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生于1895年，卒于1990年。他經歷了滿清、民國和新中國，是個名副其實的世紀老人。他的一生坎坷多變，是非不斷，爭議甚重，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師、哲學大儒，難免會招致非議。

　　之前讀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涉及馮先生的一些段落頗為好玩，胡適之先生說：“在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認過一百三十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里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時留起長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錢。”在馮先生的女兒宗璞所著的《舊事與新說》中也提到這個細節，可以與胡適之先生的話互相印證。馮先生在國外大學傳授中國哲學期間，國內正是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時，好些人都勸他留在美國，卻被他婉言謝絕了。他回國時確實從國外帶了一臺冰箱，這個洋玩意兒在當時的清華園甚至北京城都不多見。不過這臺冰箱并不像胡適之先生所說的是為了“大賺一筆”，后來學校醫院需要這個稀罕的洋玩意兒做醫療之用，馮先生馬上捐了出去。

　　胡適之先生看不起馮先生是個“會打算的人”，估計是覺得欠缺哲學家的風度吧。兩位都是中國近代有名的哲學大儒，但是風格截然不同。胡適之眼中的哲學家要不諳世事，但馮友蘭在研究哲學之余不忘日常生活的樂趣，買個冰箱扛回國，不失是個精明的哲學家。

　　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經鎮南關，馮先生的手臂觸城墻而骨折。金岳霖曾很幽默地對宗璞提起此事：“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臂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戶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么，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么。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哲學家在沉思的時候進入一種忘我境界，這種呆氣其實是免不了的。

　　根據馮先生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因此哲學家的生活就是無時無刻不在沉思地生活。哲學家在考慮問題時因為過于專注，難免有些“呆若木雞”的呆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