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這又有什么問題呢？��

    表面上看，李嚴是步步高升。但和諸葛亮相比，卻是處處不如。首先，諸葛亮在朝，李嚴在外。諸葛亮近在君側，總攬朝政，無論大事小事都由他說了算(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李嚴可是一句話也插不上。實際上，由于李嚴留鎮永安(今奉節)，后來又移駐江州(今重慶)，可以說是一直遠離政治中心和權力中心。這對李嚴來說是不利的。由于遠離成都，他無法參與朝政，難以輔佐少主，也疏遠了官場關系，失去了表現機會。南征北戰都沒他的事，舉賢薦能也沒他的份；上上下下既疏于來往，揚名立萬也不大可能。用現在的話說，李嚴有被“邊緣化”的危險。他后來在官場斗爭中敗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潛在原因。

    這里面顯然有一個謎，那就是李嚴為什么不入朝？是他自己不愿意呢，還是諸葛亮不讓？托孤之后，諸葛亮回成都主持朝政，李嚴留永安鎮守邊關，從“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這句話看，這應該是劉備的安排。那么，劉備為什么要這樣安排？這是臨時的安排，還是長期的安排？如果是臨時的，后來為什么不改變？如果是長期的，劉備的想法又是什么？可惜，關于這一切，我們都已經無法得知了。��

    可以肯定的是，同為顧命的李嚴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諸葛亮。比方說，諸葛亮擁有自己的行政機關和官僚系統(開府治事)，李嚴就沒有；諸葛亮兼任地方官員(領益州牧)，李嚴也不能。再加上一個在朝，一個在外，李嚴很明顯地被比下去了。這當然會引起不平。于是李嚴就想，你這個正的顧命大臣可以兼任州牧，我這個副的就不能當個刺史？但是，當時的蜀漢只有一個州，就是益州，總不能一州之內又有州牧又有刺史吧？不過李嚴也有辦法。據《三國志·李嚴傳》和《華陽國志》，李嚴移防江州以后，曾向朝廷提出，以江州為中心劃出五個郡，另外成立一個巴州，自己當巴州刺史，結果“丞相諸葛亮不許”。這當然又讓李嚴不爽。過了幾年，李嚴又向朝廷提出要開府。理由也很正當：在曹魏，并受魏文帝曹丕之遺詔，共同輔佐魏明帝曹叡的四位顧命大臣——曹真、陳群、曹休、司馬懿，可都是開府的。結果，這個要求又被拒絕。不過，諸葛亮也給了李嚴補償，就是表薦李嚴的兒子李豐為江州都督，以提高其待遇(隆崇其遇)。��

    這就是李嚴與諸葛亮關系的大概。據此，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李嚴被廢，完全是咎由自取。為什么呢？因為李嚴身為顧命大臣，既不見他出謀劃策建設國家，又不見他出生入死保衛國家，卻只見他爭權奪利以權謀私，而且不擇手段。比方說，他的“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是在什么時候呢？大約是在蜀漢建興五年(公元227年)。當時，魏文帝曹丕已經去世，魏明帝曹叡已經繼位。諸葛亮為了相機北伐，要調李嚴之兵進駐漢中。李嚴接到命令，推三阻四，拖拖拉拉，卻要求劃出五郡，建立巴州，讓他當刺史。這不是討價還價是什么？建興八年(公元230年)，諸葛亮準備西出祁山，打算讓李嚴鎮守漢中。李嚴卻趁機大談司馬懿等人開府的事，實際上是借司馬懿說自己。這不是敲詐勒索又是什么？��

    更為嚴重的是，據《三國志·李嚴傳》裴松之注引《諸葛亮集》，此前李嚴還曾寫信給諸葛亮，勸他“宜受九錫，進爵稱王”，結果被拒絕。李嚴為什么要慫恿諸葛亮受命稱王呢？一種可能是為了自己要官，先鼓動別人要官。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要陷孔明于不義。上一集我們講過，此時的諸葛亮，權力和地位頗似當年的曹操。曹操爵封縣侯(武平侯)，官任丞相，開府治事，兼領州牧(冀州牧)。諸葛亮也是爵封縣侯(武鄉侯)，官任丞相，開府治事，兼領州牧(益州牧)。如果再來一個受九錫，稱某王，那就和曹操毫無區別一模一樣了。顯然，無論何種可能，李嚴都是不懷好意。��

    如此看來，李嚴的人品十分可疑。所以，余明俠先生的《諸葛亮傳》就說李嚴“完全是一個奸詐自私、陰險殘忍、不以國事為重的惡劣分子”。將其廢黜，可謂天經地義。

    不過這事也有兩說。第一，所謂李嚴自私自利(所在治家)，濫施恩惠(尚為小惠)，沽名釣譽(安身求名)，不以國事為重(無憂國之事)，只是諸葛亮的一面之詞，缺乏證據。第二，李嚴沒有起到輔臣作用，是因為他不在朝廷，使不上勁，不能怪他。第三，李嚴要求當刺史，要求開府，也不能簡單地說就是爭權奪利，跑官要官。因為他這位“副顧命大臣”的權力、地位、待遇，與那位“正顧命大臣”相比，實在是相去甚遠。所以尹韻公先生的《李嚴之廢》一文，就認為李嚴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爭取和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為此，李嚴甚至想出了勸諸葛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的餿主意。在尹先生看來，李嚴此舉，是“存心讓諸葛亮難堪”。結果，諸葛亮“大為恐慌”，不得不立即回信表*跡。諸葛亮說，如果滅了曹魏，殺了曹叡，和諸位一起受封，即便十錫我也敢接受，何況九錫(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這話說得大義凜然，卻也大犯忌諱。什么叫“十命可受”？曹操只不過受了九命，就被大家罵得半死；諸葛亮如果當真受了十命，又會怎么樣呢？��

    由此也可見李嚴相煎之急。這在贊成諸葛亮的人看來，就是“猖狂進攻”。但在贊成李嚴的人看來，則無妨說是“維權行動”。尹韻公先生就認為，李嚴已經看出，諸葛亮“沒有把他這位托孤同事放在眼里”，處處“排擠、壓制、冷落”他這個副手，還時時“予以掣肘”，李嚴當然會“不示弱，不服氣，不買賬，伺機反撲”了。��
 
    或許有人會問，諸葛亮為什么就不能給李嚴一些權力呢？尹韻公先生認為，就因為諸葛亮是一個“權欲極盛的政治家”。他的作風，是“大權獨攬，小權也不分散”(按即所謂“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哪怕同為托孤，也得束之高閣，而李嚴偏不吃這一套。也就是說，李嚴的悲劇，就在于他不愿意當一個有名無實的顧命大臣，而“擅權心烈的諸葛亮”則“根本不愿、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權力”，這才水火不能相容。結果，“善于玩權的諸葛亮”逮住了“李嚴送上門來的過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沒能翻過身來。��

    好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按照以余明俠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嚴亮之爭的實質，是李嚴爭權奪利猖狂進攻，諸葛亮顧全大局一讓再讓。其斗爭軌跡則是：進攻，忍讓；再進攻，再忍讓；直至李嚴自我暴露自取滅亡。相反，按照以尹韻公先生為代表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嚴亮之爭的實質，是諸葛亮擅權心烈打壓同事，李嚴奮起維權據理抗爭。其斗爭軌跡則是：打壓，抗爭；再打壓，再抗爭，直至李嚴出師不利頭破血流。
    這實在是太有趣了。��

    余明俠和尹韻公都是嚴謹的歷史學家，他們根據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載，沒有戲說，所說也都不無道理，得出的結論卻大相徑庭。這說明什么呢？說明以人品和道德來看歷史事件，這條路是不通的。就事論事也不行。我們知道，動亂的導火線常常是些小事情。小事情引發大事件，背后必有大原因。何況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為蜀漢政權的掌門人，考慮的一定是大局、全局。所以，即便認定李嚴是小人，是“惡劣分子”，把諸葛亮和他的斗爭僅僅看作君子與小人之爭，也是小看諸葛亮的膚淺之見。何況李嚴是不是小人，還很難說。��

    那么，諸葛亮考慮的大局又是什么呢？��

    這就必須追溯到劉備的永安托孤。也就是說，劉備托孤時，為什么要安排李嚴這樣一個被尹韻公先生稱之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誰都知道，劉備“天下梟雄”，一生征戰，見多識廣，慮事周全。他的安排，肯定不是一時性起，而是出于深思熟慮。問題僅僅在于：劉備考慮的是什么？��

    田余慶先生回答了這個“哥德巴赫猜想”。田先生的《蜀史四題》一書認為，“亮正嚴副”的托孤安排，乃是為了消除隱患，鞏固政權；而蜀漢政權的最大隱憂和禍患，不在曹魏、孫吳，恰恰就在蜀漢政權內部。正是這一內部矛盾，讓劉備的托孤非同尋常。��

    于是我們就要問：是這樣的嗎？��

    是。我們知道，劉備建立的蜀漢王朝或者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勢力”，包括原仕洛陽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強，我們統稱之為“益州集團”。第二股是“劉璋舊部”，包括追隨劉焉父子入蜀的和后來投靠劉璋的，我們統稱之為“東州集團”。第三股是“劉備親信”，包括劉備的骨干(如關羽、張飛)和后來投靠劉備的(如馬超)，我們統稱之為“荊州集團”。這三股力量，由于有一個先來后到的關系，就形成了一種錯綜復雜的主客新舊矛盾。劉焉父子入蜀時，益州集團是主，是舊；東州集團是客，是新。主客新舊之間，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見。劉備入蜀以后，關系就變了。原本是客是新的東州集團，變成了主，變成了舊。主客新舊矛盾，則變成了荊州集團與益州、東州兩個集團的矛盾；而東州、益州兩個集團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劉備的蜀漢政權，就是建立在這三重矛盾之上的，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劉備在猇亭和夷陵一敗涂地，這就難免讓一些原本就心懷不滿的人蠢蠢欲動。據《華陽國志》，劉備敗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劉備去世后，南中地區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南中諸郡，并皆叛亂)。可以這么說，劉備建國，基礎不牢；夷陵戰敗，地動山搖。��

    這無疑是讓劉備深感憂慮的事情，而為他可以分憂的只有諸葛亮。這是劉備要“托孤于丞相亮”的原因。那么，為什么又要以李嚴為副呢？因為另外兩股力量也不能不考慮。也就是說，所謂“舊人”當中，也應該有代表人物，而李嚴是最合適的。據《三國志·李嚴傳》，李嚴原本是荊州人(南陽)，曾經在劉表手下做事，因為能干而名揚一時(以才干稱)。曹操南下，劉琮投降，李嚴卻西行投奔了劉璋。劉備入蜀，李嚴又率眾投降了劉備。所以，劉備選中李嚴，除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提出的“蜀土故臣，宜加獎慰”；“荊土歸操，嚴獨西歸”；      “理民治戎，干略亦優”三個原因外，恐怕還因為他在所謂“舊人”中，和劉備的“荊州集團”關系最好，也最密切。��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他的代表性。前面講過，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而這三股政治力量在劉備心中的分量是不一樣的。從當時政權的結構不難看出，荊州集團是政權主體，東州集團是團結對象，益州集團是防范對象。這并不奇怪，因為以劉備為首的荊州集團是一股新的外來勢力。他們要在益州站穩腳跟，不能不團結依靠比他們來得早一些的外來勢力。這就是東州集團。東州集團半新半舊，亦客亦主，正好可以起到一種溝通新舊雙方的作用。這樣一來，屬于東州集團又親近荊州集團的李嚴，便成了劉備寄予厚望的人選。��

    實際上劉備的這一安排的用心極深。首先，它體現了處理新舊關系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雖無明文記載，卻不難從蜀漢政權的官員任命中看出，那就是“后來居上，不容顛倒；以我為主，兼容三方”。因為要“以我為主”，所以諸葛亮為正；因為要“兼容三方”，所以李嚴為副。也就是說，劉備的托孤，是用人事安排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遺囑。這也是后來諸葛亮能夠廢掉另一位顧命大臣的政治底氣——此人挑釁了“后來居上”的原則。��

    但這只是“首先”，還有“其次”。其次就是劉備的“帝王心思”了。據《三國志》之《李嚴傳》、《先主傳》和《諸葛亮傳》，劉備將李嚴召到永安，拜為尚書令，是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月份當在十月。召諸葛亮到永安則是在第二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的二月。從兩個人到達永安的時間和“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詔”這句話看，劉備對諸葛亮說“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時，李嚴很可能是在場的，至少也是知情的。這就很有意思了。有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劉備是在告訴李嚴：諸葛亮是朕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讓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釁他的地位！因為李嚴作為“舊人”的代表，既可能維系新舊關系，也可能促成舊人異動。這是一把雙刃劍，不能不防患于未然。因此田余慶先生認為，諸葛亮的角色是打鬼的鐘馗，而且“這個鬼就是李嚴”。��

