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前的天津老南市（攝于二〇〇七年三月） 資料照片 

 

 

張建在老胡同里采訪老人。光明圖片 

 

　　【口述史·留住歷史記憶】

 

　　“我要為天津老城留下影像，也要為市井生活留下一點記憶。”這是張建，一位平凡記者堅持了十年的追求。

 

　　張建當過翻砂工、廠報記者、工會干部。1995年他調入《今晚報》時，許多人認為他已經圓滿了：得過大獎，出版過專集、辦過影展。但張建總覺得有一些缺憾：“隨著城市建設的快速推進，老城廂沒了、大直沽沒了、南市沒了、鈴鐺閣沒了、堤頭沒了……”在燈下翻看多年來拍攝的照片，張建常常徹夜難眠，為這些消失的老地方扼腕嘆息。

 

　　張建說，多年來只要一聽見“拆”字，他的心就“咯噔”一下，他與收舊家具的、收古董的、收破爛的為伍，穿行在滿目瘡痍的老街舊巷。2003年，他在老城廂連續跟蹤8個月，拍下不計其數的照片，同時“眼巴巴”地看著這座600年的老城被夷為平地。所幸的是，他把幾百個“老天津人”的生活形態拍了下來。

 

　　轉年，他又投入到老南市的拍攝中。他盤算著，有了老城廂的“雅”，再加上老南市的“俗”，算是給天津衛做了一個“全景式”的勾勒了吧？但思來想去，他仍覺得不夠：只有將“老天津人”的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才更有價值。于是，除了相機，他又拿起了筆，這才真正走上口述歷史的道路。

 

　　從2007年開始，張建一有閑暇就走進一條條胡同，敲開一戶戶房門，尋找有故事的老人、拍下有特色的老物件、錄下親切的鄉音。為了完成這件“既艱苦繁雜又意義重大”的“文化工程”，整整10年，他付出了巨大心血，同時也收獲了無盡的快慰。2015年6月，他的《口述津沽·民間語境下的堤頭與鈴鐺閣》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張建深情講述了這些年“記錄鄉愁”的甘苦與感悟——

 

    堤頭，說不完的故事

 

　　位于河北區西北角的堤頭，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地方，卻也是天津城歷史最久遠、人文特色最濃的地域。堤頭曾經只是北運河東岸的一片荒地，明永樂年間一批移民來此定居，或事農耕，或事漁業，或事船工，遂成村落。清人有詩描述：“暮煙群樹合，漁火遠灘明”。

 

　　2009年初春，河北區開始拆遷堤頭，我有了緊迫感：要盡可能為堤頭留下完整的影像！堤頭確實不大，主要街道一共6條，最繁華的“堤頭第一街”也不過幾百米。但歷史上的鼎盛時期，這條街上僅店鋪就有70多家。在幾位老住戶的指認、回憶下，我基本復原了20世紀50年代這條街道的真實場景，并繪制出較為詳細的示意圖，包括店鋪排序、經營項目、掌柜姓氏等等。

 

　　堤頭胡同命名方式，大致分為3種類型：一種屬于約定俗成的，胡同形成初期根本沒有名字，老百姓按形狀或特點隨口稱呼，比如“褲襠胡同”，就因為該胡同分了倆叉，猶如兩條褲腿。后來規范地名時，把不雅的稱呼重新命名，“褲襠胡同”改為“福香胡同”。一種是依大戶人家的聲望命名的，比如堤頭第一代首富“姜百萬”，由于他的房產布局形成了三條與之相關的胡同，便起名“南姜胡同”“北姜胡同”和“萬字胡同”。還有一種是以商家的名稱命名的，如“西興泰胡同”“德聚胡同”等，都是當時私人企業的字號。

 

　　堤頭的獨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堤頭相對比較封閉。二是由于碼頭的存在，使堤頭人有了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我在考察中了解到，居住在堤頭的老住戶，其祖輩幾乎都與碼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扛活的、“挑八股繩”的、撿碳的成為堤頭一帶的謀生主體。在堤頭隨便問一戶住了多長時間，他都會告訴你起碼有四五輩。曾有位老爺子，指著60多歲的鄰居開玩笑說：“當年生他時，我給買過紅糖。”聊天、抬杠是堤頭人的民風之一，他們說，“過去在碼頭等活時，閑著難受就湊在一塊胡侃，拿躉來的故事過個嘴癮，尤其在堤頭誰跟誰都認識，有點嘛事傳得可快呢”！這種世世代代的口耳相傳，客觀上起到了對本土歷史文化的承襲作用。

