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技工在修復嘉峪關城樓內的木梁。
甘肅馬蹄寺石窟內的墻壁上刻滿了游客的不文明“作品”。
工作人員利用激光掃描技術，將洞窟內的壁畫、泥塑全部錄入電腦中，同時配以數千張高清照片，
運用二維與三維技術結合的方式，將洞窟內的佛龕、壁畫和塑像以1比1的比例呈現在觀眾眼前。
敦煌壁畫研究中心試驗修復完成的天梯山石窟壁畫。
這是世界文化遺產甘肅嘉峪關關城建關以來最大規模的保護維修工程，其中關城木結構建筑修繕、
古建筑油飾彩畫重繪和城墻防洪工程的前期各項處理工作已經全部結束，目前正處在恢復原貌的維護階段。
75歲的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用了一個特別的比喻向本報記者解釋自己從事一生的工作：莫高窟就像一位老人，老人總會生病，總會住院，所以我們要看護他、幫他治病。
甘肅河西走廊綿延幾千里的路上，歷史遺跡和珍貴文物不計其數。長城、石窟、壁畫、古墓葬……這些經歷了千百年的“老人”或躺在博物館里，或屹立戈壁，為不計其數的人講述當年的歷史，盡管它們本身已經傷病纏身。
在甘肅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十三板塊的具體分方案里，文物保護是首個被列出的板塊。其中，敦煌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嘉峪關文化遺產保護工程、拉卜楞寺保護維修工程等，將維修與修復放到了甘肅文物保護的重要位置。
紙上得來終覺淺。當真正走進河西走廊，近距離接觸珍貴遺址和文物時，文物修復的樂與憂深刻而全面地展現在人們眼前。
走廊“新景”——將持續數年的腳手架
如果有游客現在去嘉峪關關城景區，在該地“洞中樓”知名景點光化門前，只能拍攝到綠色腳手架和其中若隱若現的城樓。7月26日，記者在嘉峪關關城看到，其南邊城墻布滿了腳手架并謝絕游客來訪，文昌閣、戲樓和部分敵樓也被綠色的施工網布覆蓋，很遠就能聽到施工的聲音。
據嘉峪關景區負責人馬國幫介紹，以上是嘉峪關長城保護維修工程的一部分，包括關城的木結構建筑的修繕、油飾彩畫的重繪、墻體保護及防滲排水工程，長城第一墩的崖壁固定等，保護維修工程將持續至2014年底。“關城內的木結構建筑已經出現了梁架歪閃、卯榫脫裂、木構糟朽的現象，所以必須加緊修復。”馬國幫說。在長城第一墩，討賴河峽谷的峭壁已經削至了第一墩的邊緣，如果不加固，墩上的黃土會持續滑落至峽谷，明長城的最西端起點必然不保。
無獨有偶，敦煌莫高窟著名景點九層樓眼下也在腳手架的遮掩下難窺真容，部分洞窟處于封閉狀態，有的是因為特別保護或研究所需，有的是因為窟內壁畫、佛像面臨保存危機，必須立刻實施修復。
在武威，由于1958年修建水庫搬遷，天梯山石窟的殘破壁畫和塑像被轉移至甘肅省博物館，后在2006年集中到武威西夏博物館。記者在西夏博物館庫房看到，厚厚的5本修復說明詳細地描述了479件文物碎片的病害情況和修復意見，目前相關方案已經報送國家文物局，等待批準后將立刻開始著手修復。
以上文物的維修和修復大多將持續兩至三年，這對其間來河西走廊的游客來說或許是種遺憾。在嘉峪關關城，一位拍照留念的游客對同伴說：“幫我避開腳手架，不好看。”游客們大多不了解，據上次嘉峪關關城的保護維修已經過去了20多年，若再不修復，不僅文物本身會有損毀危險，更有可能會危害游客安全。
眼下，甘肅創建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的布局剛剛開始，文物工作者希望，來之不易的政策和經費支持能讓瀕危的遺址和文物迎來恢復生機的甘霖。
