傳人們的招魂歌聲、漁夫傳唱的孺子歌以及山鬼的傳說，感受源自于《詩經》時代鄖陽漢人的情操，獲得大量的鄂西北民俗風情，這都使他的情操和心靈大大升華，文思也更為靈異起來。屈原的《漁父》《抽思》等作品就深深地帶有鄖陽的印記。

    千百年來，屈原的品行和精神滋養了一代代鄖陽兒女，更深化了鄖陽文化的內涵。他“滋蘭九畹”“樹蕙百畝”，種“留夷揭車”，植“杜衡芳芷”，其愛美的美行深深影響了鄖陽人民，以“血脈”的形式，融入了鄖陽兒女的軀體，塑造了鄖陽人樂山悅水、安鄉睦邦、兼容并蓄、耕讀傳家的生活方式，培育了篤信樂善、進取擔當、山水人和的大鄖陽精神。

    屈原與鄖陽的深厚關系也使得與滄浪有關的文化在此有了不朽的根基。明朝大文學家王世貞出任鄖陽巡撫時，在鄖城邊欣然寫下《滄浪濯纓賦》：“載泛載浮，曷云其已？洎夫白日始晞，青天收潦，千尋湛而見底，萬里凈而猶掃。漾磷磷之淺沙，蕩靡靡之纖草。”鄖城之濱的漢水實景被他這一典型化便成為“滄浪”的實照，漁父歌里濯纓故事也一并固定于此。

    對于屈原這位民族偉人以及他留給我們當地珍貴的文化遺產，我們今后除了進一步葆有傳統的膜拜崇敬之心外，更多的是在“屈原與鄖陽”這個課題下做好相關的探索和深入的挖掘整理工作。一要聘請國家相關專家學者繼續關心指導該課題的研究，從民俗學、地名學、文化學、文學、典籍學、地方史學等方面給予幫助和支持，以期在學術的探討上有更大的成果；二要組織地方文化學者從民間習俗、文化傳說、當地方言與楚辭語言聯系、考古遺存與楚文明關系、《楚辭》內容與鄖陽文化淵源等方面跟進研究，以豐富該課題的內容，獲得更加系統深入的學術認知；三要爭取將該課題確立為我縣地方文化建設重要課題，爭取獲得國家立項，以立項促研究，將研究成果及時轉化為當地文化旅游資源，建設一批有關“屈原與鄖陽”的文化景觀，以豐富我們水源區文化，造福民生，造福社會；四是進一步弘揚傳統的龍舟文化、鳳凰文化、滄浪文化，提升這些歷史文化的審美內涵和藝術表現力，使它們成為代表鄖陽文化精神的奇葩，弘揚于世。

屈原是否到過鄖陽？

    主持人：從胡玖明書記發言中，我們感受到了鄖縣縣委縣政府對文化建設的重視。前幾年有一個時髦的話，叫“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還有一個口號，要把“文化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今天看來，這些口號顯然是有瑕疵的。人類文明，歸根結底，是文化的文明。努力把“經濟優勢轉化為文化優勢”，這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

    下面我們有請幾位學者分別發布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

    凌智民（鄖縣文化學者）：1957年在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是公元前323年楚懷王頒發給其弟鄂君啟的水陸交通憑證，其中水路交通憑證被命名為《鄂君啟舟節》（以下簡稱《舟節》）。一般認為，《舟節》記載了的湘、資、沅、澧四水在今湖南境內，我認為是不準確的。通過對《舟節》的行文邏輯研究，可知《舟節》所載湘水就是現在的漢江丹江口到旬陽江段，沅水就是淅川縣境內的淅水，澧水就是現在淅川境內的淇河。屈原作品中出現的湘、沅、澧地名應與《舟節》的地方一致。

    關于屈原的祖籍丹陽。根據對清華簡《楚居》等文獻的研究，我認為丹陽是指丹江流域，楚國的先祖們在楚文王以前均在這一帶定居。鄖縣出土的李泰墓志銘也表明，楚武王初開的濮地就是現在的十堰一帶。楚武王將濮地一分為二，南部成為屈瑕的封地，北部成為斗伯比的封地，所以屈原的祖籍地在十堰地區。

    楚文王時期，楚國的勢力范圍還沒有擴展到湖南，因此羅國為楚所滅后將羅遷湘，并不是將羅國的貴族遷徙到湖南，而是將其遷徙到了漢江上游（湘），通過古籍對其遷徙地的描述，具體地址應在現鄖縣的遼瓦一帶。