 

　　在堤頭，渡口和碼頭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或謀生場所，由此引發搶地盤、爭碼頭、當老大的風氣，逐步形成了罪惡的產業鏈，打打殺殺時常發生。為了“出人頭地”，不論家境多窮都要送孩子到堤頭小學念書。隨著文化素質的提升，居民也逐漸講究起生活品位。集資興建的清善堂公所，就是這里的文娛中心，名揚津門的“慶云高蹺老會”不但是公所的臺柱子，而且百余年來完全由民間資助，充當起“文化使者”的重任，保持著與外界的交往。

 

　　在堤頭，我選擇了20名采訪對象，既有豪門商賈的后裔，也有世代打拼的草民，既有開炭廠的、干水鋪的；又有開杠房的、干腳行的，雖說不能囊括堤頭人所有的職業種類，但基本可以勾畫出堤頭五行八作的人文特色。

 

    聽“老南市”講老南市

 

　　我從2003年的11月份開始涉足老南市。有人說，老南市是骯臟的、黑暗的……那是你真的不了解歷史，不懂老南市。林希先生曾經說過：“天津人在‘三不管’里創造了一種生活方式，也創造了一種天津獨特的文化模式。”

 

　　在與“老南市”的交談中，我發現他們年齡不同、經歷不同，對南市的感受和詮釋也不同，特別是一生與南市結緣的“老南市”，他們所指認的許多生活細節都是以往書中沒有記載的。在搜尋“老南市”的過程中，我重點把握兩個基本元素：一是在南市連續居住幾十年以上；一是個人經歷與南市密不可分。這樣就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在9000余個家庭中，確定訪談對象。

 

　　訪談的過程，可以說是深入解讀“老南市”的過程。我傾聽了從5歲隨父親到“燕樂”聽戲，至今80多年癡心未改的戲劇人生；傾聽了七八歲就在“三不管”賣蛐蛐、賣家雀，70年后仍在南市擺攤的諧趣故事……這個過程，也讓我對攝影有了新的感悟。起初在實施這個專題時，我用心最多的是畫面的表現力，側重于鏡頭感，而做了幾個專訪后，我發現文字和圖片的分量同等重要，甚至文字的記述比圖片本身的價值更高，所以我在處理文字和圖片的關系時，力圖通過“老南市”的不同經歷增加圖片的感染力。在增加圖文的信息含量上，我一是即興選擇采訪地點，或胡同，或家里，看似隨意實際上是理智安排不同的場景。另外是在與被訪者交談時，不因拍照而干擾對方的思緒，采取抓拍，或在交談過后拍攝“紀念照”，其目的是要使“老南市”這組群像更豐富、更動人。

 

    鈴鐺閣——天津衛的“寶”

 

　　“天津三宗寶——鼓樓、炮臺、鈴鐺閣”。鼓樓拆了，炮臺倒了，鈴鐺閣遭火燒了。三件寶貝都不存在了，還有什么可惦記的呢？2008年我沿著復興路往紅橋區方向走，見鈴鐺閣大街口上的老門樓子很是氣派便徑直拐了進去。這一拐，仿佛拐進了早已消失的歷史。

 

