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像（資料圖片）

    詩文惹禍端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一生創作了大量汪洋恣肆的詩文，但也曾因詩文而被羅織“指斥乘輿”的罪名而險遭殺身之禍，這就是史書上所稱的“烏臺詩案”。

    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筑巢，乃稱烏臺。烏臺是宋朝時期國家的監察彈劾機關。其職權是對朝廷和各州府的官吏及皇親國戚進行監督，并對失職、瀆職、違規違法的當朝文臣武將進行糾舉彈劾。為了保證他們職權的行使和對他們工作的支持，朝廷還規定御史可以“風聞奏事”，即僅憑傳聞發現官吏中有違法犯罪行為的，即可直接上奏皇帝而不必事先核查事情的準確性。御史臺本身就設有監獄，可以直接拘禁、審訊犯人。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蘇軾持反對態度，上書宋神宗，對變法提出不同意見，為此遭到御史謝景溫的劾奏和變法派的中傷與圍攻。蘇軾氣涌如山，一怒之下自請調出京城，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府等地方官。在地方任職期間，他走村串戶，體察民情，發現新法實施中的不少弊端，便“以詩托諷”，并期盼能“有補于國”。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略敘自己過去無政績可言，謝皇恩浩蕩，但他在后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此時朝中風云變幻，一些追求高官厚祿的投機者混入變法派，統治階級內部進步與保守勢力之間嚴肅的政治斗爭演繹成爭權奪利的傾軋，蘇軾成為其中的不幸者。御史中丞李定和監察御史何正臣從蘇軾《湖州謝上表》中摘出“追陪新進”“老不生事”等句，誣其諷刺變法派“新進”，喜歡“生事”，是侮慢和影射朝廷，又從蘇軾所作《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等詩詞文章中尋章摘句、牽強附會，拼湊成彈劾奏章，呈報神宗皇帝。

    李定、何正臣彈劾蘇軾包藏禍心，怨恨皇上，無人臣之節，而監察御史舒彈劾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謗訕譏罵，無所不為”，并要求神宗對蘇軾“大明誅賞，以示天下”。

    在眾多御史的群起而攻之下，不明真相的宋神宗猶豫不決。他原知蘇軾曾有反對新法的言論，現在又聽說他的許多詩文“訕上罵下”“無尊君之義和虧大忠之節”等，便信以為真，下令御史臺將蘇軾捕京問罪。

    蘇軾的好友、駙馬都尉王詵聞知此訊，立即派親信通報蘇軾的弟弟蘇轍，蘇轍快馬趕往湖州，告知蘇軾。

    前來拘捕蘇軾的欽差大臣皇甫遵抵達湖州后，徑直奔向湖州公堂。正在衙門代理公事的祖通判見皇甫遵神情嚴肅、儀仗威嚴，趕忙去后堂給蘇軾報信。蘇軾來到大堂，見皇甫遵表情凝重、視如無人，以為死罪臨頭，上前從容說道：“臣自知得罪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只求讓我先回去與家人永別。”“不至如此。”欽差大臣亮出詔令，宣布拘捕蘇軾。

    蘇軾的妻子王氏痛不欲生，抱著蘇軾淚如泉涌，蘇軾倒很鎮定，對王氏說：“宋真宗時有一位詩人叫楊樸，被人誣告，真宗傳見，問他能否作詩，楊樸說不能，真宗問：‘臨行有人作詩送行否？’楊樸說只有老妻作了一絕：‘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吟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后笑得連腰都直不起來。”蘇軾風趣地寬慰妻子，并說：“難道你不能作首詩為我送行嗎？”這句話把王氏逗得含淚而笑，眼見丈夫身戴刑具，被兩個小卒如驅雞犬般趕出衙門，押往京城。

    御史臺隨后抄了蘇軾的家，搜走蘇軾作的部分詩文，蘇妻王氏說：“蘇軾一生好作詩，詩有何用？”一氣之下，一把火把殘存的蘇軾所作詩文燒個精光。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蘇軾被關進臺獄，李定及其同伙立即對其進行審訊，栽贓構陷、落井下石，欲置蘇軾于死地。接連幾堂問審下來，蘇軾心里明白了，禍端竟是《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中的一些詩文，而且被尋章摘句，欲加之罪的有幾十篇。例如：“風霜來時雨如瀉，耙頭出菌鐮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饑。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前半首描寫天災，后半首則反映執行新法過程中某些官吏欺壓鄉民的行徑。再如《寄劉孝叔》——“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后，恐乏軍興污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蘇軾對“誅驕虜”本是支持的，但反對為此而加重百姓的負擔，反對朝廷派遣官吏到各地開礦、伐木、經商等，折騰得地方百姓雞犬不寧。當時保甲法、方田均稅法等一個接一個地頒布，為此蘇軾在這首詩中對新法作了比較集中的批評。這本是真實反映變法客觀效果局限性的，但統統被當做反對新法的罪證。

    坦率地說，蘇軾的一些詩文的確觸及了新法，但更多的“罪證”卻來自李定、何正臣等人的誣陷與附會。比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之四：“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這首詩本是描述當地百姓為求得賞賜下水弄潮，時有溺亡的時風，但何正臣一口咬定這是在攻擊農田水利法。又如“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只是蘇軾看到百姓挨打的自慚心情，也被李定牽強附會為“心懷詭異，敵視新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李定等人費盡心思尋章摘句、插圈弄套，編造罪名謀害蘇軾，以至連宋神宗也覺得有點說不過去。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之一云：“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舒等人就歪曲道：“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當審訊官員問蟄龍有無譏諷之意時，蘇軾機智地回答：“王安石詩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審訊官照實記錄，將案卷呈報宋神宗審閱，宋神宗閱后不屑地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朝野不平

    宋神宗赦免蘇軾

    李定一伙兒居心叵測陷害蘇軾，引起朝野百官的憤憤不平和拍案而起。為蘇軾仗義執言、鳴冤叫屈的呼聲此起彼伏。蘇轍、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等先后上書宋神宗，要求赦免蘇軾。繼而，當朝宰相吳充、退休宰相張方平也都出面為蘇軾說話，影響之大震動了京師。而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