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召公身世

    召公是周朝一位重要而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姓姬名奭，因他的采邑在召（今陜西岐山縣西南），故稱召公，亦稱邵公，是中華邵姓的始祖。

    召公經歷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個時期，輔佐王室，功勛卓著，是興周滅商和開創成康之治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在武王滅商和周公居攝之時起了與周公相當的作用。成王之后，康王繼位，周公已逝，召公又為顧命大臣，主持了康王繼位的冊命。

    關于召公的身世，或說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或說他僅僅是一般周室同宗。

    認為召公僅是周王室宗親的史料有：《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谷梁傳》莊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范寧注：“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后，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楊士勛：“分者，別也。燕與周同姓，故知別子孫也。”；《史記•燕世家集解》引譙周曰：“周之支族”。

    直接指出召公為文王之子的材料有：《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篇》：“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之子也。”；王充《論衡氣壽篇》：“召公，周公之兄也。”皇甫謐《帝王世系》：“邵公為文王之庶子。”推測召公為文王之子的材料有：《逸周書作雒解》：“周公、召公內彌父兄，外撫諸侯。”；《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暨列祖召公……。”

    據《左傳•僖四年》記載：僖公四年，齊以諸侯之師侵蔡伐楚，楚子使輿師詰難說：“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管仲回答說：“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這里提到的先君太公，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姜太公，他是滅商興周的謀略大家，而召公居然能給他下命令、賦予他征伐和輔政的權力，可見召公的顯赫地位遠非一般周室宗親可比。

    現有學者從各個角度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子的觀點。劉起釪先生《尚書校釋譯論》在解《君奭》時，支持歷史上皇甫謐所持的“召公為文王之子”的觀點，并引用近代于省吾先生的考證，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長子的論點。

    劉起釪先生的論點應該比較符合史實。
      
    二、 周召并重

    文王之時，周召二公已有采邑：周公旦采邑在太王所居之周地，人稱周公；召公奭食邑于召，故稱召公。召公是與周公地位相當的輔政大臣。

    《公羊傳•隱公五年》：“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何休注：“陜者，蓋今宏農陜縣是也。”；《史記•燕世家》載，“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

    陜是當時重要的地標，在今河南三門峽。自陜以東雖是“周公主之”，但為了平叛，召公也曾率領軍隊征討。周公八師東征，召公也起了重要作用。光緒二十二年 (1896年)丙申，山東黃縣萊陰出土了《旅鼎》（亦稱《太保鼎》），銘文作：“唯公太保來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盩師，公賜旅貝十朋，旅用作父尊彝。”太保（召公）參與了對夷族反叛的征伐，其事確鑿可征。

    經過三年戰爭，東方諸國的叛亂被平定了。周成王承武王遺志要營建東方的都城，于是命召公去選址勘測，最終確定城址為雒。雒邑營造完成后，召公委托周公上書，戒勉成王“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惟不敬厥德，而早墜厥命”只有敬德保民，“其疾敬德”，才能“受天永命”。（《尚書-召誥》）

《召誥》篇總結夏、商、周更替的歷史教訓，說“天亦哀于四方民”，凡是“不敬厥德”的王朝，就“早墜厥命”，體現了西周王朝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建國思想----這也是周公制禮作樂的指導思想。

    西周盛世，“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孔子由衷贊嘆：“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召二公，皆儒家圣賢，二公的政治實踐相輔相成，二公的思想精神一體相通。“五聲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于和也。圣賢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王安石語）周召二公相互配合，合奏出一曲中華文明的華彩樂章。

    周公、召公承堯舜文王及先王之德風，教化自岐周而行于南國，乃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將《周南》、《召南》列在《國風》開篇，以之為“民風之正者，風化之正者”，并對伯魚說：“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充分體現了孔子對周召之道的重視。

    關于《周南》和《召南》的區別，《詩序》（孔穎達《毛詩正義》）曾以“王者之風”和“諸侯之風”，鄭玄以“得圣人之化者”和“得賢人之化者”來分別“二南”，認為這都和周公召公道德的“級別”有關。

    蘇轍的看法則不同，認為《周南》和《召南》的分別是，在文王治理周朝時，以周公主內，召公主外。二者的區別只是周召二公的職事不同，與其孰圣孰賢無關。蘇轍釋《大雅•召旻》時說：“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耳。”（蘇轍《詩集傳》）

    《史記•燕世家》又載：“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說。”

    意思是說，成王年幼，周公輔政，召公對周公有疑而不悅，經過周公推心置腹的解釋才消除了芥蒂。這種說法在戰國時就流行。《列子•楊朱篇》云：“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西漢成帝時出現的《書序》、東漢時馬融鄭玄及之后唐宋時期的解經之書和類書多承此說。

    程頤認為召公不悅，不是疑周公，而是自己擔任了師保的職務，責任重大，所以不悅。朱熹及蔡沈等亦從文本出發, 提出《君奭》乃召公告老、周公慰留之文,文中實未見不悅之意。王安石指出：

“成王，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懼王之不能終而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悅焉。夫周之先王，非圣人則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后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而后太平，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后，則其不得罪于天下之民而無負于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不以為憂也。”（《召公論》）

    我贊同王安石的觀點。

    《君奭》篇周公引召公的話說：“在我后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又按《墨子•非命中》說： “于召公之非執命亦然，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天降，自我得之。”聯系這兩則引文來看，可推知召公并非不悅周公，而是不悅周王子孫不求進取的思想。

    西周初年，東方各國的叛亂平定以后，天命說又有所滋長，周王子孫也受了影響。召公反對“執命”之說，認為這種思想妨礙周王朝光大昌盛，周公贊同召公的意見。史官記錄周公這篇重要誥詞，名為《君奭》，可分四段：第一段周公強調事在人為，贊同召公非命之說；第二段周公廣泛征引史事，說明輔臣的重要作用；第三段希望召公同心同德輔助成王；第四段勉勵召公共同完成文王的功業。

    另外，“召公疑之”，還可以理解為召公憂自己重任在肩做的不好，疑自己不能為周公分勞。《初學記》卷十七引《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圣人分職，常戰栗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后乃與圣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