是什么讓它們傷痕累累
“日照、風雨侵蝕、自然災害都是導致嘉峪關關城文物損害的原因。”馬國幫說。記者在現場看到，嘉峪關部分城墻的泥土已經脫落，墻基也有下沉跡象。
甘肅的自然環境本來為文物保存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由于空氣干燥、日照時間長，河西走廊的木結構建筑、石窟和壁畫等能夠比其他地方保存得更完善。但是，一旦自然條件不穩定，空氣濕度稍有升高，對文物的打擊便是致命的。以敦煌莫高窟為例，敦煌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常務副主任蘇伯民介紹說，盡管敦煌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0毫米左右，莫高窟內部看上去也較為干燥，但是只要沿著石壁向內深入1.2米至1.4米，石內含水量幾乎是100%。石壁內的無機鹽溶解在水中，對莫高窟的壁畫造成了很大危害。
除了緩慢的化學反應，地震對文物造成的影響則更為直接和強烈，帶來的打擊也是毀滅性的。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邊緣震區和南北地震帶，歷史上多發大型地震，并且地質結構松散，一旦發生地震或泥石流災害，文物保護的成果很容易毀于一旦。以武威為例，該地多處石窟、雕像的破損和消失都來自1927年的天水大地震。據天梯山石窟管理人員介紹，1927年的地震摧毀了天梯山原來26個石窟中的8個，大佛窟的如來坐像也出現了佛手斷裂。
就在7月22日，甘肅定西發生6.6級地震，這一次地震讓蘇伯民的危機感愈發增強：“自然災害無法預知，所以在保護莫高窟方面，我們是在和時間賽跑。”
自然災害縱然無法避免，但更令人心寒的是人為因素對文物古跡的破壞。甘肅文物和遺址眾多，擁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58處。但河西走廊各地不少文物在歷史上被盜取、破壞、涂抹等屢屢發生，留下了永久遺憾。
在張掖馬蹄寺，據當地導游介紹，除了靠近景區入口的千佛洞保留了三尊原始石刻佛像之外，其余洞窟的佛像和文物都曾經歷“打砸搶”，沒有一尊能夠幸免。如今，在馬蹄寺三十三天洞窟等地，大部分佛龕只能看見上世紀90年代重新塑成的佛像，文物已不見蹤影。
記者在三十三天洞窟第3層看到，5座洞窟內部泥質刷白的墻壁上均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仔細分辨才能看出是各處游客留下的“到此一游”“某某留念”等不文明旅游涂鴉。字跡甚至布滿了洞窟的天花板，密度之高、面積之大令人吃驚。
嘉峪關關城景區也曾遭遇類似事件。“擊墻燕鳴”景點由于有“擊墻可保出關平安”的傳說，很多游客來到這里都要擊打城墻墻壁，長期下來城墻甚至出現了一個坑洞。出于無奈，景區只好在墻壁上懸掛“禁止擊打墻壁”牌子，以防城墻再被破壞。城墻的磚塊上，也多刻有“到此一游”等字樣。馬國幫告訴記者，盡管景區在制止游客不文明行為方面已經做出了諸多努力，但也不能做到對每塊墻磚實時看護。在嘉峪關關城“老磚”上刻字所造成的后果遠比想象嚴重：在對城墻進行修復時，一般都會使用“老磚”原樣修復，如果“老磚”破損嚴重，修復就不能達到修舊如舊的效果，對文物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彌補。
“在文明旅游方面，媒體再怎么宣傳都不夠。”馬國幫說，天災或許難以避免，但是若能更多減少人禍，對于河西走廊的文物來說定是一大幸事。
