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永民

    京杭大運河歷史跨度大，穿越不同地區，在發展過程中與周邊地區文化撞擊、交融，演變出各類文化特性，完整保存了各個時代的歷史信息，形成一條特征鮮明、內涵豐富、元素眾多、遺產厚積的文化帶。它受地理環境、人們謀生方式與歷史傳統的影響和制約，風情各異。因此，杭州運河文化顯現出濃烈的地方特色。

    內容上呈多元一體性特征

    其一， 南北文化的多元并存與融合。隋代開大運河后，溝通了洛陽等城市與杭州的經濟文化交流，帶來了北方先進的耕種技術。宋室南渡而定都臨安，北方大量士人南下，各種文化多元并存，差異很大。從地域性形成的文化演變多元角度來看，“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南北風格特色迥然不同。如吳越文化聰慧機敏、經世致用；齊文化尚功利、求革新；魯文化重倫理、講傳統；燕趙文化慷慨悲歌、好氣任俠，特色都十分鮮明，對杭州文化的影響很大。杭州人文特征開始柔中帶剛，人們在閑情逸致之余，行事作風趨向堅韌、硬朗，見義勇為的“杭鐵頭”精神應運而生，社會面貌煥然一新。明清時，杭州興盛繁華，南北藝人云集、茶樓遍布、百戲雜陳，空前繁榮。運河沿線的劇種如越劇、評彈、昆曲、揚劇、錫劇、淮劇、山東梆子、呂劇、天津大鼓、評劇、京劇等種類，都可在杭州戲樓內找到其粉絲，南北戲曲的交流體現了從江南婉約細膩到北方激昂率直的漸變過程，為杭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多元印跡。

    其二，漢民族與各少數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與融合。沿杭州運河一帶有漢、回、滿、蒙等多個民族居住，信仰、習俗、生活方式、歷史傳統、心理感情各不相同。如佛教寺廟有靈隱寺、凈寺，伊斯蘭教清真寺有凰鳳寺，基督教堂有天主堂等，風格眾多，各自具有十分濃郁的民族和宗教色彩。各民族對多元文化的認同和包容，使各族群眾能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其三，中華文化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交流溝通及和諧相處。元代大運河全線貫通后，杭州成為全國三大都會之一，同時通過延伸浙東運河通江達海，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歐洲、中亞、東南亞等國使者、商人、僧侶等來杭游覽、經商和游學，使杭州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都市。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游歷杭州后，稱杭州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

    中國經歷了上千年的農業社會，雖然發生了幾十次大規模王朝更迭的戰爭，但大運河總是將歷代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連接在一起。運河漕運的基礎作用始終未變，國家仍保持統一，各民族仍和諧相處，大運河成為國家統一強盛的象征。同時，南北文化的交流、包容、吸納、融合，促進了漢字、漢語的普及和中華民族文化共性的形成，凝聚了“天人合一”“貴和尚中”等漢文化精神，推動了不同區域、不同民族在風俗、信仰、價值觀等方面的趨同。運河文化的生成、發展、演變始終以一體性為主線展開，又始終貫穿于多元性之中，使運河文化得以繁榮發展并得到相對穩定的傳承。

    形態上呈線性文化特征

    運河線性文化以沿河城鎮及各碼頭、倉庫、船閘、橋梁、堤壩以及其他各種文化載體的線狀存在為特征，揭示了運河代表著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著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以及持續不斷的交流等特點。這種線性的運河文化狀態，好比一條流動的“絲帶”，串起了運河沿線珍貴歷史文化的粒粒“珍珠”，也將杭州各運河歷史文化遺存串成一條長達12公里的文化景觀帶，反映了大運河哺育出來的文化價值之巨大。同時，線性文化的串珠成鏈效應，對整體提升杭州運河知名度，有著顯著效應。

    線性文化特征控制了杭州城市的基本空間形態，奠定了“上到湖墅，下到江頭”的沿運河走向延伸的城市格局。縱橫交錯的街道和河渠，構成了杭州城市的整個布局。城內交通四通八達，水陸具備。運河上漕運、商運、客運舟楫往來，一派繁忙。沿線塘棲市、湖州市、北關市、江干市等線性分布，蜿蜒綿長。“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是杭州運河線性分布的歷史寫照。風情獨特的運河文化如“湖墅八景”等人文、自然景觀的形成都與運河線性水景文化息息相關，如俯拾皆是的顆顆珍珠，使大運河成為杭州文化建設可供挖掘的寶庫。

    運河線性文化特征詮釋了運河與城市（杭州）的形成與發展互相影響、互相依存的關系。伴隨著大運河的全線開通，為運河南終點杭州的繁榮帶來了無限生機。大運河刺激了沿線村鎮、集市商貿和農業的發展,促進了杭州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經濟富裕帶來沿線人口增加，商貿業更加繁榮。這樣，反過來又促進了運河的興盛。這條線狀存在的運河真正成了歷代杭州賴以生存發展的生命線。 