    不過，依我“小人之見”，事情恐怕沒有那么簡單。或者說，李嚴未必這么理解。李嚴很可能認為，劉備是在“用為君的兩手對付為臣的兩手”，否則為什么安排他留鎮永安？無非是在暗示，如果諸葛亮當真取劉禪而代之，他李嚴就可以從永安出兵勤王。這是李嚴敢于和諸葛亮抗衡的政治底氣。正因為這樣，他才要求開府，要求當巴州刺史，才寫信要諸葛亮接受九錫，晉爵稱王，也就是看看諸葛亮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認為這是在執行劉備的政治遺囑，所以理直氣壯。

    當然，這些都是猜測。我們還是愿意善意地相信，劉備的愿望，只不過是新人舊人和衷共濟，荊州、東州、益州三個集團同心同德。��

現在看來，劉備雖然用心良苦，但他的愿望還是多少有些落空。一方面，諸葛亮的手太緊，只肯讓名，不肯讓權。另方面，李嚴的表現也讓人失望。第一，自視甚高，難以共事。當時的民諺有“難可狎，李鱗甲”的說法，意思是李嚴的身上有鱗甲，輕易碰不得(鄉黨以為不可近)。這一點，《太平御覽》引《江表傳》和《三國志·陳震傳》都有記載。第二，朝秦暮楚，挑撥離間。據《三國志·陳震傳》，諸葛亮曾寫信給蔣琬和董允，說我原本以為李嚴只是不好合作，不惹他就是(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沒想到他還會有“蘇張之事”。所謂“蘇張之事”，也就是像蘇秦、張儀那樣搞“穿梭外交”。這在政權內部就是破壞安定團結了。第三，擁兵自重，分庭抗禮。比如他要當巴州刺史，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搞獨立王國。   
他要求開府，在諸葛亮看來就更是對抗中央。��

    這就讓諸葛亮為難。諸葛亮深知，作為丞相，他要做的工作，是鞏固新人地位，穩定舊人情緒，協調新舊關系，消除新舊界線。這是他對李嚴一讓再讓的原因。但是，團結不能是無原則的。李嚴既然挑釁了“以我為主，后來居上”的原則，那就只能假借理由廢了他，哪怕這口實“難于置信”(田余慶先生語)。��

    現在可以得出結論：諸葛亮廢黜李嚴，有近因，有遠因，有表面原因，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益州、東州、荊州三股政治力量構成的蜀漢政權內部矛盾；而諸葛亮毅然廢黜李嚴，則歸根結底是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矛盾，實施依法治蜀。依法治蜀，是諸葛亮解決新舊矛盾的根本之策。為此，他早在第一次北伐時，就依法懲治了錯失街亭的馬謖，并自請處分。這件事，當然體現了諸葛亮執法之公正，賞罰之分明，但又并不那么簡單。那么，在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背后，又有什么文章呢？

    公元263年劉禪君臣的不戰而降，是蜀漢史上最后一個不解之謎。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職無權的光祿大夫譙周。譙周為什么要極力主張投降曹魏？劉禪又為什么要聽他的？蜀漢朝野，為什么只有少數人主張抵抗，多數人并無斗志？在蜀漢迅速滅亡的背后，又有著什么樣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蜀漢，是三國當中最先滅亡的，這讓許多歷史學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認為，和曹魏、孫吳相比，蜀漢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么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險之固”(《三國志·鄧芝傳》載鄧芝語)，打不了別人，難道還守不住？第三，從曹魏出兵，到劉禪投降，其間只有兩個月，蜀漢之亡為什么如此之快？這實在讓人大惑不解。��

    不過困惑歸困惑，思考歸思考。得出的結論，一般也有四條，即劉禪昏庸、黃皓弄權、陳祗(音支)亂政、譙周誤國。這也是有根據的。我們知道，魏軍從洛陽出發，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此年上半年為蜀漢景耀六年，下半年為蜀漢炎興元年)的八月；決定伐蜀，則是在五月。據《三國志·姜維傳》，當時姜維已經得到消息，便上表劉禪，提出布防措施(六年，維表后主)，請劉禪速派張翼和廖化分別把守陽安關口和陰平橋頭“以防未然”。誰知這時劉禪只聽黃皓的，而黃皓又只聽巫師的。巫師說敵人不會打過來，黃皓便信以為真，讓劉禪扣下了這份公文(啟后主寢其事)，結果滿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禍即將臨頭(群臣不知)。這豈不是劉禪昏庸、黃皓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