壁畫修復如履薄冰的“講究”
并不是所有經歷過“天災人禍”的文物都有機會進入“文物修復醫院”治療。泥塑佛像、小型石刻佛像等常常在災難發生的一瞬間就徹底毀壞，甚至塵土都不曾留下。體型較大的文物只能在原址修復，只有壁畫、小型石刻等才會被轉移到特定的地點進行修復。
以壁畫修復為例，在進行修復之前，要進行大量的調查、實驗和分析。莫高窟的壁畫一般繪制在白粉墻上，而白粉墻后是泥土質地的地仗層，地仗背后就是巖體。巖體中的水分會把氯化鈉、硫酸鈉等可溶鹽傳遞至地仗層并結晶，導致地仗層和白粉層之間的粘力消失，輕者會導致白粉層和顏料起甲、中間鼓起，嚴重的會造成壁畫整體脫落。“這種現象是反復發生的。”蘇伯民說。針對這種壁畫因濕度影響出現酥堿、起甲等病害，修復時在清除表面污染物后，在鼓起的部分注射粘結劑，再輔助以吸鹽材料，基本能緩解壁畫隨空氣濕度波動的狀況。
盡管壁畫修復是為了保護壁畫的顏料層本身，但地仗層作為承載者在修復方面也不能忽視。以天梯山石窟存于西夏博物館內的壁畫碎片為例，這些壁畫的地仗層在搬遷時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壞。在敦煌壁畫研究中心試驗修復完成的幾塊壁畫里，可以看到地仗層已經被一種叫蜂窩鋁板的輕型材料所替代。據西夏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蜂窩鋁板取代泥土地仗可以極大方便壁畫的搬運和展示。
此外，敦煌壁畫研究中心已經初步研究出如何調節洞窟小環境的技術，以應對潮濕的巖體。這其中包括加干、抽濕、送風等。
對于通常想像的對壁畫進行的“描畫”式修復，蘇伯民表示：“我們對于顏料層的修復處理是很慎重的。很多壁畫顏色逐漸變淡、消失，但這種殘破和蒼涼的感覺正是歲月給它留下的痕跡。對文物本體的修復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每次修復就像一個人進行了一場大手術，對文物本身的傷害也是很大的。”
壁畫修復是一項極需耐力和技術的工作。目前，敦煌研究院壁畫修復中心有五六十人具有修復壁畫的能力，每年修復莫高窟內壁畫也只有區區數十平方米。蘇伯民說，常態性的維護和監測比修復本身更重要，這樣才能避免小病養成大病。這里的工作人員對莫高窟490多個洞窟的幾萬平方米的壁畫都如數家珍，對病害重點觀測部位也爛熟于心，每一塊壁畫也都有自己的基本檔案。此外，洞窟環境的監測對于修復中心來說也十分重要，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確保洞窟內空氣濕度不能超過62%。
然而，哪怕是修復技術一流的敦煌壁畫研究中心，也無法完全弄清楚古人繪制壁畫時的技法和流程，因而難以做到精細化的最佳修復。目前，多種科技監測手法的介入已經能夠幫助還原一些壁畫中肉眼看不見的信息，未來，技術發展或將給予壁畫文物研究更多支持。
保護成果需要大環境護航
若只將重點放在修復文物本身，文物存續并不能久遠。對文物保護之余盡可能對外開放，讓更多人親臨觀賞，也是處理好文物保護與利用關系的意義所在。
在河西走廊，對文物遺址周圍的環境進行治理和調節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關系著文物保護的成果和游客的舒適度。為了避免濕度過大對莫高窟的影響，景區內的植物灌溉方式全部由普通灌溉改成了滴灌;在靠近景區的地方，種樹的品種和數量均有所限制。此外，為了減少游客對莫高窟文物的影響，1萬平方米的游客中心正在建設中，讓游客在進窟之前觀看數字和穹幕電影。