    鄖縣境內漢江南岸曾有一處地名叫令牌石。《水經注》載“漢水又東歷姚方，蓋舜后枝居是處，故地留姚稱也”，姚方正在令牌石的對岸。在姚方邊有一條歸仙河（又名歸湘河），其入漢水處正對令牌石，河邊有一處地名叫雙廟，或為秦始皇赭二妃廟后其后人改祭之所。因此，我認為，屈原晚年寫《漁父》即在鄖陽的滄浪洲，其蹈水的地方也應該在鄖陽境內的湘水。

    劉剛（湖北文理學院特聘教授）：屈原到過漢北，這是沒有問題的。漢北是一個大概念，在歷史學家中，認為漢北包括現在的鄖、襄、南陽甚至更廣的地區。屈原是否到過鄖縣，我認為應該關注《抽思》中的地名“北姑”。《抽思》中所描寫的北姑的地理特征有五大特點：第一就是溯江譚的溯，什么叫溯，逆流而上就是溯，屈原是從下游往上走。第二個特點就是江潭，潭就是河流里面比較深的地方。根據《鄖陽志》，在鄖縣境內叫潭的地方有九個。第三是南行，也就是說所經過的江段水是往南流的。第四個就是有軫石，也就是有方形的石頭。第五就是北姑應該是沒有草木的山。“姑”通“岵”，山無草木曰岵。我們實地考察距離鄖縣縣城100多公里的漢水小孤山，結果令我們幾位非常吃驚，真的令我大喜過望！這個地方完全滿足這五個條件，這個地方的水不但是向南流的，而且這個地方江中有座山，寸草不生，全是軫石。更奇特的是這里就有一個叫姑山村的地方。

    通過實地考察，屈原到過鄖縣就不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了。

    周秉高（包頭職業技術學院教授）：清代學者王夫之《楚辭通釋》、林云銘《楚辭燈》、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在解讀《抽思》一詩都提到了屈原到漢北的問題，而蔣驥更認為漢北就是“今鄖襄之地”。我認為，屈原在懷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期間被迫離開郢都來到漢北，其所游歷的地方，至少可包括鄖襄一帶。在離開郢都即將踏上流放漢北之路時，即懷王十六年，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在漢北期間，即懷王十七年，他創作了《抽思》。

    先秦時大臣被“放”有兩種情況：一是臣有罪而國君“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二是臣無罪而“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義”。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云“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太史公自序》則云“屈原放逐著《離騷》”，司馬遷的“疏”與“放”顯然同義。《荀子·修身》云：“諂諛者親，諫爭者疏。”屈原被“疏”，“亦是放逐之義”。劉向《新序·節士》篇載“屈原遂放于外，乃作《離騷》”，洪興祖認為“屈原遂放于外，乃作《離騷》，當懷王之十六年，張儀相楚”。《離騷》結尾寫“忽臨睨夫舊鄉”，應是已經離開國都，但還尚未遠去。而清人根據《九章·抽思》的內容又進一步明確地指出，懷王朝時屈原被放的地點在漢北鄖襄一帶，也就是說，屈原到漢北之后又寫了《抽思》。這些資料，前后呼應，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證據鏈。

    屈原在楚懷王十六年至十七年間到過漢北鄖襄，可以從《抽思》的文本中找到根據。屈原曾“三諫不從”，因此他“愿搖起而橫奔兮”。“橫奔”，林云銘釋為“不候命而擅行”。晉杜預《春秋釋例》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點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說明了“王怒而疏”之后屈原就被迫離開郢都而到漢北的大致情況。

我們離事實越來越近了

    主持人：剛才三位學者的觀點都有重大的創新，希望在座的學者結合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繼續發表高見。

    姚小鷗（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歷史的研究是離不開地理的，如果你不了解歷史事件的地理背景，你就不了解歷史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我是一個南陽人，鄖陽和南陽很近，文化是順著河流傳播的，楚文化的發源地實際就是南陽和鄖陽這一帶。《舟節》是一個非常可信的歷史文獻，凌智民先生把正確解讀這個文獻作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和突破口，發現了新問題。

