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禪臺和受禪碑，是見證漢魏禪代的兩處歷史遺跡，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jīng)過兩千年的風(fēng)雨侵蝕，受禪臺昔日的巍峨與雄偉不復(fù)存在，只剩下高十幾米、底周長300多米的土臺。高臺已傾，繁華成夢，人們的思緒一下子被拉回遙遠(yuǎn)的漢魏之際。東漢獻帝延康元年（220）冬十月，在當(dāng)時被稱為“靈臺”的受禪臺上，丞相、魏王曹丕接受漢獻帝劉協(xié)的禪讓，代漢稱帝，定國號為魏，改元黃初，是為魏文帝。400多年的漢帝國就此黯然離場，歷史拉開了三國時代的帷幕。漢魏禪讓成為后世魏晉、晉宋、周隋等王朝易代的一個樣板。

    受禪臺以南不遠(yuǎn)，記載漢魏禪讓史事的兩塊石碑更為有名，一塊是“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一塊是“受禪表”碑，二碑為圭形，有碑穿，是典型的漢制。“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高3.23米，寬1.02米，厚0.32米，隸書32行（正面22行，背面10行），行49字，額篆書陽文題“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八字，內(nèi)容是華歆、賈詡、王朗等46位高官勸進曹丕的章奏，因民間傳其為王朗撰文、梁鵠書丹、鐘繇鐫字，又被稱為“三絕碑”。“受禪表”碑在“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正東三米左右，高3.22米，寬1.02米，厚0.28米，隸書22行，行49字，額篆書陽文題“受禪表”三字，內(nèi)容記述曹丕接受獻帝禪讓的過程。二碑不書立石年月，然均當(dāng)為延康元年十月辛未（二十九）曹丕受禪后所立，其書體方整遒古、疏朗俊逸，上承漢隸之遺法，下啟晉唐楷書之先河，備受后世推重。

　　禪讓，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一種理想狀態(tài)，兵不血刃、馬放南山，沒有戰(zhàn)爭、沒有暴力，平穩(wěn)地完成政權(quán)的交接，古人的政治智慧于此展現(xiàn)無遺。但最早的“三皇五帝”的禪讓，只是傳說，沒有留下任何有關(guān)細(xì)節(jié)的文字記錄，甚至還帶有不少虛構(gòu)的成分，讓人生疑，之后的商代夏、周代商，都采取了暴力革命的方式，只有在秦漢帝國時期，才讓我們目睹了兩場禪讓的歷史事件。一場是西漢末年王莽接受孺子嬰的禪讓，建立新朝；一場是東漢末年曹丕接受漢獻帝的禪讓，建立曹魏。班固的《漢書·王莽傳》對漢莽禪代的過程有詳細(xì)的記錄，而漢魏禪代的細(xì)節(jié)，則保存在陳壽的《三國志·魏書·文帝紀(jì)》與南朝劉宋的裴松之注里。在記載禪讓事件的背后，是史家的復(fù)雜感情，例如，閱讀《王莽傳》中禪代前后的史事，就讓人感覺頗有譏諷之意。相比而言，《三國志·魏書·文帝紀(jì)》與裴注的記載就客觀一些，似乎并不帶有道德評判，但是讀者卻可以從中讀出自己的體會，辛酸、感慨、氣憤、鄙夷，抑或幾種感情都有。時隔兩千年的風(fēng)雨，漢莽禪代的遺跡已完全消失在歷史的煙塵里，漢魏禪代還幸運地留下了受禪臺與受禪碑，成為那段歷史的珍貴見證。值得一提的是，“受禪表”碑還有證史之功，關(guān)于漢魏禪讓的具體日子，陳壽的《三國志》及裴注與“受禪表”碑有所出入，宋代學(xué)者歐陽修對此有所考證，認(rèn)為碑文所記的日子“十月辛未（二十九）”更符合歷史真相。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詩十九首·驅(qū)車上東門》），超越個體生命的局限而追求永恒和不朽，是人類永遠(yuǎn)的夢想。除文字外，依賴于金石以延長個體生命、達至不朽，也是一個手段。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國界的分別，西方為銘記功業(yè)立有高大的紀(jì)念碑和紀(jì)念柱，印度也有阿育王為傳播佛教所立的碑銘，中國則有高臺與石碑。曹丕為了紀(jì)念漢魏禪讓的功業(yè)而筑臺立碑，此舉除記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之外，也有示天下后世以清白、自明心跡的意思，但后人就真的如曹丕所希望的那樣，對他原諒了嗎？未必，可能在大多數(shù)人看來，閱讀這兩塊碑文就像在觀看一場政治鬧劇，歐陽修所發(fā)的感慨很有代表性：“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為之流涕也！其巨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yuǎn)也，豈以后世為可欺歟？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

　　翻閱史籍，又讓人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曹魏三祖對筑臺與樹碑情有獨鐘，似乎有一個家族傳統(tǒng)。曹丕的父親曹操是筑臺的先行者，他先是在建安十五年（210）于鄴城筑銅爵臺，后又在建安十八年筑金虎臺、冰井臺，這就是著名的鄴城三臺。曹丕更是變本加厲，除了為禪讓所筑的靈臺（受禪臺）以外，據(jù)《三國志·魏書·文帝紀(jì)》記載，還有四座高臺：黃初二年（221）筑的陵云臺，黃初四年筑的南巡臺，黃初六年筑的東巡臺，黃初七年筑的九華臺。筑九華臺的黃初七年正是曹丕去世的那一年，可見，從筑受禪臺作為開端，直到去世，曹丕的一生始終有著濃烈的“高臺”情結(jié)。

　　曹丕的兒子魏明帝曹睿則繼承了立碑的家族傳統(tǒng)，最有名的就是他為父親《典論》所立的石碑，《三國志·魏書·明帝紀(jì)》載：“太和四年（230）春二月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明帝本意是為父親所撰的《典論》作些揄揚，希望它與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樹立的“熹平石經(jīng)”一樣，為天下楷式，永垂不朽。但一不小心卻成了笑柄，因為《典論》所否定的西域“火浣布”在九年之后的景初三年（239）被證明確實存在。這年二月，西域使臣跋涉萬里，向曹魏獻上了火浣布，朝廷不得不命人將《典論》碑上的有關(guān)文字刊除。關(guān)于這件事，《搜神記》有詳細(xì)的記載：“昆侖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xué)，與石經(jīng)并，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于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三國志》卷四《魏書·三少帝齊王芳紀(jì)》裴注引）曹丕自己樹立的石碑，以及兒子明帝為他樹立的《典論》石碑，都想靠金石留傳千秋萬世之名，卻不幸成為時人和后人譏刺嘲笑的話柄，似乎在告訴我們，留金石之功，并非一件易事。

　　如今，曹丕所筑的其他幾處高臺都已蕩然無遺，曹睿的《典論》碑也已片石不存，只有曹操所筑的金虎臺巍然屹立在漳水北岸，還有見證漢魏禪代歷史的受禪臺和受禪碑矗立在中原大地之上，供后人登臨憑吊。作者：陳君【原標(biāo)題：高臺與石碑：見證漢魏禪代的歷史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