　　此后一年多，我就“泡”在了這里。訪談在艱難中進行，老宅在不停地消失，直到許多胡同連影子都沒有了，我還在努力地搜尋著即將流失的記憶。鈴鐺閣的采訪難在哪兒呢？一是這一帶有資歷、有閱歷、有能力講述鈴鐺閣的老人少之又少；二是一些老住戶因歷史的緣故，不愿再回首家族及個人的往事，逆反和防范心理較重，很難進行輕松的交流；三是道聽途說、似是而非的散亂口述很難得到充分的印證。盡管如此，我仍然尋訪到20位土生土長的“老鈴鐺閣”，他們中年齡最大的已經104歲了。他們各自從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切入點，追述了曾經的鈴鐺閣面貌和曾經的鈴鐺閣傳說，歸結起來至少證明了兩點：一、鈴鐺閣因城而興。沒有老城里就沒有鈴鐺閣，鈴鐺閣是老城的外延，更是老城的補充。從生活方式上來說，鈴鐺閣地區凸顯了以加工業和物流業為主的獨特功能。二、鈴鐺閣因人而旺。鈴鐺閣是個回漢雜居的區域，又是個貧富落差極為明顯的地方，幾百年間之所以能夠形成巨大的包容性及平安相處的局面，無不體現了鈴鐺閣先民的開放意識，圍寺而居與勤勞致富是鈴鐺閣人世代相傳的精神力量，洋樓、四合院與窩棚、土坯屋共存，信佛的信教的相安無事，開工廠的擺小攤的拾遺補缺闕，從而聚攏出如馬家店和三角地那樣高度濃縮地域文化的繁盛之處。

 

　　在完成了20個尋訪目標之后，我下意識地又去了一趟鈴鐺閣，這一次心情大不一樣，望著滿目瘡痍幾近消失的鈴鐺閣，我反倒平靜了許多，因為在這里我真真切切地付出了心血。

 

    令人惆悵的西沽

 

　　我的好友王振良說：“西沽有東西。”西沽確實積淀很深，老天津衛的許多特征在西沽依然能夠搜尋到，并且原汁原味。這里百年以上的老住戶還有很多，那一帶的街區形態依然如故。從2011年5月27日采訪第一個老西沽人，到2013年7月20日接觸最后一個受訪者，前后歷時兩年多。本想訪問20個“老西沽”，加上前期采訪的80多個原住民，正好完成“百人口述老天津”這個選題。可是，欲罷不能啊！

 

　　那段日子里，我經常半夜驚醒，眼前不時浮現著一個又一個滄桑的面孔，耳畔不時回放著熟悉的鄉音，紛亂的思緒一直漫延到天亮。西沽成了我的一個牽掛。

 

　　在這里我最終采訪了61戶80多人次，他們分布在西沽的31條街巷中，涉及目前已消失的傳統行業十多個，拍攝圖片千余幅，整理訪談實錄10萬余字。在整理和編輯上百小時的訪談錄音時，我盡可能復原每個受訪者的個性特征和純正的天津味兒。尤其那些被西沽人口口相傳的、接地氣的小人物，諸如“李滾子”“趙小辮”“杜大胡子”，有朝一日很可能成為天津民俗文學作品里的藝術形象。

 

　　每次走進西沽，總有不少熟人跟我打招呼：“可有日子沒來啦！”每當此時，我心里總有些愧疚。畢竟他們都是八九十歲的老人了，他們跟我講西沽、聊家史，不單單是我愛聽，更主要的是希望通過我把他們這輩人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記載下來。有時胡同里的鄰居見我采訪，還會跟我絮叨生活怎么不如意，老人們就一個勁兒地替我解圍：“人家不管這段兒。”

 

　　西沽的百姓渴望走出破敗、凌亂的棚戶。可這里是“天津最后的歷史街區”，拆遷的消息總是“聽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在我采訪的兩年里，已經有6位受訪者相繼離世，很多老人從出生起就沒離開過那個院子，他們期待了一生，還是沒能走出去。我為此惆悵，為“老西沽”們……

 

    記者手記：

 

　　這些年來，張建一直跟“老東西”玩命，先是拍攝“最后系列”專題，比如：《最后的火車》《最后的擺渡》《最后的道口》《最后的浮橋》等，而后搜尋老照片，并依據前人拍攝的地點、角度，“老景新拍”。文化學者姜維群評價說：張建的《口述津沽》就像是一座“手工作坊”，一絲不茍地用最原始也是最笨拙的方法“縫綴”平民歷史。書評人朱曉劍盛贊張建的影像和口述記錄是有“非凡價值”的，然而這樣的記錄在當下中國還是太少了。畢竟在每個城市的現代化進程中，總有故事和人物會消失，最后成為傳說。（本報記者 陳建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