    從古到今的學者基本都認為屈原的活動地域在湖南的湘水、沅水區域。只有王船山、錢穆、石泉等學者認為屈原的活動地在漢北，凌智民先生把它重新提出來，無論是對戰國歷史研究還是對我們眼前的屈原研究都有極大的推進作用。劉剛教授考察的小孤山，確實與屈原作品中的“北姑”吻合。如果把《湘君》《湘夫人》中的地名放在湖南，我們只能將其理解為神話，而凌先生穿梭于十堰這一帶，以考證的地名來加以解讀，這兩篇作品就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故事。我感到我們這些專門研究楚辭的人，對于楚辭很多關鍵點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黃鳳顯（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凌智民先生關于滄浪洲和屈原投江以及有關地名等問題的研究，令我耳目一新。他的研究會進一步豐富我們的《楚辭》研究，并對相關問題的探討會有很重要的推進作用。

    我一直認為《楚辭》的《招魂》和《大招》這兩篇作品是招楚懷王的魂。《招魂》應該是把懷王的靈柩接回楚地的時候在楚地邊界附近舉行儀式時使用的招魂詞，《大招》應該是把懷王靈柩接到楚宮廷以后舉行正式國葬時用的招魂詞。但對于《招魂》末尾的幾句話不得其解。“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魂兮歸來，哀江南。”這個“江”究竟在哪里？江南難道是湖南？通過到西峽縣和鄖縣的考察，特別是聽凌先生的發言，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比較好理解了。按照我的說法，楚懷王的靈柩從秦國那邊往郢都這邊走的話，是應該過漢江的，所以“湛湛江水，上有楓”是可以理解的，然后“魂兮歸來，哀江南”，江南從這個角度來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除《舟節》中提到鄂以外，還有個記載就是楚王母弟鄂君子皙，劃船的越人為他唱了一首《越人歌》。上世紀50年代，一個著名的民族學者將原記音和壯語對照，發現所記之音就是壯語。如果鄂在南陽，這些越人跟南陽這邊會有怎么樣的關系呢？這個問題也是促使我考慮的一個問題。還有就是像湘水、沅水這些問題，如果說這些水原來是在漢北，后來秦棄楚名，改到湖南。那么這種批量的改名，不是一條河的改名，而是自然地名的更易，這種情況到底是在什么情況下發生的，在《九章》中有些地名湖南都可以坐實，這些地名又是怎么樣更易過去的，確實需要我們繼續探討。

    張強（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淮陰師范學院教授）：對于《楚辭》的研究，最早就是東漢時期王逸的《楚辭章句》，從這一時期算起，到今天也有兩千年的歷史。這當中有幾個大公案，最大的公案就是屈原流放漢北的問題。從宋代朱熹開始提出質疑，此后分成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直產生激烈的對峙。往往是后一代人和前一代人的隔空叫陣，但屈原流放到過漢北的意見是占據主流的。從地理的概念來講，鄖縣是他必經之地。至于屈原是路過還是常住，投江地點是不是就在鄖縣的漢江段，當然可以再進一步地思考。有一點我想說的是，鄖縣如果在未來的文化建設當中，把這個屈原文化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支撐點，我覺得它是有意義的，而且有重大的意義。我們通常講，屈原是第一個愛國詩人，它的意義在于在當時的背景下，大家都沒有祖國概念，就連孔子也不例外。唯獨屈原特立獨行，始終不背叛自己的國家。我們應該把屈原文化、漢江文化、南水北調有機地結合起來，打造一個文化旅游的樂園。

    鄧瑞全（中國史記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我曾說過，雖然《史記》記載屈原的投江地在汨羅，但屈原的真正投江地不一定在湖南。因為《史記》也有錯漏的地方。可能后人對汨羅的地理位置也有認知的不同。我們應該把學術的真實性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上。雖然我們對凌先生的研究不能下結論，但是作為一家之言是沒有問題的，并且對我來說是有認同感的。

    屈原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世界名人，我們怎么紀念他都不過分，民間文化、民間傳說大都發生在宋代以后，但是這種地域文化就足可以支撐我們對屈原文化的繼續研究，也足可以支撐我們在這個地方建一系列的有關屈原文化研究的項目和工程。從現實看，我們鄖縣為南水北調作出這么大的貢獻，在南水北調之后，鄖縣這么好的山水景觀不和這么好的歷史文化結合起來是不行的。也許，再過十年，我們這里就會成為屈原文化研究的基地。我也樂觀其成。