    在時空上積淀深厚呈時代性特征

    綜觀杭州歷史，各時代城市文化的特色十分鮮明。春秋時期，吳越利用兩國之間已有的運河，多次征戰不休，越王勾踐勵精圖治以圖復國的事跡，催生了“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的傳奇。對衍生吳越文化中刻苦自勵，發奮圖強的人文精神，影響深遠。

    隋代大運河的開通，使杭州成為京杭大運河的南終點，城市地位顯著提升，為杭州吸收北方先進文化打下了基礎，促進了杭州城市的發展與繁榮。唐宋以來，白居易、范仲淹、蘇東坡等先后主政杭州，在城市規劃建設中融入文化景觀及山水美學理念，修井、治河、浚湖，開詩人特質市長經營城市之先河，舉世罕見。對杭州這座被馬可·波羅贊譽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的城市的形成，打下了基礎。特別是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已經熔鑄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代代相傳。

    吳越推行保境安民，倡導和平，國人崇善。納土歸宋后，安定民生，社會發展。錢镠父子在杭州的建設規劃上，銳意進取，功垂千古。如筑塘射潮，遏江水入河；設龍山閘溝通錢塘江和運河；引西湖水灌至運河，使之舟楫輻輳，富庶盛于東南。提升了運河對杭州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吳越時，佛教文化大興，樹起了杭州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白塔四座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化標桿，其中保俶塔與六和塔已經成為杭州城市的象征，白塔是當時運河入錢塘江的標志。

    南宋王朝定都臨安，使杭州成為全國第一個集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于一城的京都。南宋的杭州，是南北文化大薈萃的時代。由于北方戰亂和朝廷南遷，“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一時間，杭州城內五方雜聚，商賈畢集，街衢喧鬧，口味各異，方言紛雜。南下的中原文化全面滲透到本土的吳越文化中，形成了臨安獨特的社會生活習俗。南宋的繁華，與運河密不可分，時人言：“自臨安至京口，千里而遠，舟車之輕從，郵遞之絡繹，漕運之轉輸，軍期之傳遞，莫不由此途者。”當時沿運河兩岸還設瓦子多處，滿足百姓看戲等娛樂需求。書院和刻書藏書大盛。出版業興起，小說書籍暢銷，文化高度發展。

    元、明、清三代，因為有京杭大運河的巨大作用，杭州仍保持著江南名城的地位。元代戲曲家關漢卿稱杭州為：“普天下錦繡鄉，寰海內風流地。”明代，杭州城北一帶的運河中舟行如梭，不分晝夜，街市繁盛，有“十里銀湖墅”之稱。明清時，隨著經濟的發展，杭州一些富裕起來的市民生活開始由儉到奢，逐步向城市社會追求奢華的方向轉變，人們不再滿足于糊口度日而是追求精神享受。文化上出現了縱情娛樂、現世享受的傾向。同時，重商向利風氣盛行，以致社會上出現“尚利民風薄”“多金商賈尊”的拜金現象。清代，杭州街市里酒肆茶館遍地，公館林立。其中位于杭州元寶街的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故居，規模宏大、用材精良、華麗壯觀，堪稱清末中國巨商第一豪宅。至今室內裝飾仍金碧晃耀，美輪美奐，是清代杭州建筑藝術的傳世杰作。清末，杭州延安路與浣紗路口駐有滿蒙旗兵。辛亥革命后，這些旗人后代在“改朝換代”浪潮的沖擊下，由旗下遷居百井坊巷，融入杭州市井，留下了那個時代杭州滿、蒙、漢文化交融的痕跡。清末民初，隨著漕運停止，運河衰落，市內部分河道填塞筑路，如運司河、涌金池水、三橋址河分別改為勞動路、涌金路、定安路、惠民路等。杭州市民逐水而居的習俗受現代交通觀念的沖擊而有所改變。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運河杭州段煥發青春，自實施江河溝通、疏浚拓寬、水質治理等一系列運河綜合治理保護開發措施以來，杭州運河水清起來，兩岸綠起來、亮起來、美起來、鬧起來，大大改善了運河的自然生態和人文環境。2002年以來，杭州運河綜保工程經多年的不懈努力，四次推出新運河。如今，申遺成功后的運河杭州段已成為融時代特征、具杭州特色，兼有景觀、生態、文化功能的品牌之河，成為杭州版運河保護申遺的經典之作。

    由此可見，運河文化淌過歷史，流向未來，是顯示時代風貌、映射時代特征、追隨時代潮流而動的先進文化。充分利用運河文化的豐富資源和優勢，不斷開拓創新，使運河品牌價值和恒久魅力得以保持永恒。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京杭大運河博物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