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從地獄回來的人

    非凡人生

    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好像孤雁，風往哪里吹，就往哪里跑，身不由己。——柏楊

    日本作家黃文雄說柏楊是“一個看過地獄回來的人”，他指的是上世紀70年代臺灣恐怖時期柏楊幾乎被臺灣當局槍決。

    但柏楊并不認為他是天下最受苦的人。回顧風沙滾滾的來路，雖然歷盡妻離子散、身

    陷囹圄的磨難，但他卻在五十余年里寫下了二千多萬字的著述，更以《丑陋的中國人》、《柏楊版資治通鑒》享譽中外。這一切，又使他對生活充滿了感恩之情。

    恐怖時期“臺灣只有你一個人敢講真話”

    遭遇了生離死別諸多變故的柏楊，上世紀50年代在臺灣開始寫小說，但在五六十年代的臺灣產生重大影響的，還是他的雜文。

    當時臺島所有的警察局和派出所墻上，都有九個字的斗大標語:“作之師，作之君，作之親。”柏楊認為這簡直是只有發高燒的人才能想出來的荒謬念頭，一個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師，已夠自大，還要當人民的君王，他認為其心可憎，最后還要當人民的爸爸，這就更不可寬恕。于是他在雜文中給警察先生取了一個綽號，叫“三作牌”，文章面世后引起很大的反響，以致后來人寫稿寫到警察時，往往用“三作牌”來代替。

    柏楊走進了眼睛看得到的社會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柏楊終于發現政治改革之所以困難，全由于傳統文化上的惡質發酵。因此他不斷呼喊，企圖來解除臺灣人心靈上滯塞的困頓之情。后來柏楊才知道，他這份盼望臺灣社會進步的沉重心態，正是把自己綁赴刑場的鐵鏈。

    1968年3月7日，柏楊被臺灣調查局以“共產黨間諜”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獄，要求處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12年。

    柏楊先被羈押在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10平方米的押房中，擠滿了赤身露體、只穿短褲的難友。當大家知道這個入獄的人是柏楊的時候，難友們發出一陣驚呼，有人說:“臺灣只有你一個人敢講真話。”

    牢獄生涯造就一位歷史學家

    羈押不久，柏楊身上已經沒有了肌肉，瘦枯的骨骼，被失去水分的焦黃皮膚包住。在難熬的監獄生涯中，柏楊讀到了《資治通鑒》，借古鑒今，他全身心地投入寫作，完成了三部史書:《中國歷史年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襲錄》以及《中國人史綱》。

    他用早上吃剩的稀飯涂在報紙上，一張一張地粘成一個紙板，凝干之后紙板就像銅板一樣堅硬。柏楊每天背靠墻壁坐在地下，把紙板放在雙膝上，在那狹小的監房里構思。困境中的柏楊建立了自己最基本的史觀:為小民寫史，而不是為帝王將相寫家譜、寫嘉言懿行。他想突破兩千年以來被視為正統的、以朝代為單元的體裁，改用世紀(100年)為單位，使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得以更明確地顯示出來，還想把歷史上那些令人頭昏腦漲的官名，一律現代化。

    美眾議院議長赴臺灣施壓蔣經國終于放了柏楊

    柏楊被捕以后，與他從未謀面僅僅書信往來的孫觀漢先生 (后被尊為“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在美國發動大規模的請愿活動，要求美國政府向臺灣當局施壓釋放柏楊，但未獲成功。

    對政治犯而言，坐牢是和暴君生命的一種比賽，看誰活得更久，誰活得更健康。柏楊決心參加這個比賽。

    結束柏楊監禁生涯的，是美國眾議院議長伍爾夫先生。孫觀漢在美國長達八年的呼號營救，終于讓美國政府下定決心迫使臺灣當局無條件地釋放柏楊。伍爾夫到臺北訪問，質問蔣經國:“柏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是:“柏楊自己愿意留在綠島指揮部當教官，如果不信，我們有他親筆寫的申請工作的報告。”伍爾夫表示他要親自去綠島，當面問個清楚。蔣經國的態度立刻轉變。1977年4月1日，柏楊獲釋，他感慨萬分，賦詩一首:“九年零二十六天/今日踉蹌回臺北/人物都非兩渺茫/去時家園如完甌/于茲覆巢鳴寒蟄/念我身老童心在/仍將丹忱酬熱腸/先把無窮感恩意/第一修書報孫郎/”

    差一點胎死腹中的《丑陋的中國人》

    出獄后，朋友們看到柏楊很孤單，便熱心地為他介紹女友，最后，在文化大學教授史紫忱先生做東的一次聚會上，柏楊認識了詩人張香華。1978年2月4日，柏楊和第五位妻子張香華結婚，相伴到晚年。

    1983年的一天，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先生到柏楊家中做客，柏楊談起把《資治通鑒》翻譯成現代語文的宏愿，王當場表示熱烈贊成。柏楊打算仿效“臣光曰”，另加“柏楊曰”，寫出自己讀史的心得，定名為《柏楊版資治通鑒》。這項寫作任務柏楊耗了十年心血，完成了七十二冊一千多萬字的《柏楊版資治通鑒》。這十年，幾乎成了柏楊的另一場新的監獄生活，書房成了囚房，他每天晚上連做夢都夢見《資治通鑒》。

    柏楊的另一本重要著作——《丑陋的中國人》，卻是差一點胎死腹中。開始寫《通鑒》的第二年（1984年），他夫婦倆接到美國愛荷華大學的邀請，參加該校為期三個月的國際作家寫作計劃。就在愛荷華唯一的一次演講中，柏楊演講了《丑陋的中國人》。在以往的任何地方演講，無論柏楊講得多么糟糕，演講結束時總會有些禮貌性的掌聲，可是這次演講結束以后，只有椅子紛紛移動的聲音，聽眾都靜悄悄地起立散去。平時已經習慣演講后為讀者簽名的柏楊，那一次卻沒有得到這種榮耀，這種情形讓會議主持者都覺得不好意思。

    一個星期后，一位南美作家把兩卷錄音帶子交給柏楊說:“一個中國大陸的學生讓我把這兩卷帶子交給你。”那是《丑陋的中國人》的演講錄音，柏楊請呂嘉行先生代為整理。柏楊非常感謝這位未留名姓的大陸學生，如果沒有這些錄音帶，是不可能有一經面世便洛陽紙貴的《丑陋的中國人》一書的。本報記者 陳旭【原標題：日本作家黃文雄：柏楊是一個看過地獄回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