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4年5月21日，對于鷹城人來說，是個值得歡呼的日子，從鄭州的“汝州張公巷窯、鞏義黃冶窯考古新發現研討會”上傳來喜訊，汝州張公巷窯就是北宋官窯！與會的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張公巷窯的發掘是對青瓷發展研究的重大突破，中國古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莉英稱：張公巷窯址的發現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

    發現瓷片兩度挖掘

    1998年,在汝州市區老二門街拓寬改造時,附近群眾建房挖地基時發現了許多青瓷片,1999年春,又發現了大批燒瓷配釉用的原料。確定窯址的依據只有窯具和窯爐沒有找到,一直懷疑汝官窯就在汝州城內的汝瓷專家朱文立和汝州市的文物工作者一直在尋找著。

    1999年春末,汝州市公安局門前建房時挖地基又挖出了瓷片,被朱文立發現后,怕地基下有窯址,他就馬上向汝州市文化局領導作了匯報并電話報告了河南省文物局有關領導,省文物局馬上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來到汝州,對汝州市公安局門前進行搶救性挖掘。

    1999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隊隊長郭木森等在汝州市公安局門面房建設工地發掘探方2個,面積37平方米,除出土大量宋、元時期民間生活用瓷外,引人注目的是,又出土了4件(片)天青釉汝瓷,這些汝瓷與清涼寺御用汝瓷燒造區出土瓷器從胎質、釉色、器形上完全一樣,應是清涼寺御用汝窯的產品無疑,但卻沒有發現窯址。

    2000年春,汝州市區張公巷附近的居民高中強家的宅內要建新房,朱文立在挖地基的現場撿到了幾十片典型的窯具,有盤式、桶式、漏斗式,朱文立認為這應該是宋代官辦窯址,他會同汝州市文化局有關領導立即向省文物局領導匯報。省文物局領導委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來到汝州進行調查挖掘。第一次在張公巷附近挖掘了長10米、寬2.5米的探方。這次挖掘出了一些瓷片和窯具。這類青瓷不同于豆青,也有別于天青。胎薄質細,為汝瓷所不及。不見汝窯香灰胎,釉面玻璃感強。器形有洗、盞、碗、瓶、盆等,多數器物采用墊燒,滿釉支燒的器物底常見小米狀支釘痕,類汝窯芝麻支釘痕的極少。較多匣缽也集中在這一層,其中二分之一的匣缽外壁涂抹有一層耐火泥,除清涼寺御用汝窯燒造區使用這類工藝外,民窯燒造區和河南各窯口都不見有用此類工藝。另外,有4件曾使用過的匣缽上殘留有青釉燒結面,其中的1件漏斗狀匣缽底面殘存著一塊燒結上的瓷片,其釉色、胎質和本層中出土的青瓷完全一致,表明這些青釉瓷是張公巷生產的作品。因探方小,地層復雜,出土的遺物年代無法確定。郭木森認為,張公巷遺址有可能是一處窯址。因無可靠的地層,燒造的年代無法確定,因此窯址的性質更無法談起。

    背負重托京城論證

    2000年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過對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的發掘,發現了汝官窯遺址使“千古之謎”的宋代汝官窯得以揭曉。清涼寺被國家確定為汝官窯遺址后,汝瓷的故鄉失去汝瓷,以汝瓷為驕傲的汝州人感到失落和困惑。

    2001年1月11日下午4時20分,中央電視臺的著名欄目《新聞調查》以長達40分鐘的時間向全國和全球播出了有關汝官窯遺址定論在寶豐清涼寺的專題報道。節目中,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李輝炳、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趙青云、趙文軍和汝瓷專家朱文立4名專家談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其中有三分之一的鏡頭是朱文立話說汝瓷的片段。眾所周知,把汝官窯遺址定論在寶豐清涼寺,這就意味著汝州市將繼失去汝州三寶之一的汝石(在汝陽)之后,再次失去三寶之首的汝瓷!節目最后,主持人說:“一向以汝瓷為驕傲的汝州人有失落感,但也有望能找到真正的汝官窯遺址。”這句留有余地的評說詞,給汝州人繼續尋找官窯遺址帶來了希望。

    在清涼寺遺址出土的上百件汝瓷瓷片中,既有宮廷用的天青色瓷片,也有大量的臨汝瓷(民窯瓷器)。翻閱宋人葉置的《坦齋筆衡》,上面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這說明當時的汝州境內可能有宮廷建造的汝官窯。而清涼寺地處丘陵地帶,遠離汝州州府,宮廷會在清涼寺建御窯嗎?便于管理嗎?這些都還是疑問。換言之,朝廷會不會是看到清涼寺天青色瓷好,才命建汝官窯。否則為何不命耀州窯造青窯器?朱文立帶著這些疑問和一些著名專家探討,一些專家也有同感。同時建議對其他遺址詳細查找,有望能找到第二處汝官窯。朱文立認為汝官窯不可能再在鄉間找到,若有,只能在汝州城內,城內找不到,就只有清涼寺一處。

    2001年元宵節,汝州市在文廟后院舉辦名瓷及名人書畫展時,有人問朱文立:“汝官窯遺址是不是就此定在了寶豐?汝州就真的沒有官窯?……”一些群眾紛紛提供線索,問他的看法,但要下定論談何容易,遺址的確認只有在國家有關專家權威經過嚴格論證后才能最后確定。2001年2月2日,汝州市四大班子領導專門聽取了汝州市文化局領導和朱文立有關汝官窯窯址發掘情況及研究成果的匯報。會議決定由市長丁少青帶市文化局副局長陳新瑞、汝瓷專家朱文立進京請有關專家對汝州發現的瓷片、匣缽、火照、古錢幣等進行論證。

    2001年2月10日,在北京內蒙古賓館,丁少青市長以汝州市政府的名義邀請了中國古陶瓷學會代會長王莉英,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耿寶昌,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李知宴,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中國古陶瓷學會秘書長呂成龍,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馮小琦五位專家舉行汝官窯遺址座談會。與會專家經過認真分析研究一致認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于1999年和2000年兩次在汝州城區搶救性發掘出來的瓷片和寶豐清涼寺所發掘出來的瓷片均為汝窯瓷片,即汝官窯瓷片。河南省文物研究所2000年4月在汝州市張公巷和中大街交會處試掘后已確認是一處窯址。

    北京專家鑒定了,上海專家怎么說。

    2001年3月12日,朱文立和河南電視臺記者一行帶著汝州市張公巷出土的汝瓷瓷片,再次來到上海博物館,請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古陶瓷專家汪慶正,副館長陳克倫、陸明華3位專家對汝州出土的汝瓷瓷片做進一步論證。經專家反復研究比照,朱文立所帶的汝州市張公巷出土的汝瓷瓷片與世界上僅有的現存上海博物館的四塊青釉標本是同一窯場、同一類型的產品。汪慶正高興地說,上海博物館所珍藏的4塊青釉標本終于在張公巷找到了娘家,并首次提出張公巷窯址可能是北宋官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