嘉峪關景區制定了詳細的環境保護規劃，把0.09平方公里的文化遺產核心區置于3.4平方公里的大文物保護區范圍，在文化遺產核心區外建設濕地生態展示區、農業生態展示區、公園服務功能區和社會服務功能區。
此外，嘉峪關文化遺產監測保護中心的建設，將對嘉峪關歷史文化遺址進行全面監測和實時監控，實現數據采集、分析、研究系統化，提升遺產地的科學管理水平，使嘉峪關文化遺產保護由搶救性保護向預防性保護過渡。
對于武威天梯山石窟來說，未來修復好的壁畫和石刻將回到天梯山，在即將建設的博物館里存放和展示。未來最難的是配套設施建設，目前通往天梯山石窟的路顛簸難行，游客也難以找到歇腳點，一路上甚至沒有一家餐館。
盡管人們對文物本身和環境的保護都下了大力氣，但是文物不能永存的現實沒法避免，尤其是原址、原樣保護。為此，敦煌研究院也在逐步將莫高窟的壁畫和石刻進行數字化保存，通過精細的拍攝和3D建模還原，未來觀眾將能從網上看到更直觀、更清楚的莫高窟。
人才的緊缺和“門檻”的矛盾
采訪中，言語中一直透露著自信的蘇伯民只遲疑了兩次，一次是說到無法了解古人繪制壁畫的技法，所以修復難度較大;另一次是關于人。
今年年初，甘肅省和國家文物局委托壁畫研究中心對天梯山破損壁畫進行修復，十多名修復工作者赴武威完成了調查和實驗，但是未來能為天梯山石窟完成全部修復工作的，可能只有數位。
“全國很多地方邀請我們去修復，實在忙不過來。”蘇伯民說，目前，研究中心的修復人員分赴山東、新疆、西藏等地，負責當地的壁畫修復工作。因為人手少、需要修復的文物多，修復技師還要“傳幫帶”，幫助當地培養人才。對于天梯山石窟，修復中心也計劃在武威當地培養數名技師，一起完成479件文物的修復。修復中心在全國設置了6個工作站，以更多培養壁畫修復人才。
合格的壁畫修復工作者除了要有一定的文化藝術基礎，還要對這份事業感興趣。修復中心對于修復工作者的要求是3年之內只做輔助性工作，不涉及顏料層的修復，而一個好的修復技師常常需要十數年的光景才能培養成。此外，蘇伯民介紹說，壁畫修復和傳統的書畫修復不太一樣，沒有傳世的手藝，或者由師傅帶徒弟延續下來，很多技藝是失傳了的。這樣一來，壁畫修復的人才常常需要零基礎培養，常常是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有了需求才來進修。
從業人員基數少，修復技藝要求高，使得文物修復人才培養捉襟見肘。擁有五六十名修復技師的敦煌壁畫研究中心已經算是“高級配備”，來自全國多地的邀約和莫高窟本身的維護修復常常會發生沖突，讓他們顧不過來。此外，文博人才培養中的“唯學歷”傾向，很有可能把傳統技藝水平較高的人才擋在門外。
值得注意的是，民營和公司化的修復機構逐漸開始在文物修復中發揮力量。此次嘉峪關文化遺產保護工程中的子工程——嘉峪關關城木結構建筑修繕工程和油飾彩畫重繪工程，都是由山西省古建筑保護工程有限公司承擔的。在記者看到的2011年12月7日公布的《山西省文物局授予山西省第二批文物保護工程勘察設計和施工資質的單位名單及其業務范圍的公告》中，該公司被確定為文物保護工程勘察設計丙級資質單位，業務范圍為古建筑維修保護、近現代文物建筑維修保護以及文物保護規劃。
“文物修復和其他工程不太一樣，它是一個要用心做的事情，技藝的好壞加上用心程度的多少，決定了修復的成果。”蘇伯民說，文物修復公司化使得修復工作有更多力量，但是若一味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了對“用心”二字的追求，對于文物本身一定會帶來傷害。 （原標題：河西走廊文物保護修復行思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