    陳連山（北京大學教授）：昨天鄖縣的同志給我介紹了韓家洲端午賽龍舟，聽了以后非常震驚。我覺得鄖縣民間的這種活動不應該叫龍舟賽，而應該叫端午祭。其他地方的龍舟賽是以比賽為主的。而這個地方的龍舟賽既沒有起點，又沒有終點，更沒有規則，比賽用的龍舟也是各不相同，各有特色，最終也沒有名次。而且聽說這種儀式由幾十個環節組成，而各地的龍舟賽只是其中的幾個環節。另外參加這種活動的地方也值得研究，比方說沉子河，聽凌先生說是屈原沉江的地方，奠子河是屈原遺體打撈上來的地方，韓家洲是屈原回家的地方，離家店是屈原離家的地方，屈原河是屈原的封地。為什么這幾個地方的老百姓要年復一年地聚在一起來舉行這樣一個儀式？這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不管屈原投江地是不是在這里，民間的這種紀念屈原的方式都是一種很好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我們鄖縣政府有必要努力地挖掘和保護。

    趙敏俐（首都師范大學教授）：今天我們的這個會，至少解決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屈原到沒到過鄖陽的問題。過去認為屈原到過漢北，但是漢北的范圍很廣。就鄖陽地區已有這么多屈原的傳說來看，屈原到過鄖陽是沒有問題的。凌先生通過對《楚辭》的解讀，認為屈原不但到過鄖陽，還在鄖陽生活了很長的時間。這一點也是站得住腳的。這次學術研討會很大的收獲在于通過實地考察我們也取得了進一步成果，我也找到了《抽思》里的兩句話的意境和地理位置。“屈原和鄖陽”作為將來鄖縣開發的一個理論支撐點，是沒有問題的。

    關于屈原的投江地的問題，如果把鄖縣作為屈原的投江地，這個提法要慎之又慎。這已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文化認同問題。這個我們將來可以討論。有幾點我們是要思考的，首先是歷史記載，賈誼和司馬遷有關歷史記載的問題，這個不能回避。剛才鄧教授說了，《史記》也可能出錯，對地名的理解也可能出錯。但是即使錯了，也是一個美麗的錯誤。畢竟這個錯誤已經存在了2000多年，已在人們心中產生了認同感。因此也不可能用學術結論代替文化的認同。這就看誰捷足先登，但也不排除后來居上，這主要靠當地政府的宣傳和深度的民間挖掘。

    廖名春（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能到鄖縣來召開“屈原與鄖陽”的學術研討會是很有戰略眼光的。因為楚丹陽原來說是秭歸，后來說在江陵，再后來說是宜城，現在大家的目光都移到了鄂、豫、陜交界的地區。我覺得這些說法離事實越來越近。

    凌先生對《舟節》的地理研究，我是很佩服的。其實凌先生今天所講的東西，從王夫子到錢穆到石泉先生都有相同的觀點，但是他們只能是紙面上的東西，而沒有現場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大家不認賬，而凌先生的工作是基于一種新的證據材料和田野考察。可以說這是一種開創性的工作，是一種顛覆性的工作。

    楚國的歷史嚴格地說，我們還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清楚，楚國有很獨特的語言，《楚辭》里面那些靠得住的我們要講，靠不住的講了還不如不講，防止別人抓住漏洞攻擊你。我覺得對于歷史地名，還應該搞清楚形成的時間。比方說屈原河，有地方志，到底早到什么時候，如果太晚了，說服力就差些。如果能找到唐代的地方志比我們找到明清的地方志肯定要好些。

    主持人：今天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研討會，大家都充分地發表了自己的高見。凌智民先生的研究是從《舟節》的研究破題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可信的材料。在座的各位教授都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邏輯高地，論證符合二元證據法。是一個非常大的創新，研究言之成理，應給予充分肯定。凌先生對《楚辭》中其他地名的研究和解讀，主要解決了屈原與漢北的關系問題。我個人認為凌先生的考證既結合歷史文獻，又結合現實的實地考察，立論有據，得出的結論是符合學理的，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凌智民先生通過田園調查和收集民間傳說，認為屈原的投江地就在鄖縣的漢江段，這個觀點雖然很有新意，但仍然需要補充證據，仔細斟酌。

    周秉高教授和劉剛教授通過實地考察論證《抽思》等作品的寫作地點就在鄖縣，我認為是很有說服力的。黃鳳顯先生通過對《招魂》《大招》的解讀，進一步坐實了對“江”的理解。這些研究無疑可以提升我們對屈原與鄖陽關系的認識。

    鄖陽人民保存屈原的文化遺跡，傳承端午文化，體現了對屈原的深厚感情。屈原精神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基礎，中國屈原學會愿意與鄖縣縣委、縣政府和鄖縣人民共同挖掘屈原文化的內涵，為屈原文化的建設與傳承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